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人类共有的，从对人类学与国学的讨论中，如果回到人类学的主位，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徐杰舜感悟到这实际上是如何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多年来讨论人类学本土化的核心问题。
早在1998年，由时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执行主编的徐杰舜发起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提出人类学的本土化在中国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浩于烟海的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二是对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考察，三是把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对中国社会的考察结合起来。
那么，人类学这种本土化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不是人类学的中国体系问题呢？为此徐杰舜2007年分别与武汉大学的朱炳祥教授和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归来的中央民族大学兰林友博士进行了讨论，并把徐杰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以《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中国人类学发展拐点初探》作了讲演，记录了徐杰舜这一个阶段对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初步探讨。
一.构建人类学中国体系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朱教授来给我们既是上课又是我对他的一次专访，因为我担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执行主编十几年，一直在做中国人类学家访谈，到现在为止，已经采访了大概六十位了。朱教授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专门做人类学研究的，在学术方面的成就非常大，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到朱教授对他的各方面的一个介绍。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这一次我期盼已久的专访。我对朱教授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做田野非常地认真，每一年都到他的田野点——在云南的白族，大理吧？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同时朱教授又非常关注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构建。所以我想今天朱教授在他的百忙之中——而且朱教授一向很低调，从来不接受专访——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而且能够让我们同学坐在一起来听，我首先表示非常的感谢。
（一）人类学的中国体系构建
徐：从你的经历来讲，从你的生命史来讲，我觉得你的人类学知识、人类学的理论，是从本土生长出来的，所以你这个根是扎在中国土地上的，但是你又不是完全排外的，这个时代也不可能完全排外，全球化了，随着文化的传播交流，有关人类学的知识，大部分在中国都出来了。你吸收了他们的东西，应该说是融会了中西。你融会了中西，在中国本土的土地上生长出来这样的理念，所以你最能够谈一谈人类学的中国体系构建问题。人类学中国体系的构建，第一是背景；第二，我们为什么现在有条件或者是有机会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第三，如何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想法。
朱：人类学中国体系的构建，这是要靠很多人来回答的问题，我只谈一点我的想法。在吉首会议上，徐老师给我一个发表评论的机会，我简单地讲了一点，现在我接着那次发言的话题稍稍展开一点。
第一个问题是构建的意义，也就是背景。为什么要提出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这个问题来？如果追溯思想源头，还是根源上面说的某种终极关怀吧。我们这个时代它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智慧之路》一书中，说人类开端时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到轴心时代，人类精神出现第一次觉醒。中国的先秦诸子，古希腊出现一大批哲学家，印度出现了佛陀。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地球的统一性来衡量一切，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这是“二次开端”，必将出现人类精神的再次觉醒以及新的轴心时代。新的轴心时代必将有新的思想，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思想雄霸几千年的情况将被改变。而当下的情况是什么一种状态呢？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西方的思想被认为具有普适性。这到底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军事也发展起来了，船坚炮利。它有力量，它把你打败了，它取得了殖民霸权，刺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怎么办？你必须暂时承认它的优势，你必须要向他学习。因此，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的普适性的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经济与军事优势之上的。但经济与军事的优势是不能永存的，文化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梁漱溟有一个思想也很值得借鉴，他认为，世界文化有三块：一块为向前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一块为持中的文化，就是中国的文化；一块为向后的文化，就是印度文化。过去向前的文化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现在呢，中国的文化在未来一段要上升到世界文化的主流，再后来呢是印度文化。文化会不会是这么个走向，我们姑且把梁漱溟的这种看法搁置一边，但是起码有一个问题，西方文化不具有普适性。根据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等人的研究，西方文化不但不具有普遍性，反倒是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的文化。他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玛雅文化以及其他文化都具有连续性。这就把问题完全颠倒了过来。中国文化是连续性文化的代表，从中国文化出发，将会构建出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即使不是更具有普适性，那么起码也是与西方的理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一种理论。这对于人类学的理论构建也是适用的。我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来思考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问题的。
