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很多学者都认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好的方面，也有负面。但是面对全球化，中国的人类学如何面对。那么，在面对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有什么样的解释力和作用力。
何：这就促使我们注意到利弊两个方面，很多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徐：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想法。人类学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中国文化传统，起到什么样的行动作用和解释作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要应该回归到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本来就很边缘，但你可以看到最近很多人类学的价值取向逐渐成为流行的用语。比如说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这些为什么能流行起来，虽然没有说和人类学有关，但起码在作为指导高层的决策。有学者认为，十七大的精神和理论的支撑若由人类学家来传达可能会更好。支撑十七大理论基本的东西实际上是人类学的东西。若再无限制地发展，一再强调GDP作为考核政绩，这个社会就难以为继。
何：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现实问题，但人类学不是抽象地回答。十七大报告主要是用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概括的，相当宏观。人类学可能提供了一些素材，做基础性的工作。所谓“人类学工作者”的人，不管是自称还是他称，绝大多数是做具体工作的，而不是从事高瞻远瞩的理论概括。我们的本事就是做微观调查，把研究样本吃透，搞“多点式”的调查，抢救材料，锲而不舍地研究，把样本解释透，描述好，进行跨文化比较，在比较和对话中引出结论，从而呈现出一点宏观色彩。我们所受训的学科没有给我们提出向国家高层提供决策的任务。中国的情况如此，西方何尝不是这样。“九一一”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美国一所大学访问。一天早晨，跟我相处很好的一位名叫阿瑟的老教授（印度研究专家）跑到我的办公室，说他得到五角大楼的召见。我看见他心情激动的样子，心里明白这类事情是不多的。美国各级权力机构虽然有时也咨询人类学家，那主要是在一些涉及到文化、民族等具体问题上，而在国内、国际大事上，咨询最多的依然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律学家、将军等人物。人类学工作者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们提供的决策是很具体的，不是纲领性的。我们的作用主要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最有原创性的作品就是调查报告和民族志，基于微观研究的特点，我们写的东西能够做到客观、全面、公允、并且有鲜活的案例，完全可以升华为理论。人类学的理论没有社会学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抽象。不是创造不出来，而是没有这个必要。试想，人类学的研究集中在小型社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相对的，个案无穷多，研究者经常是单兵作业，我们的理论已经够用了。其实，许多标榜“新”的理论，把它搞透，才会发出“唉呀”的感叹，原来它们只不过“新”那么一点，很多方面并不“新”，甚至比“旧”的还差。我认为人类学的定位就是这样，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徐：这是个解释的问题。
张应强（以下简称张）：我们还是应该主要着眼于小地方的课题，田野的这套方法决定了只能这样子去做。不过，小地方可以看到大的问题。虽然我还是在做村落，但是村落还是和外界有很多的网络关系。比如在我近年所关注的清水江流域，就不难看到，木材经济的发展确实受到世界贸易的影响——其交易是由白银来完成的，而白银主要是从美洲来的，中国产银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过程。只是这样一个很大的过程有一个问题，有太多银子跑到东方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向黔东南，并且在这里沉淀下来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黔东南民间有很多“传统”的银饰。这跟出卖木材之后得到的银两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银子是为了适应文化礼仪的需要，从而成为了女人的头饰和饰品。所以，看到这些小地方的一些文化现象及相关问题，马上就会想到明清国际贸易对它的影响。另外，到了清代之后，还有一个国内长途贸易问题，当时应该发展起一整套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不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可能有它另外的一套逻辑。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让我们想到这个地区和全国和全世界的联系。比如，在有些地区，山区种植的农作物，实际上也是在特定时期中国和国际往来的结果。当然，当地民众未必能够意识到了，但他们还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到这些作物传播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做一些很具体的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我认为，在什么前提下有一些独创性的概念可以被提炼出来，可能还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特别是所做的研究是不是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对话点，这很重要，因为对话的过程也是个理论积累的过程。或许这样的积累可以弄出一套理论，在中国人类学的领域里比较富有解释力。
