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适时地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百万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江南挺进，直捣蒋介石统治中国的老巢——南京。为了接管江南广大地区，党中央决定从北方各根据地抽调约十万名干部随军南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演出的一场雄壮的活剧。国共两党进行的长达20多年的较量，将在美丽富饶的江南做最后的决战。
1948年12月28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1949年2月3日又做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于是，在所有已经巩固的解放区的广大干部中迅速掀起了南下热潮，我也成了冀东南下工作团的一员。从此，我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县是在2月中旬开始动员的。县委把全部干部集中在一个学校的操坪上，由县委书记西山同志作动员报告。他站在讲台上，以高昂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声音，号召大家报名随军南下。我像是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一样，毫不犹豫地响应了南下的号召。这与其说是一种觉悟，不如说是一种冒险精神，其中还掺杂着我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思想。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批准南下的通知。这时我才知道，全县的干部一分为二，一半留在本地，一半南下。但我们银行被批准南下的只有我一个。
如上所述，作为一名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孩子，我虽然不满15岁便参加了革命，但是，说老实话，我既不像出身贫寒的孩子那样有一种天然的要解放自己的阶级觉悟，也不是由于受革命理论熏陶而形成了坚定的政治信仰，而是被当时的形势所迫，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条个人的出路。换句话说，当时的我，既不是一个天然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叛逆者，是革命大潮把我卷入了革命队伍。
革命是一个大熔炉。俗话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银行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我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做以及喜怒哀乐都融会到了革命的洪流中。我的思想在潜移默化地发生重大变化。我开始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开始朝剥削阶级的叛逆者和革命的同情者的方向转变。随着立场的转变，我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产生的思想包袱也越来越重，经常处在政治高压的抑郁中。我羞于谈论自己的家事，不敢回家探视父母。甚至在我的政治逻辑上，也渐渐地把父母划入了敌人的营垒，而不屑于眷顾他们了。我时刻都在想摆脱这种政治上的尴尬处境。现在机会来了，可以南下了，一走了之，可以完全丢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包袱，这就是我当时要求南下的真实原因。
至于对南下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包括流传的那些关于南方的离奇古怪的传说，我的态度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对于南下，我是义无反顾的，颇有一点“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味道。
报名之后，组织上给被批准南下的人安排了做准备的时间，让他们回家探视，与亲人们告别。别人都这么做了，唯独我一个人呆在县城里，没有回家。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回家去看看生我育我的父母和疼我爱我的祖母，我也知道，这一去虽不能说是永别，但后会将遥遥无期。但是一想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家庭出身不好，这涉及到立场问题，我就强迫自己把骨肉之情严密地封闭起来，用绝情的举动来显示我革命的坚定性。
今天回头来看，说明“左”的政治压力的可怕，它可以压抑人的天性，扭曲人的心灵，销蚀人的情感。在当时来说，这或许是被人们称赞的立场坚定的表现，但从今天来看，不能不说是对人性的一种扭曲。
我虽然没有回家，家里还是获悉了我要南下的消息，整个家庭顿时骚动起来。自1947年离家到县银行工作以来，近两年时间我几乎没有回过家，虽然我的活动半径始终在距家不过几十里的范围内，我母亲曾经到处打听我的消息，也到处找过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知道我离他们不太远，加上后来的政治环境慢慢地好起来，所以我的长期不归并没有引起他们很大的担心。这一次却不同了，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即将奔赴千里之外的南方，踏上战火纷飞、荆棘丛生的征程，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父母，他们的焦虑和担忧可想而知。他们多么希望能劝我留下来啊！
于是，有一天，父亲进城来偷偷把我约到街上，深情地劝我不要南下，以他的知识和见闻告诫我南下有多么危险。他说：“你年纪太小，还是个孩子，这一去前途未卜，风险太大。”父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完全成了耳边风。父亲只得黯然离去，临走时一边往我手里塞了几块银圆，一边不住地念叨我祖母曾说过我的那句话：“勤头（我的乳名）真是吃了迷魂汤了。”
多少年以后，有一次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朱先生描写他父亲的背影，与我父亲当年劝阻我南下无效而黯然离去时的背影何其相似啊！可是，由于出身经历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我当时却毫无朱先生那样的感受。至今想来，仍然感慨唏嘘不已。我当时对南下的态度，标志着我已确立了选择自己道路的决心与志向，也标志着我开始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觉醒。
南下，意味着人们刚刚结束了出生入死的游击生活又要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意味着从此将远离养育呵护过自己的父老乡亲，离开自己的美丽故土，去一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意味着将割舍亲情和爱情，远离温馨幸福的家庭……所有这一切，即使是对那些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老”是相对我来说的，其实他们当时年龄都在二三十岁之间）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不能不激起他们心底的波澜，拨动他们的心弦。我的这种毫不犹豫、毅然决然的态度，在即将南下的同志们当中可能是一个例外。除了上述思想基础外，也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味道。
记得当时也的确有个别人在南下之前害怕了，退缩了。一个区的财粮助理为了逃避南下，竟然朝自己的大腿开了一枪，他本人因此受到处分，成为笑柄。但是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他们不愧为革命的老战士，在战争的年代里，他们连死都不怕，何惧南下？所以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步伐踏上了南下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