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引起文化学术领域的创新。原来藏在官学中的典籍散落民间，掌握知识的新士人阶层兴起，种种因素，造成学术的下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中华民族以后的文化发展轨迹产生不可估量影响的一批思想巨人先后出现，宛若我们头顶的恒星，光耀千古。孔子便是这些巨人中的一位，他是儒学的宗师，又被尊为新式教育方式——私学的开创者。
孔子生平和“仁”、“礼”之说
孔子（约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后来避难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在鲁国做下级官吏，十分威猛。根据《左传》记载，有一次叔梁纥跟从鲁军进攻阳城，一部分鲁军攻进城去，这时守军放下城门，要把鲁军拦腰截成两段。就在这时，叔梁纥冲上前去，竟然用双手撑住了悬门，城内鲁军得以撤出。叔梁纥晚年娶了一个名叫颜徵在的女子为妻，生下了孔子。
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但是他身在礼仪之邦鲁国，从小受到鲁人好礼风尚的浸染。他小时候做游戏，常常摆放些盆盆罐罐当作礼器，好像举行礼仪的样子。孔子曾经说：“我少贱，多能鄙事。”他做过看管仓库、管理畜牧的小吏。因为常在贵族家里当些贱职，孔子从中也习得了当时贵族阶级的种种礼文。
孔子创建的“仁”学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儒家学说的思想基础。关于“仁”，孔子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解释。例如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这里的“仁”，是理想的道德标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包含有爱民、养民、利民、富民和教民等内容。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所谓的“忠”；又说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所谓的“恕”。“忠”，从积极的方面促进人的合作；“恕”，消极地弥解人类的冲突。
颜渊也曾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至于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孔子学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孔子不仅懂得当时现行的礼，他还注意到礼的沿革和本源。“礼”最重大的是祭，推究祭的心理根据，是人类的孝悌之心，推广孝悌之心，就是“仁”。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
西周到春秋学校教育的变革
孔子不但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教育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典教育发展完善并臻于全盛的阶段。学校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渊源。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各个部落就有学校的前身—公房一类的教学机构。进入阶级社会的夏、商、周三代，都有自己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其他文献记载与《孟子》有所出入，但痒、序、学一类教学机构的存在是无疑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教育方面，建立起中国最早的官学制度。当时的学校都由国家兴办，西周王室和诸侯各国在京畿和诸侯国都设立的学校称为国学，那些设在郊区乡里的叫做乡学。国学是贵族学校，又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小学是初等学校，国学学生念完小学，可升入大学进一步深造。他们一旦完成大学学业，经过官方考核，成绩优秀者可以担任国家高级官吏。与国学相比，乡学则地位相对低下，它是招收郊区国人子弟入学的平民学校，只相当于国学的小学程度。它的学生完成学业后，经过层层筛选，只有少数成绩特别优异者可进入大学，还有成绩优秀的，可出任地方政府的官员。至于比较偏远地区的居民—“野人”，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国学中讲授的内容由官方规定，主要是六艺。小学阶段学习书、数等课程，大学学习礼、乐、射、御等课程。国学中没有专职教师，老师由那些有学识的国家官员兼任。由于西周实行世袭官制，学官由官员兼任，所以也是世代相袭的。
西周时期，天子控制着教育大权，也垄断着学术。宗室京畿，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文化教育中心，集中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和人才。进入东周时代，王室衰微，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威；它直接控制的领地很小，地方诸侯不再按制度经常性地向中央纳贡，王室财力枯竭，学校连维持下去都感到困难；再加上王室内部为争夺权力发生内讧，造成学员四下离散。这样，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日渐瓦解。随着政治、经济权力的下移，学术也随之下移。从周室逃离到各诸侯国的官员，其中多数是有知识、有技能的文官，他们在出走的同时也带走了自身掌握的文化学术。昔日由政府掌握的学术，逐渐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很多人掌握了知识和技艺，从前的官府之学也成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的渊源。
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各国为了谋求霸权或求得生存，招纳贤才不遗余力。在旧官学体制瓦解，而诸侯国又忙于攻战无暇顾及教育的时候，对一种能够承担起培养人才的新的教育模式的急切需求产生了，私学由此应运而生。
所谓私学，是个人进行的办学活动，它与官学相对，完全从国家机构中独立出来，摆脱了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体制。私学是一种相当自由的办学方式。各国对私学没有什么条款的限制，甚至对讲授的内容也不加干预。私学的创立者中，多是当世声望高隆的学术大师，是独立的自由职业者，官府不负担其薪水和日常教学开支。教师根据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安排课程，例如儒者讲解六经，宣扬仁义之学；阴阳家讲授天文历象；而法家则传播刑名之术等等。当然，为了维持教学活动的进行，学生就学时要交纳学费，同时负担自己的开销。他们师从哪个老师也完全凭个人意愿，如果对老师传授的课程不感兴趣或者认为老师水平有限，都可以自行离去，转投他门。在私学中，师生之间不再是西周官学中的上下级关系，而转为学业上的师徒关系，师生之间的情感也是从学业上建立起来的。老师对学生言传身教，关心他们的学习和进步，而学生接受老师学业教导，尊重老师。
