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对长征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长征是宣言书，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4年后，毛泽东的话言犹在耳，而历史完全兑现了他的预见。1949年在他指挥下的数百万大军进行了具有全新意义的长征：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而且数月后，蒋介石逃往台湾，大陆基本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果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那么1949年的南下则是判决书，宣判了蒋家王朝的灭亡；是收割机，收获了由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浇灌的胜利果实；也是铺路石，铺垫了南方建设新社会的基础。
南下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南下是一次历史性的人口大迁移，它对中华民族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我的朋友王晓天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告诉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就是经过不断发生的大迁移，融合并巩固为大一统的伟大民族的。据统计，由于朝代的更替、战祸频仍以及因各种自然灾害等引起的严重饥荒等原因，我国曾发生过许多次人口大迁移。其中主要的有六次：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4世纪初期的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以后，这是秦统一中国后第一次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移。由于“五胡乱华”，北方广大汉族居民逃往南方。现在两广的客家人，就产生于这次北民南迁。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南方人口迅速增长，北方的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8世纪晚期的唐朝“安史之乱”时期（775-783年）。这次人口迁移浪潮促进了我国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使四川、湖南、江西乃至整个南方的人口明显增加，南方人口与北方人口已经平分秋色。
第三次发生在公元12世纪早期的北宋末年。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今开封），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去，史称“靖康之乱”。此一事件迫使宋室南迁，建都建业（今南京），由此引发人口大规模南迁的浪潮，其结果是南方人口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自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第四次发生在公元14世纪中期后的元末明初。由于元朝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和民族歧视政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爆发了红巾军起义。作为红巾军一支的朱元璋乘势崛起，最后铲平群雄，建立明朝。至明成祖迁都北京，又带动了汉民族的北上。这是与历史上几次北人南迁不同的迁移趋势。由于明初统治者从政策上促进中原人口向四边转移，大量人口也涌入湖南，并出现了“江西填湖南”的局面。
第五次发生在公元17世纪下半叶的明末清初。这一次是清军入关引起的满族内迁，同时又伴随着战乱引起的北人南迁。同时还发生了中原的汉族向四边迁移，并出现了“湖广填四川”。四川原本人口有限，清朝平定了天下后，对四川采取了积极的人口土地政策，遂使得大量人口转向四川，而以两湖的人口最多。
第六次是公元20世纪上期日寇侵华战争引发的大规模难民西迁，估计迁移的总人口不下一千余万。
而我们这次南下应该说是历史上第七次大迁移了，而且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大迁移。
194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人口向南迁移的高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百万雄师，直指国民党统治最雄厚的江南广大地区，由各个解放区抽调的十几万地方干部，尾随南下大军去占领国民党统治区。南方巩固以后，南下军人和干部的家属子女相继南迁，估计总人数约千万人之众。在很短的时间内，人流、物流、文化流汇成壮丽的篇章，展现在中华大地上，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文化，包括新的习俗，向江南涌动。新的政权逐步在各地建立，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作为这次大迁移的亲历者，最直接的感受是这次大迁移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与交流。首先是南方人（这里的南方人具体指的是湖南人）和北方人互相加深了了解，消除了长期形成的隔阂和误解。过去北方人对南方人素有“南蛮子”之称，而南方人对北方人也有“北方佬”之说。现在北方人和南方人走到一起来了。北方人的那种憨厚、粗犷、豪放的性格和燕赵侠骨之气，给南方人以深刻印象；而南方人的刚正质直、朴实勤勉、创造气魄、勇于任事、注重实干等优秀品质，则受到北方人的赞誉。所以大家可以和睦相处，团结共事。其次，语言上的交流，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北方人初到南方第一个障碍是听不懂本地话，但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后来证明听懂比较容易，但能说则难上加难了。但是这个障碍还是慢慢地被克服了。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南下的所有干部基本上都能够听懂本地话，许多人不仅能听懂，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本地话。而南方的干部大都有中等文化，学过老式的拼音字母，他们不仅能听懂北方话，而且很快地学会了普通话，虽然有的人说的是“塑料普通话”，即许多发音并不规范的普通话。久而久之，普通话不仅成了官方语言，并逐步向农村普及。语言不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不同族群的重要标志。语言的融合和统一，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进步。再次，饮食文化的相互交流，改变了彼此的饮食习惯，使餐桌更加丰富多彩。北方人加入了湖南“不怕辣”的族群，学会了吃辣椒；北方人把饺子和各种面食带到了南方，逐步改变了南方人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结构。当然一开始是不习惯的，以至于当他们饱食一顿饺子之后，还说自己没有吃饭。有些南下的山西干部把醋文化和制作面食的各种技术如拉面带到了南方。这样，很少吃面食的南方也渐渐适应了面食。第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北方人的卫生习惯。南方曾经流传这样的说法：北方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即出生一次，结婚一次，死亡一次。这虽然是言过其实，但北方人由于缺水、气候等原因，的确较少洗澡，天天“冲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到了南方以后这个习惯改变了，逐步与南方的同志“看齐”了。第五，南北（人）通婚是文化融合最紧密的形式。南北（人）通婚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像这一次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此大规模的通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南北“合璧”的家庭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双方在生活的一切领域磨合和适应，可以扬其所长，弃其所短，达到新的境界。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埋葬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及其统治，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开创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纪元。而这次南下大迁移，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进行的，因此可以这么说，这次南下大迁移，催生了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志士仁人不懈追求、英勇献身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因此，我为能够成为这次大迁移的亲历者而感到自豪。
南下是一种精神。数百万南下战士的坚定步伐，体现了赴汤蹈火救民于危难的献身精神，张扬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敢精神，凸显了披荆斩棘、排除万难的无畏精神，明示了担当民族大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国家、汇入世界潮流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