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400余年间，战乱四起，出现许多名将，例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创造出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且被总结写成兵书。例如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尉缭的《尉缭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孙武的《孙子兵法》。
孙武（约前547～前485），齐国人，他出身贵族，因齐国内乱，随父亲流亡吴国，隐居郊外躬耕，潜心钻研兵书。吴王阖闾即位后，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称霸天下。孙武经伍子胥推荐，把自己撰写的兵法13篇呈献给吴王，受到吴王器重。他曾率3万士兵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进楚国都城。从此，吴国“北威齐晋，显名诸侯”。此后不久，他就辞官归隐。
《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形成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
孙武对战争采取慎重的态度。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王和将领不能轻易兴兵，要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正是由于持这种重兵慎战的态度，孙武主张要认真全面的研究战争的各种因素，“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孙武认为战争必须是正义的，方可取胜，他主张战争应该“唯民是保”。战争不能以灭国杀人为目的，要设法通过战争达到和平。《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孙武的军事哲学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战争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驻军要选择避免背阳潮湿的地方，防止疾病；同时要善于利用水、火等形式进攻敌人。战争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只能相信众人的力量。“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
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优秀的将帅要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此将在外可“君命有所不受”。治乱、勇怯、强弱的矛盾对立都是可以转化的，“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提出许多带有辩证色彩的作战原则和方法。如“因利而制权”、“与敌变化”、“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等。
春秋战国时期，作战重信义、讲礼节的传统已被破坏，“诡诈”或者说“智谋”成为用兵的核心。孙武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诡道十二法”中，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对春秋战国军事谋略史的深刻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