私学的老师往往也是抱有一定政治理想的士人，他们聚徒讲学，宣扬自己的学说，私学也因此成为各家学派的论坛和基地。这些思想家兼教授为了使自己的学术能在现实政治中实现，游说于诸侯国之间，所以他们讲学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场所，叫做“游学”。这样一方面可以招收更多的学生，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力。一般来说，某家学派的理论越具特色，社会声望越大，吸引的生徒也越多。游学是私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一个独特功能。游学活动的展开，活跃了学术空气，扩大了学术影响，拓宽了弟子们的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交流。例如墨子本是鲁国人，曾经游学到宋国，还做了官。
私学第一人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的私学林立，人们一般认为孔子是创办私学的第一人，现在看来，孔子办的私学，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相当成熟，应该是吸收了前人开办私学的经验。据一些零散的古籍记载，在孔子之前或同时期，已经有一批有识之士创办私学。例如周室的老聃，楚国的老莱子，都曾经授徒讲学，而与孔子同时期在鲁国讲学的王钇也很有名，孔子还曾经表示希望能够拜会他。但是由于关于孔子办学的历史记载最多，他的办学成绩卓著，培养出的人才也最多，把私学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所以我们还是尊孔子为先师，推他为私学的首创者。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在自己的祖国鲁国三次办学，又曾经两度外出游说于诸国，在这期间也招收了很多学徒。他一生潦倒，学说不被接受，但是培养了一大批衣钵继承者。
孔子第一次公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学生若虔诚求教，只需“自行束上”（就是送上一份礼物），而不论他的出身、性格、趣向如何。孔子招收的学生，没有年龄、贫富和社会地位的限制。从年龄上说，他的弟子们老少参差不齐，其中颜元繇只小孔子6岁，较年轻的公孙龙则小孔子53岁。学生们贫富差别也很大。孔子最钟爱的学生颜回，吃喝是“一箪食，一瓢饮”，住“在陋巷”，人不堪其苦；而另一个著名弟子端木赐（子贡），出生在春秋时期的一个著名富商家庭。在社会地位上，孔门弟子也是贵贱有别。例如公冶长，曾经因犯罪被判刑入狱，颜涿聚曾是一位大盗，而孟懿子、南宫敬叔则是贵族子弟。孔子授徒还不受地域的限制，其门人很多来自诸夏之外的蛮夷之邦，而孔子也多次希望到开化未足的东夷去施行礼义教化。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普及教育观念，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的教学内容很丰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六艺教育，是继承了西周官学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内容。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虽众，但孔子似乎讲射和御的内容较少。六艺之外，孔子还教授儒家典籍六经。经过西周末年的变乱，原来藏于周室的图书散佚很多。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两次整理古籍，并加以改编。六经，就是孔子整理、删定后的定型教材。
孔子在实践中建立了先秦最为博大精深的教学原则和方法的体系。他承认人在性格、气质、才能等方面是存在差异的，主张“因材施教”。例如子路和冉求先后问孔子一个问题：“听到了道理，是不是马上就去做呢？”孔子回答子路说：“有父兄在，为什么不先请教他们呢？”而对冉求的回答却是：“听到道理，马上去做就可以了。”孔子另一个弟子公西华就问：“先生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呢？”孔子说：“冉求遇事退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性格急躁，所以要约束他不要蛮干。”此外，《论语》中还多次记载了孔子对弟子们的不同评价，孔子根据他们的特点实施不同的个别教育。孔子善于启发诱导学生，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对于学习中获取外部知识和主观消化吸收的关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有一句名言：“温故而知新”，讲的是学生掌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形成能力，并独立获取新的知识。凡此种种，都是孔子对于教学的创新和独到见解。
孔子一生游学足迹遍及鲁、卫、曹、宋、楚等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招收的三千门徒遍于天下，使儒学在夷夏诸邦都播下了火种。在他死后，其弟子散游各国，“大者为师父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孔子的“流动教学”—游学在交通不便，时局动荡的条件下，显得十分辛苦，更让孔子灰心的是他的学说得不到采纳，但是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未曾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学生中，他更为喜欢的也是那些能够做出实事的早一辈弟子，而不是纯粹学习《诗》、《书》的后生。
孔子以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他死后，弟子们悲痛之极，为他守墓三年方才各自散去，而学生子贡缅怀老师未已，在墓旁结庐又生活了三年。孔门弟子对于孔子的感情，代表着春秋战国时期学生们对私学老师的普遍尊崇。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入到教育行列之中，以一家之言立教。其中最突出的有墨子、孟子、荀子等人，他们以所学传习天下，私学门户纷呈而又不拘于私见，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繁荣局面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