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将《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周礼》本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所建的“官政之法”；《仪礼》的《经》相传出自周公，《传》则出于孔子及其后学；《礼记》的内容庞杂，体系不一，大概出自孔门各派后学之手，用来阐发儒家学说和礼的蕴藉。“三礼”之名始见于东汉末年郑玄注“三礼”，因郑玄特崇《周礼》，后人又尊崇郑玄，所以《周礼》被列为“三礼”之首。“三礼”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典制的重要史料，也是儒家的经典书籍。但是“三礼”中存在的悬疑很多，故两千年来一直是经学史上争讼的焦点。
《周礼》的发现过程与成书年代之争
现存的《周礼》在西汉时本名为《周官》，刘歆奏《七略》时仍沿用此称，直到王莽新朝刘歆奏请列于学官时，才更名为《周礼》。
《周礼》仅有古文，没有今文。所谓今古文之分，就是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大多文化典籍皆被焚毁，汉朝兴起之后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口头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因而这些用今文书写的经典被称为“今文经”。后来又在孔子旧宅等处陆续发现了许多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这些用秦统一前的文字抄写的典籍就被称为古文经。《周礼》仅有古文，也是说《周礼》是用先秦的篆书书写而成。关于《周礼》的发现过程，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一说发现于汉武帝时；一说为河间献王所得；一说为河间献王从李氏手中所得；一说为与《古文尚书》同时发现于孔子宅壁；一说为与《逸周书》同为孔安国所献。考诸家之说，皆有纰漏，难以确定。但有一个事实可以确定，在西汉以前，《周礼》不为人所知，先秦诸子议论周代礼制的文章不在少数，但没有人明确提出有这么一部书，直到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时，方才提及周公作《周官》。汉惠帝解除挟书之令、广开献书之路后，这些成书于先秦的古文经书纷纷得以现世。之后这部书又因藏于皇家秘阁，直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藏书时，才得以重现人间。最后因刘歆推荐，在王莽篡位时被列为学官。
《汉书·艺文志》称“《周官经》六篇”，即《周礼》原有经文为六篇，其篇目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目前只存前五篇，第六篇《冬官》缺佚，以《考工记》补之。“司空”本是主管百工之职，所以《冬官》亡佚后，后人即补以记述先秦手工业制造工艺及其流程的《考工记》。
关于《考工记》的补写情况，也有不同说法。但不管《考工记》补于何时，根据书中有“秦卢”、“郑刀”的记载，可知应当成书于西周孝王和宣王之后，因为秦始封于西周孝王时，郑始封于西周宣王时。又根据《南齐书》记载，在文惠太子萧长懋镇雍州时，有人盗发楚王墓，发现了由青丝编的几十编竹简，当时王僧虔看后说：“是蝌蚪书《考工记》。”可知《考工记》在秦朝统一以前成书。
目前对于《周礼》成书的年代基本有6种说法：
1.认为是西周时期周公所作。《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自《史记》以后，历代名家大儒都持这种说法。刘歆认为《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郑玄也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中土。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认为《周礼》是周公为成王所制的“官政之法”。其后宋人朱熹也认为《周礼》是周公遗典。清人孙诒让也认为《周礼》是周公对西周以前经世大法的总结。
2.认为作于西周晚期。日本学者林太辅详细分析《周礼》所见的宗教、政治制度以及人伦思想后，认为该书作于西周厉王、宣王、幽王时代；蒙文通先生也在《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中认为《周礼》虽未必为周公所作，但“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
3.认为作于春秋。今人刘起认为“《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没有受到战国官制的影响”；金景芳也在详细考察《周礼》所言官制与周制的差异后提出《周礼》为平王东迁后某一接触西周王室档案的史官所作。
4.认为作于战国。此说始于东汉经学大师何休，他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汉儒张禹、包咸等咸从其说；其后清人崔述、皮锡瑞，近代学者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均持此说。此说为目前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说法。
5.认为作于周、秦之际。毛奇龄在《经问》中说《周礼》“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梁启超也说《周礼》是在“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日本学者池田温也认为“《周礼》基本为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以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书。在其内容中，作为素材的那些被认为是从周至春秋战国的诸制度和诸事物，乃是经过种种加工而收入进去的”。
6.认为是西汉刘歆的伪造。《周礼》在王莽篡汉、宇文周改革和王安石变法时被封奉为圭臬，所以关于《周礼》成书年代的争论杂有政治斗争的复杂色彩。此说法始于宋朝，代表人物是胡安国、胡宏父子，目的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后康有为、钱玄同以及徐复观、侯家驹等人皆持此说。
根据以上诸家之说，《周礼》的成书年代前后相差千余年。从《周礼》的内容看来，《周礼》并非一部礼书，而是综合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王室和各诸侯国官制的书，其间也夹杂着战国时期有关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以及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的成分。《周礼》之礼繁多而完备，可见并非一朝一夕即能完成，也非出自一人之手，其成书年代固非西周初年。但在西汉之时已被司马迁、匡衡、《大戴礼记》等所援引，可知此书不是王莽时期刘歆的伪造之作，其成书年代当在东周时期，其主要建制仍出于周公的思想，而且也确实反映了周初礼制的基本情况，仍不失为反映西周社会生活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
《仪礼》的作者与今、古文之争
