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天，乡村小镇荒凉的阳光照耀着我们同样荒凉的脑袋，在瑟瑟秋风中，我们坐进了简陋而陈旧的教室，这是高中最后一年了，新上任的班主任于康水老师说：“谁不好好干，现在就给我滚回家！”
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我们这些“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中学生除了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偷公社林场西瓜外，文化课基本上一窍不通，这笔账当然算在“四人帮”头上，可“四人帮”又不能代替我们考大学。让我们这些游兵散勇以半文盲的实力在十个月考大学，没人相信。所以高考对于我们来说，几乎就像一九五〇年逃到台湾的蒋委员长号召一帮残兵败将反攻大陆一样，不过是一种浪漫而不切实际的想象。我希望毕业后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时候在乡下开拖拉机跟今天在城市里开“奔驰”一样，充满了世俗的光荣和自豪。
然而，于老师当班主任，我们注定了要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下制造神话。乡村教师奇缺，于康水老师承担起了我们文科班的语文、历史、地理三门课程，还要辅导政治。我们考大学是从名词、动词、夏商周年代、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开始的。这是初一和小学的内容。
刚刚批判“师道尊严”还没三四年，于老师就又成了“师道尊严”的代表，他瘦弱单薄的身体穿行在季节的风中，眼镜片后面是严厉而逼人的目光，同学们像老鼠面对猫一样面对着这位冷酷无情的班主任。时间太紧，一切像救命一样刻不容缓，对于我们这群长年不学无术无法无天的学生，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没时间，也没效果。于老师很干脆，对我们实行强化训练、强制学习、强迫守纪、强硬态度，有点类似于历史上特殊时期的戒严、军管。晚上十一点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中午午休一小时，谁都不能有一分钟弹性和违规，我们每天学习在十六个小时以上。那一年冬天雪很大，我们五点半起床后绕着松林跑步，然后在雪地里做操，于老师喊口令，身先士卒。一天大雪纷飞的早晨，我们组有一个同学迟到一分钟，于老师罚我们全组的同学在教室外走廊里上早自习，一个半小时下来，冻得我们手脚冰凉骨缝透风。这种“连坐”的严厉惩罚并没有人敢反抗，因为我们组违反了纪律。此后，大家的集体主义就大大增强了，起床都要相互叫着，一个都不能少。
平时于老师像影子一样和我们寸步不离，每天早晨五点半之前，于老师是第一个到教室打开灯，他慢慢地喝着茶看书或改作业，等同学们都来了，一起出门跑步做操。如果于老师偶尔去县城拿资料或去小镇上买粮去了，及时就有情报传到教室，教室里六七十个英雄好汉炸成了一锅粥，又打又闹，乱成一团，因为学习确实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学生干部谁要是敢管一下，打架高手抡起拳头就要揍，于老师逮到破坏纪律和闹事的，罚站、罚挑水冲洗教室、逐出课堂，愤怒至极时，于老师抡起教鞭劈头抽去，他有一根从不离手的黄杨木教鞭，指认地图兼具惩罚违纪者。于老师目光如刀，语文尖锐。“谁想造反，滚出去，‘四人帮’已经倒台了！”
我们已对睡觉和娱乐丧失了记忆，每时每刻都一头栽进书本和试卷中。于老师要不停地备课、查资料、出试卷、刻钢板、改试卷、排名次。十个月要学完学透初中到高中五年的课程，时间是论分论秒计算的。我们每星期都要全面考试一次，并在黑板上公布成绩和名次，用名次的变化来刺激大家的竞争欲望。我们在于老师精神感召下，都豁出去了，如同今天的信用卡透支一样，我们提前支取了体力和智力。高考结束时，于老师瘦如修竹，我体检时只剩下41公斤。
在超负荷高强度的残酷拼搏中，我们不仅没有“蜂王浆”、“太阳神”，就连米饭都填不饱肚子，我每顿饭只能吃二分钱的盐煮菜汤，最奢侈是吃过五分钱的韭菜，由于家里穷，高考前一年，我在学校食堂没吃过一块肉，每天晚上下自习的时候，我站起来头晕目眩，贫血加上营养不良，必须要扶着桌子好一会才能离开，不然就会一头栽倒在地。
高考前两个月，天大旱，学校没有水井，校后面的水沟里残存的水都已发臭，我们洗脸、刷牙、喝水都是臭水，全班同学全都皮肤过敏，身上搔痒难忍，抓破后流出稀黄的脓水。于老师急了，他到公社医院配制了一种硫磺膏，发给全班同学涂抹脓疱，同学们此时感受到了一种冷酷中的温暖。学校里经常停电时，于老师让全班同学围坐在松林边，做成语接龙游戏，然后讲历史故事，那时候，大家就忘记了黑暗、酷热和成群结队的蚊虫。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能想象于老师讲史地时从不看课本，时间、地点、事件、矿产、气候都随手拈来准确无误。大学毕业后，我也做了几年教师，总想修炼出于老师的功夫，虽评价较好，但仍相距甚远。
那一年，我们乡村中学文科班高考成绩名列全县第一，此后于老师也就成了全县文科水准的一个高度、一个同义语。
于老师已经退休了，我不见他已有多年，又是秋天，许多莘莘学子正在走向大学校园。此去经年，在许多人和事物都在记忆中消逝后，我却忘不了于老师带领我们乡村弟子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忍不拔和九死不悔的奋斗，这种精神不仅激励我提前走向成熟的人生，而且也提醒我在教师节来临之前写下这篇“师恩不忘”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