人生之初性本善，经商全凭善为缘。心字头上一把刀，滚滚利源满三江。
博大精深的怀药文化可以演变、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明清时期，怀庆商人（怀药商人）的大量涌现，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商人，并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纵观明清时期的怀庆商人，就一般而言，在商人的经营规模不断地扩大，商业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之后，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怀药商人广泛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后，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热衷于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人与官府、儒与商、商与农的对立，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是有所裨益的。
如在《明故恩荣寿官西田刘公妣孺人金氏合葬墓志铭》中记载了明代儒商刘冕轻财重义，广做慈善事业的义举。
“性好施予”，施棺、施粥、施茶、修桥、铺路，万历六年（员缘苑愿），“恩例，诏授寿官冠带。”
道光版《河内县志》中记载了河内人李庚，经商有了积蓄后：“曾立乡学，延请明师敬之，以故老生宿儒，均乐与之往来，其课子最严，子（李）涧源能承父志，攻苦读书，名誉斐然，道光元年岁贡生。”
乾隆版《孟县志》中载有孟县乔必达：
尝纠族人捐资并建先祠，家虽非素丰，而遇乡人婚丧缺费，率以所入修金助之。
乾隆版《怀庆府志》中记载清代孟县人张炳熤早年丧父，与母亲一起居省会祥符后赈济灾民的事迹。
习商贾业，每积居获息，辄多所施予。乾隆四年（员苑猿怨），开封大水，熤挟金，约贫者于佛寺，赒之，患平乃止。
乾隆版《孟县志》中记载了张炳熤之子张继行：
客祥符，卖丝归，丝中藏有白金一百五十两，继行送还丝客。又省城遭大水，继行持银一百三十余两，散给贫民，活者甚众。
嘉庆版《续济源县志》中载有清代济源宋家庄人李建元，亦农亦商，“后服贾邓州，慷慨乐施，邻里婚葬，凡告贷，皆量资之。”
绝大部分的怀商都具有重义轻利的优秀品质。方志中记载了不少商人重义轻利的事迹。
乾隆版《怀庆府志》中记载清代阳武人程希圣，父母早亡，哥哥程希元又移居原武，他独力营运，三十岁时，“积金千两”。
道光版《武陟县志》中记载清武陟人李如芝：
敦厚好义，以贸易起家，积数千金，凡族党有贫困者，辄周之。
道光版《河内县志》中记载河内人薛金章，早年家贫，朋友何宽，“饼师也，畜三十金，知薛诚朴，与作贸迁资，二人皆目不知书，薛善积，获利日赢，何时瓜分焉。”后来，何宽病故，薛金章非常悲痛，回去把经商积累的金银拿来，“置之几案，拜且哭，众起视，则白金千，积年出纳清册一，咸大惊异。”
明清时期，怀庆商人通过怀药贸易使自己发家致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与全国各地的商品流通，同时，也为全国各地的商贾在怀川从事商品贸易，提供了发展机遇。
但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性质，商人致富后，热衷于兴办义学、乡学、家庙祠堂等公益设施，培养封建人才，成为封建秩序的自觉维护者。这说明在封建时代，商人的贸易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却不能改变社会的性质。
中国的徽商文化、晋商文化，一南一北，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实，诞生于洛阳、郑州、安阳三大古都京畿之地上的豫商，也创造过令人称奇的豫商文化，只是豫商文化保留下来的东西不多，我们后人对豫商文化开发利用得也不够。
康百万是豫商的代表人物。我们就以康百万为豫商的代表，探讨豫商文化与晋商、徽商文化的不同之处。
北宋以后，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商业文明虽然南移，但中原地区的开封、洛阳、商丘等地，仍是商业繁荣地区。康百万家为河洛交汇之处，离古都洛阳较近，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他与当时较发达的山西晋商和两淮徽商，在经营上互有不同之处，简要比较如下：
从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向晋北、内蒙古甚至白俄发展；徽商则主要在两淮、江浙或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顺运河甚至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而康百万则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线，通过泾河、渭河、洛河、运河、沂河等水路，向周围发展，西部最远至兰州，东部最远达日本，北至京、津，南达沪、杭等地。
从经营内容看：晋商以票号、典当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以关公（山西解州人）之“义”，在经商处建会馆以结帮；徽商崇尚文化与政治，以丝绸、粮食谋取大利。徽商所至，多建园林别墅和戏楼，以文会友。康百万为代表的豫商，则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紧紧围绕土地做文章，以经营粮、棉、盐为主，处处设栈房，赚钱买地，哪里有康家的生意，哪里就有康家的土地。“土能生白玉，地可发黄金”，从土地的拥有量上，康百万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商人之冠。
在运载工具上，山西商人以耐风沙干旱的骆驼为主；徽商以船为主；而中原康百万则兼而有之，既拥有敢于在险峰恶浪中行驶的船队，又有适宜长途贩运的骡马“高脚队”。