旧说“《周官》为本，《仪礼》为覆”，即《周礼》是周代建制的根本大法，而《仪礼》则是周代贵族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仪礼》共17篇，大致分为冠昏、丧祭、朝聘和乡射4类。
在汉代以前，《仪礼》称为《礼》、《礼经》或《士礼》。《史记》中记载的《礼》指的就是《仪礼》，《史记·儒林列传》又称为《士礼》；《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礼经》指的是《仪礼》的古、今文，《礼记》在131篇记中，《周官经》别附于后。东汉郑玄注“三礼”时称《仪礼》为“今礼”，可知东汉时也无《仪礼》的名称。至于《仪礼》的得名大概是在东汉末年至西晋末年的百余年间，直到唐代刻九经时始定名为《仪礼》，遂沿用至今。
《仪礼》所载的仪式非常规范和严密，可见并非作于西周初年，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东周时期，朱自清则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产物。无论成书于东周五百年还是战国二百年，《仪礼》记载的种种礼仪必早于此，因而是一部记录战国以前贵族生活中各种礼节、仪式的专书。
至于《仪礼》的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仪礼》与《周礼》一样，同为周公所作；一说则认为《仪礼》17篇为孔子所定。宋人郑樵说：“《仪礼》一书，当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损益三代之制，作为冠婚丧祭之仪，朝聘射飨之礼，行于朝廷乡党之间，名曰《仪礼》而乐寓焉。”清人胡培也说：“非经周公莫能作”。而《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儒林传》都认为《仪礼》为孔子所作。自司马迁、班固之后多承袭此说，在《礼记》中也有多处记载孔子擅长礼学的记载。考察《仪礼》中的某些内容也与《论语》吻合，有些字句甚至与《论语》相似。因此目前学术界多倾向于《仪礼》为孔子所作。
相传孔子为了深入研究和掌握周代礼仪，专门赴周，并向当时担任柱下史的老子请教礼。后来经孔子搜集、整理，编订成17篇《礼》，又称《士礼》，作为向弟子讲授礼的教本。秦焚书坑儒之后，汉初儒生以记诵传经，《礼》为鲁国人高堂生所传。汉武帝时，在孔子旧宅发现了大量壁藏经书，其中有古文大篆书写的《礼经》56篇，其中有17篇与今文书写的《士礼》相似，于是《仪礼》遂有古、今文之别。《汉书·艺文志》记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这多出来的39篇被称为《逸礼》。宋人朱熹说：“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一般古文学家认为《逸礼》39篇可信，今文17篇是秦燔灭文章、典籍后的余烬；而今文学家则认为今文17篇就是《仪礼》的完整经典。如果39篇《逸礼》真的不存在的话，今、古文17篇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礼记》49篇来源之争
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在传授《士礼》经文之时，往往对经文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发挥，或举古今事例以资说明，这些阐发经文的内容就称为“记”。《仪礼》17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和《有司》4篇外，其余13篇都有记。西汉时，这种阐发的“记”篇幅很多，《汉书·艺文志》记载：“《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其中《记》和《王史氏》下面都说明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可见这些都是儒家礼学各派世代传习、汇编的内容，作为讲授《士礼》的参考，没有独立成书。其后，有人对这些“记”进行筛选，删繁去复，编辑而成《礼记》。
《礼记》有大、小戴《礼记》之分。大戴指戴德，小戴指戴圣，二人为叔侄关系，同为汉宣帝时后仓的弟子。大、小戴分别删礼学诸派所作的“记”，编了一个选辑本，作为自己讲授《士礼》的资料。戴德所辑的选本称为《大戴记》，共85篇，今存39篇；戴圣所辑的选本称为《小戴记》，共49篇。到了东汉末年，大儒郑玄分别为“三礼”作注，由于所注的“记”为《小戴记》，所以《小戴记》地位迅速提升，与《士礼》分离而独立成书，并逐渐成为《礼记》的专书，现今的《礼记》指的即是《小戴记》。
关于《礼记》49篇的来源历来也是礼学家争论的焦点。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只记载《记》有131篇，认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末郑玄撰《六艺论》时说：“戴德传《礼》八十五篇，则《大戴记》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始有大、小戴记篇数的记载。其后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叙论》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戴圣删《大戴记》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记》。后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又始有戴圣删戴德《大戴记》而成《礼记》的说法。《隋书·经籍志》又说戴圣所删的《小戴记》只46篇，其中《月令》、《明堂位》和《乐记》则为东汉马融所增。直到清代，诸多学者才否认前说，钱大昕认为《礼记》49篇中的《曲礼》、《檀弓》和《杂记》3篇因内容繁多而分为上下两篇，实际应该是46篇，与《大戴记》85篇正合《汉书·艺文志》所说的131篇，可见《小戴记》并非删《大戴记》而成。
《礼记》的内容，根据梁启超在《礼记题解》的分类可分为5个部分：一是通论礼意和学术思想的部分，如《礼运》、《经解》、《乐记》和《缁衣》等篇，是49篇中的精彩部分，其中《大学》和《中庸》因备受儒家推崇而另辟为儒家经典，单行于世。二是解释《礼仪》17篇的专论，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和《聘义》等篇。三是记载孔子言行及其时人杂事的篇章，如《孔子间居》、《仲尼燕居》等篇。四是记述古代礼仪典制带有考证性质的篇章，如《王制》、《曲礼》、《祭统》、《丧大记》、《丧服小记》等篇；五是《曲礼》、《儒行》、《少仪》等篇中记录格言的部分。《礼记》虽然成书较晚，言辞间或有附会，其内容也有互相抵牾的部分，但所述的内容大多保存了儒家旧籍，可以考察古代的典章制度，是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典籍，同时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周礼》、《仪礼》和《礼记》虽然都不是西周时代成书的典籍，但是它们的内容或多或少保存了周代礼仪典制的原貌，大致反映了上古社会生活的情况，同时也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周公制礼作乐思想的秉承和追述，所以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礼记》虽是儒生后学对礼所作解释的结集，其中根据“礼”而阐发的治国安邦之道，仍是对周礼的理解，也可作为今天研究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