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聚书，大多不数传而烟消云散，罕有保存二个世纪以上者。“无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无力而散。”更难免遭受战争和水、火、虫、盗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所以，藏书家们往往对于“人亡人得，聚散无常”的现象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在那时，由于历史的局限，人们不可能认识旧社会众多悲剧都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文化都受封建专制政治和私有制经济的制约，随着政治的动乱和经济的衰落，无论官私藏书楼都必然地要逐渐走向衰亡。
天一阁是至今幸存的唯一延续四百年之久的一个古老藏书楼。它同样受到过旧社会无情的摧残。早在乾隆“承平盛世”时，封建帝王就明令“采进”，大量藏书被侵夺。在以后的战乱岁月里，又多次遭受坏人的盗窃。光绪三十四年，学者缪荃孙登阁观书时所见，远非嘉庆年间阮元编目时的盛况。过了二十多年，赵万里先生南下访书，那时天一阁更为破败，不但周围“一片荒凉”，而且书楼面临着火灾的威胁。
最早记述天一阁藏书散出的是清代史学家全祖望，他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自易代以来，亦稍有阙佚，然犹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时来借抄。”但是，康熙间黄宗羲的学生李邺嗣却说：“天一阁所藏书最有法，至今百余年，卷帙完善。适余选里中耆旧诗，公曾孙光燮为余扫阁，尽开四部书使纵观，因得郑荥阳、黄南山、谢廷兰、魏松雪诸先生诗集，录入选中，俱前此选家所未见，其有功吾乡文献为甚大矣。”并未提到明清易代之际书籍有散佚。我们拿早期的天一阁藏书目录比对，虽然各旧目记录不全，但仍可看出，在范钦去世以后至范懋柱进呈图书之前的一百八十多年间，天一阁藏书续增或散出的数量都不大。
天一阁藏书的大量散出是乾隆三十八年呈书以后一百五十年间的事。书籍流出的去向除宁波当地外，主要是北京和上海。
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开四库全书馆，天一阁后人遵照乾隆“谕旨”，向清政府进呈了图书，据光绪十年编目时考查，共进呈六百三十八种。《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鄞县志》称：“魏了翁《周易要义》、马总《意林》二书，鄞县生员范懋柱所进，御制诗题其简端，仍给还本家，今尊藏于天一阁。”但绝大多数没有发还，后来辗转流落北京厂肆，为公私藏家所得。如今尚在世的以北京图书馆保存最多。笔者曾在西安市文物管理局看到过明抄本《皇王大纪》二十册，这部书就是道光年间的一位翰林从北京带往西安的。封皮下方正中盖有长方形朱文钤记，朱记直书四行：“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皇王大纪壹部计书贰拾本。”某月、某书及本数都用朱笔填写。开卷又有翰林院的大方印。
自鸦片战争至清末的七十年间，天一阁藏书又多次散出。我们从嘉庆十三年刊印的《天一阁书目》、道光二十七年编《天一阁见存书目》与光绪十年刊印的《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的比较中，可以知道这一时期散出的书籍约在一千六百部以上。这批书籍起初流落在本地，后来大部分被毁失传，少量的由当地藏书家收藏，有的还为外国人所得。“道光庚子，英人破宁波，登阁周视，仅取一统志及舆地书数种而去。咸丰辛酉……阁既残破，书亦星散……闻书为洋人传教者所得，或卖诸奉化唐岙造纸者之家”。卖给纸厂的书以斤论值，做了造还魂纸的原料。藏家中以“奉化士子某买得最多，后毁于火”。“宁波二、三等的藏书家，如徐时栋、姚梅伯之流，以及到过宁波做过官的如吴引孙有福读书斋，沈德寿抱经楼，都有天一阁的细胞在他们藏书里称霸着。就是现在几位宁波本地的藏书家，也都有少数天一阁的种子分布着”。
民国三年，天一阁藏书又大量被窃。大盗薛继渭挖掉天一阁屋顶瓦片及椽子，潜身入内，历时数十日。“迨知觉，已去大半，鸣官究治，止定获到二贼罪名，书仍不能还阁”。这批书约计一千多部，全部运带至沪。“辗转地由上海几个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当时以吴兴蒋氏收得最多，号称孤本的明抄《宋刑统》就在里头。现在蒋氏书散，整批明别集流归北平图书馆，其他登科录及明季史料，则归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淞沪战起时，作了日本飞机队的牺牲品”。此外，上海及苏州等地的藏书家也有少量收藏。经过这次浩劫，劫余书籍除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外，多为零篇断简。此后，由于管理不善，藏书又有零星散出，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明嘉靖刻本《雩都县志》和《大埔县志》，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天一阁藏书转移途中散出的。
天一阁散出之书，目前多归各地图书馆，其中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收得最多，约在百种以上。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易世学》、《皇明谥法考》、《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王黄州小畜集》，书上都有天一阁的藏书印。湖南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西安市文物局、绍兴鲁迅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等均有零星收藏。此外，私人藏家亦偶有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