在经营思想上，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从小就教育孩子怎样挣钱；徽商重官不重钱，赚钱为做官，从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豫商往往是深藏不露，“守中虚外”。可以这样说，河南人的优点代表了中国人的优点，河南人的劣根性也代表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传统道德的“学而优则仕”，“尊儒黜商”，“重农轻商”，在河南人的思想中一直是根深蒂固，而康百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冲破了这种禁锢，大胆经商，且以经商赚钱，教育子孙从儒进仕，讲君、臣、父、子，讲忠、孝、节、义；以公益为手段，修黄河大堤、建学校、赈灾民，赢得民心和朝廷的赏赐，达到做官的目的，回归正统。
在经营办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从小商贩开始，精打细算，各成体系，渐成气候，发展稳定；徽商则从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大的则走官府门子，盈大利，走红运，穷奢极欲，夸富斗靡，骤起骤落，昙花一现。尽管总体上徽商也活跃了三百年，但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台，难以像康百万那样，沉着老练，稳扎稳打，遇变不惊，处处为营，横跨三朝、十三代而仍然富甲一方。
另外，晋商长期在外，婚姻不幸；徽商灯红酒绿，多纳妻妾；康百万则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家教极严。
豫商的代表怀商，能够兼容优秀文化，使豫商享誉中外。怀商的大本营覃怀地区，位于山西、河南两省的交界处，与晋商山水相连，也是晋商挺进中原的第一站。明朝时的山西洪洞县向河南怀庆府一带的移民，使许多优秀晋商和具有晋商文化传统的人直接入住覃怀地区，为覃怀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而怀商也能从晋商的经营之道中借鉴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这些成为怀商迅速崛起的基本元素，也使怀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人们说：“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川精。”就是中国人认可怀川商人的一种方式。这里所说的精，一是精打细算，二是精明强干，三是精诚团结。
总体上说，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北宋以前，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关中地区和山西南部）一向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但是长期以来，又是动乱频率最高的地方。徽商（徽州六县的商帮）的始祖，是西晋末年大动乱、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末期南迁时由中原逃去的名族。徽州缘远姓，其中源怨姓是由中原迁去的。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宗族文化、门阀文化、婚姻文化、丧祭文化、伦理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等等，也传到了那里。地狭人稠、被逼从商的徽州商人，亦带有浓重的中原文化气息。
康百万先祖，是明初由山西迁来的。因而不管晋商也好、豫商也好、徽商也好，在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上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在崇尚河洛文化上，徽商和豫商更为贴近些。
在历史上，豫商虽不像晋商、徽商那样雄霸当世，富甲天下，但历代豫商对中国商贸经济的贡献，却是彪炳史册。
商代名臣伊尹是河南人，他很早就运用商品“重则至，轻则去”的流通规律，大力促进贸易，创造了商代的经济繁荣，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商业管理者；战国时的商业巨子兼政治家吕不韦是河南濮阳人，他筹划完成了“货天下”的宏图大业，堪称一代人杰。北宋的都城汴京开封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商业中心，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大大便利了市场流通；明代怀庆府药材商组织了紧密型的民间组织“怀帮”，使怀庆会馆遍布全国。清代河南巩义的康氏家族，富过十三代，辉煌四百年，船行六河，土地员愿万亩，成为一代豫商的代表。
这种连绵不绝的怀商文化，影响了怀庆一带乃至河南的民风。在河南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怀庆一带的八个县市一直名列前茅。尤其被称为“河南的温州”的巩义县，作为中西部第一个百强县，过去员猿 年一直稳居河南经济第一线，连续七年在全国百强县排名榜上名次攀升，被人们惊呼为“巩义现象”。
总之，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豫商文化，如一幅壮丽的《清明上河图》，辉映着人类商业文化的长廊。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所造就的勤俭、吃苦耐劳、踏实厚道、团结互助、白手起家的豫商精神，成为天下华商文化的血脉之一，使华商以鲜明的个性与犹太商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等世界著名商帮并肩而立，同台争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