何：有时候不是建构新理论、新的方法，而是对旧理论和方法的重新评价和审视。全球化的风雨使我们对传播论产生新的认识，我在教研过程中深有体会。传播论过去在中国的评价是不高的，尽管我们知道99%的文化是传播来的，独立发明相当稀少，但是我们对这个模型的研究是不够的。德奥是传播论的故乡，蔡元培、陶云逵、俞颂华等前辈在那里学习人类学，为什么传播论在中国没有得到传播，南派重视历史，内涵传播论的内容，北派为什么排斥传播论，研究中国民族学史的学者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讲到全球化，我们能不能反思传播论在中国没有得到传播的现象，可否总结出几条积极的经验。
张：其实，我们不是做了很多，而是做得不够，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一个国外的学者曾表达过一个看法，似乎很随意在说，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回到了十八世纪。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改革，其实回到一种传统，使得十八世纪已有的一些社会机制重新被唤醒、被激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具体去研究一个地方、或者去关注一下跟历史有关的东西，对于我们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他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做调查，都可以看到，他们不是很被动的去适应，而是很主动、很积极得面对外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我相信他们原来的某些社会结构及社会机制，其实还是如同功能主义通常解释的那样，对社会的和谐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当有外来的东西促使他们改变的时候，他们会积极的去应对去改变，这样新的社会机制就出来了，包括适应市场的一套规矩，大家就会因此而重新调整村落内部的关系。这都是我们可以在田野里看到的，区域社会在变，结构在变，各种机制在变，而有些机制会一直待续到今天。这是我们做田野的时候能感觉得到的。我们经常会对戏剧性的，特别是对那些冲突的事件感兴趣，因为有很多故事、人物很活跃，特别是宗族之间有大的冲突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可以做很多梳理和解释的工作。这种冲突当然也是时常存在的，我们比较多的去关心这一点也没有问题，至少可以唤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内部冲突如此之大，社会却没有崩溃，其实还是某个或某些机制在维护着。国外有学者解释说：这种冲突是个安全阀。没有这种冲突，这个社会会解体，会崩溃。所以，他的这种解释也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若你认为他的说法比较牵强，那你可以和他对话。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别这么大，只要找到比较好的对话点，还是可以对已经有的人类学理论有所推进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还没有积累到了可以去更多地提出理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地从个案的研究里面，找到真正可以去对话的点。
何：我想借机探讨一下本土化过程当中，中国南北的差别。南派和北派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传统还在。我指导的几个博士研究生去年跟我去金沙江做调查。我帮他们各找一个样点，他们自己也找一两个，然后分开作业。回到广州，开会交流。一个学生汇报说，他从乡下返回成都，途中在康定碰到北京的博士研究生，该生在替他老师做课题，携夫人一路到政府、当地院校索取资料。我那个学生讲起这件事情时有些不大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南北学者研究的差异造成的。北方有些院校民族学专业的学生，从未接受过田野实习，因为没有经费。毕业论文完全根据文献，“天下文章一大抄”。我觉得，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学风比较实在，好象历史学工作者一样，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虚的免谈。我们培养学生压力很大，除了课堂上要教给学生人类学四分支（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知识以外，还要给学生安排一些到野外做调查或者发掘的机会。南方和北方的学生面对同样的热点问题时，反应的快慢和方式常有差别。我们从文章也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谈到文章就不仅是学生了。北方的文章多，这和北方刊物多不无关系。现在的文章，以亲身的田野资料写成的原创性文章少，完全从文献来转述、解释（再解释）的文章汗牛充栋。就我个人来说，我写文章是很快的。但总觉得应该多思考、多跑路。扎实的田野调查费力费时，材料不是垂手可得的，需要主动地、积极地去找，要跟人沟通。找材料的经历很难捱，不如在书斋里消化材料舒适。消化的过程中，稍微加入一点自己的东西就弄出文章了。所以，南派的传统还是不好做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个传统不能丢。没有材料，如何来建构好的文本。人类学主要靠民族志起家，而写民族志，必须先得有材料。
