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新四军里，除了医务、无线电、兵工厂技工和远处聘来的大学教授等专门技术人员以外，无论何人都没有薪水的。现在每月发的只有一种“零用钱”，计士兵、马、小鬼（即青年勤务兵）、青年队员和学习员一律一元半，排长两元，连长二元半，营长至军长是三元至四元，因此项副军长只有拿三元半。
记者这次在新四军司令部与项副军长一起生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经过记者一番细心的观察，觉得项英将军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曾参加当时的五卅大罢工，1925至1926年，在武汉总工会担任纠察总队长，后来在内战期间，他曾经一度受伤。现在，我们只要一看他魁伟的体魄，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在战争生活洪炉里锻炼出来的人。他现在身为副军长，穿的却是青布军服，黑布平底鞋子，出外步行，不带护卫，并且时常和伤兵、马、老百姓们很和蔼地谈话。他住的是一所农民的房子，出极低的房租。据住在隔壁的一个农民说：“他平常每天很早起身，但每晚办公却非到午夜一二点钟不睡。”由于项军长的和气，因此老百姓们与他感情很好，时常邀项英到他们家里吃饭，有的则烧小菜做糕饼来送给项英，甚至有几个老百姓在一个月之前，就来向他恳说：“下个月住在我的家里去吧！”
项英虽则是十足工人出身，但是他却不是一个老粗。他不但待人接物有着适度的礼貌，而且他还非常虚心学习。在他的书桌上除了讨论各国的军事技术书本外，还有许多最新出版的社会科学名著。项英今年虽已41岁，但他却时常对记者说：“新四军作战到现在只有半年，年龄极轻，需要加紧学习。同时兄弟（指项自己）也是年轻的，可以说我的生活还是一个刚刚开始，因此更需要加紧学习。”
此外，我觉得项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健谈和演说的天才。上海英文《大美晚报》的白得恩（Jack Belden）是一个善于盘根究底发问题的外国记者，他在西北与东南战场上，会见过很多的中国军人领袖，他觉得能够像项英将军这样认真爽快，而且彻底回答问题的，在中国军人中是不可多得的。据一位正在教导营受训的青年学习员对记者说：“我们最喜欢听项军长的演说，因为不仅是他的声音洪亮，使数千人都能听见，而且他的演说方法确能引人兴趣的。有一次项军长刚从延安出席六中全会回来，就立刻召集教导营全营青年做政治报告，项军长把国际新形势讲了二小时，把国内军政形势又讲了二小时，再把六中全会的决议—如何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和如何使国共两党更进一步紧密合作，以取得最后胜利，竟讲了三小时，前后一起讲了七小时。项军长一边讲，一面吸香烟，愈讲愈兴奋；我们站在台下的数千青年同志，面对着项军长的演说姿态，全神贯注地听着，听着，我们当时不仅忘掉了脚酸，而且忘掉了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