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主导机制理论是继中性机制、联姻论之后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在60、7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学派或某些西方学者还未打破前一阶段形成的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并列的折衷主义的二元机制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荷兰的W．凯泽（主张自发的市场机制和中央投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意大利的F．维多（提倡建立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法国的莱·阿隆（主张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美国的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结合体）等。
澳大利亚的J．维京斯基强调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实质上它表现出这两种机制的和平共处，甚至是互相补充的协调一致的合作。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80年代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从以往倡导的二元机制论上升为市场主导机制论，强调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明确指出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或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市场主导机制论的主要鼓吹者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启动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不仅应力图克服社会主义思潮中由来已久的反市场倾向，抑制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用中央集权手段和计划方式干涉经济的倾向，而且进而把市场视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
他们详尽剖析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优点与弊端。在他们看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机制形式，因此新古典学派崇尚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大多数激进学派人士崇尚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正确的答案是：“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问题在于这两种机制中何种为分配资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场还是计划……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或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够有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有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
换而言之，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运作的“主导机制”或“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计划（而且主要是指导性计划）只是补充性的机制，它能改进市场的作用，而又没有威胁要取代它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即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这种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市场主导机制论无疑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不能因此贬低计划机制或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应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是与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家鼓吹的混合经济论有区别的。后者是讲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主导机制论。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上述理论，与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分立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巨着《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过程为其宏大背景和精湛注脚，提出了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三层分立模式。在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是透明度很高的现实，它是指乡村活动、作坊、工场、店铺、交易所、银行、交易会，当然还有与市场相联系的生产机制和交换机制。
市场经济意味着解放、开放和竞争，并且是一种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秩序。市场经济下层是一个不透明的底层经济即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建立在透明的市场经济之上的不透明层次是资本主义即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是资本家为了使交换变得对自己有利而不惜打乱既定的秩序，利用信贷和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为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
这种三层分立模式，实际上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概念。换而言之，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有时是反资本主义的经济。他说：“这个三层分立的模式是在观察到的材料几乎自动分门别类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可能读者会认为本书中最有争议的地方就在这个模式。这样岂不是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术语上分得过分清楚，甚至对立起来吗？我自己也并非毫不犹豫、一下子就接受这种看法的。我后来终于承认，在15-18世纪期间，甚至更早，市场经济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秩序。如同所有带强制性的秩序（社会、政治或文化秩序）一样，它曾分别朝上和朝下排挤自己的对立面和对抗力。”
无疑，布罗代尔的这一观点与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是一脉相承的。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前苏联、前东欧国家有市场，而且在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也有其适宜生长的土壤。其代表人物之一是阿根廷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普雷维什（1901年-1986年）。他早期是狂热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40年代首先提出反新古典主义的中心-外围概念，并将其发展成为着名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论和拉美经委会主义。但在后期推出“体制改革论”和“重新定位论”，并着手改造外围资本主义，使之成为既区别于“正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新古典派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这一综合可能是外围对其改造的特性作出的回答”和“外围发展的新途径”。
《外围资本主义》和《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这两部着述集中反映了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其主要观点是：
（1）综合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有益的基本要素，主要表现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综合。
在他看来，市场是经济效益的首要因素，并可以通过努力使市场改造成为一种兼顾社会效益的适当机制。他批判了新古典学派的下述观点：市场规律（价格体系及其均衡趋势）应该起经济最高调节者的作用。在他看来，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环境恶化、收入分配不公和落后国家资本积累等问题，而计划是一种“体制性机制”，计划机制的前提条件是“剩余的社会占有”而不是“剩余的私人占有”。因为后者必然导致混乱，阻碍着计划以有意识的、合理的形式对发展的诸种要素施加影响。这样一来，计划就获得一种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不具备的意义，从而成为为达到市场运转不能达到的目的而实行的一种高级干预，以及国家有预见地决定对脱离市场运行的生产结构实行重大改革。他批评正统社会主义的官僚化和臃肿症，主张成立一种有巨大独立性的制定计划的“技术当局”。
（2）体制改革的涵义就是实现（政治）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综合，在他看来，这种综合不是折衷主义的。它们原是从同一个哲学观念中产生的，然而，巨大的结构性障碍造成了它们的分离，但这决不会是最终的分离，两者在改造过程中必定重新汇合到一起。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指资本积累速度和收入分配应当成为集体决策的目标，以纠正结构性差异；为了保证剩余纳入社会用途，必须有社会主义。而自由主义是指生产和消费的个人决策，但涉及诸如生态保护等重要问题，也必须通过集体决策来决定，只要生产和消费的个别决策应由市场作出，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必要的。
西方学者十分明确地指出，普雷维什已舍弃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选择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经济体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阿伯特·菲什诺指出：普雷维什思想发展的第五阶段的成果，就是选择了“人道的、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把普雷维什列入发展经济学最杰出的少数几个先驱人物的行列，指出后者为了解决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危机问题，而“希望市场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诸种模式作了系统的归类和阐释的第一个人，首推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罗默。他在《社会主义未来》（1994年）一书中，主要对三种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作了概括。第一类是以工人管理企业的思想为基础的模式，其中包括雅克·德雷兹方案、托马斯·韦斯科夫方案和马克·弗洛巴依方案等。第二类模式的典型方案是由普拉纳伯·巴丹和罗默设计的，其特征是保留传统管理方式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第三类模式不触及企业所有权归属问题，主张通过企业和银行管理结构的改革来实现权力均等和收入均等，其中包括F．布洛克方案和科恩·罗杰斯方案。布洛克方案鼓吹“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主张通过立法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创立公有制商业、投资银行用以加强金融部门的竞争，并以雇员、股东和用户（各占1／3比例）组成董事会。科恩·罗杰斯方案即“联合民主”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给予社会团体（如环境保护协会、调查者协会、工会）以更大的政治权力，从而能有效地干预企业经营行为。这三种模式对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触动程度一个比一个弱，从而充分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改良性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第七节）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评说
作为西方国家非常极端的一种经济学派，激进政治学派是在一种历史的特定时代出现的。该学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批判正统经济学，建立与正统经济学相对抗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在许多方面甚至还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做出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理论结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出现的作用和意义。首先，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兴起向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派提出了挑战，进一步证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了“经济滞胀”的困境，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对其一筹莫展，而激进经济学派在队伍扩展和理论创建方面得到了很大发展，至少这正是当时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主流”的正统经济学理论处于困境的反映。其次，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出现，也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在批判正统经济学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一般都注意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把经济问题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经常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因而取得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