张：材料来自田野。我们期望对地方社会有个比较深的了解，需要田野的时间比较有保障，比如我们系里一般博士必须有半年以上、硕士至少也要两三个月的田野调查。我觉得，对一个地方的深入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仅仅收集到那个地方的文献资料，实际上你对那个地方未必就了解了。说得极端点，对那里的人怎样去想问题，他们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感情等等，这些方面了解不够的话，你就不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你的材料。我们应当从地方社会的本身的脉络去找到一些东西。有很多的理论只有基于田野材料才能讲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和人家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发明一种理论。所以，刚才何老师提到的南北差别对中国的人类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强调田野，其实强调田野有徐老师所说的意义在里面：能不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去讨论人类学的问题？因为中国太复杂了，每一个地方与别的地方都太不同了。如果你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停留在表面的话，那么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很牵强去找到一个理论来作为一个重复论证。最后，要么证明人家是对的，要么证明人家是错的，其实这是最简单的工作。任何理论，你要说它不完善太容易，关键是在说它不完善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基于田野的经验去完善这个理论。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也比较强调这一点。在学生开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其最基本的出发点有没有问题。
徐：两位都讲到了人类学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南派在方法是有些局限。我觉得，人类学不是从理论出发的，我赞成何老师的观点。但是，人类学通过自己的调查，做得很成熟的时候都会有理论出来，不然我们不可能得出文化是进化的。当时，在提出文化是进化的这个理论的时候是个很大的进步。这种理论指导了很多对当时世界的思考。后来，讲了文化是传播的，那当然是在他的田野的基础上对古典进化论的批判，再出现传播论。现在在研究传媒人类学的当中，可能就不能回避传播论这些理论的关照。应用人类学就是不断在自己的田野实践当中来回应前面的理论，所以发展到现在，就出现了现代、后现代、解释的、象征的东西。但是，我感觉西方的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在西方的材料中提练出来的，这对于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也将它们作为工具去使用、或者是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或者是作为理论关照，很多的田野都是从这里来考虑的，尤其是有些比较传统的，比如功能的、文化变迁系列等等。我想进一步讨论另外一方面，即人类学是西方理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社会中提练出来的。西方的学者对他们的传统的理论提练和升华。那么，我们不否认人类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我们一直在使用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既然西方的学者也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情况下，我们又感受到了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对世界要作一些解释也是很困难，也有困惑的地方，就包括恐怖和反恐怖的问题。我在思考，中国的学者在追求本土化的道路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追求中国话语？能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在田野的基础上提练？这个田野是不是还可宽广一点？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社区性的田野，第二个就是历史文献的田野。中国五千年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它是前人对这些问题的总结。
何：我觉得历史文献不能算田野素材，只能算文本。从广义来说，田野可以看成文本。在文本这个层次，我们可以说田野文本和文献文本。从狭义来说，历史文献就是历史文献，而田野是去做调查，可以在档案馆里查资料，也可以在城市、乡村里跑，这些是田野调查的不同形式，但是田野主要参与观察，是读无字之书，相当于一种文本。做田野工作的人自己就在文本中，不是什么都去问，而是去看，去参与。依靠这样的途径获得的材料比询问得来的材料要真实。借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话：“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在田野工作中收集到的一些现成文字，比如说族谱，从乡村返回到县城，在档案馆、方志办等部门找的文字材料，这些和参与观察得到的素材相比，是田野过程中的两种文本。
徐：你的观点，我不完全赞成。有一本书《走进历史的田野》，作为历史人类学，大家也能接受。从文本角度本身来讲，它是个文本，书写的是文化；从另外一角度来说，历史文献也是一种田野。在我认识的人类学的本土化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田野调查，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的调查，两者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