我对背景问题概括起来可能简单表述如下：从大的人类发展整体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这个以地球统一性衡量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需要新的思想也是创造新的思想的时代；从小的人类当下的现实背景来看，目前世界暂时疏离了大规模的战争年代，霸权正在遭到挑战。西方文化的普适性被怀疑。目前世界的很多问题应该说与西方价值观念带来的问题不无关系，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环境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战争的潜在危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也需要新的人类学思想体系的出现。
徐：你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当前非常热门的国学问题，人类学和国学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国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经典，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前不久我们在光明日报社有一个小型座谈，王铭铭教授、彭兆荣教授、徐新建教授、叶舒宪教授，再就是光明日报国学版的主编梁枢。我和梁枢组织这个座谈。我们感觉到，中国国学实际上正是我们人类学的构建，人类学中国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田野，或者是基地或者是土壤，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类学理论构建的作用，中国的文化是连绵不断的，它跟印度文化、希腊文化都不同，梁枢讲的是一个很好的归纳和概括。那么在今天，人类学在西方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学科，在中国又是一个很弱势的学科，但是人类学要发展。中国人类学、国际人类学都要发展，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世界，族群矛盾非常突出，战争不绝，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现在又和伊朗搞得不可开交。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然在惩罚人类，包括上个礼拜温度上升到从来没有过的30多度，是吧，今天出来我们要穿上这么厚的衣服，据说明天要到5度。当前这个世界既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也有人和自然的冲突，那在这个情况下，西方的原来的理论，就是你刚才讲的，它已经不能回答如何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了，找不出很好的答案。那么他们就把眼光转向中国，转向印度的也有，但是到印度一看呢，这不行啦，那印度关怀是后世的，它是人类以后的事情，它都是比较超脱，所以我们到印度去的人很多，最近两年到印度去的人类学家不少，包括我们中国人，觉得印度是一个特别的国家，一边是非常高级的高楼大厦，很先进的软件，一边是非常穷困的，两个极端。在中国就不同。你刚才讲的中国的文化几千年连绵不绝，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在协调着人和自然的关系。可能你等一下还会说到老庄对自然的态度，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看法。无为而治是很重要的。现在大家都想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寻找解决世界问题、国际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又回到你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小的时候就考虑过的问题，人与人的灵魂交换一下以后会怎么样呢。拿我们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来讲，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和美国人的灵魂也好，我们现在的主要领导人和布什总统的灵魂交换一下会怎么样呢。还有日本，最近上来的几个首相，个个都是朝靖派，都是到靖国神社去朝拜，如此之强硬，是吧。前不久凤凰台邀请了中国和日本两方的相关的学者和知名人士谈两国关系问题，这是民间的一次讨论，就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思考。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去看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的构建，在当下时间段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既能够从中国的文化里面可以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和谐社会，又能够使中国国学焕发青春，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中华民族意识的构建提供思想，提供理念。我还是想请朱教授沿着你的思考，特别是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过思考，今天在人类学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下，这个学科背景下吧，来探讨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的构建，它的意义，以及如何构建。
我们现在把它对照一下，现在这个世界也可以说是乱糟糟的冲突。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放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夏商周时代。你要是讲战争，那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讲天天都有战争，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冲突时代，那个时候也是国与国之间，也就是诸侯国之间的冲突，族群也很复杂，夏、商、周、楚、越、蛮、夷、戎、狄，一个多族群的世界。那个时候人类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以战争、以冲突为主，人们盼望的还是和平、和谐，还是统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出现一大批的思想家的学者，包括孔子啊、老子啊、庄子啊、墨子啊、荀子啊。如果我们要用人类学的理论把它通通地网络起来看的话，他们很多人都已经是人类学家了。因为他们中很多学者是从人类出发的再回到人类，所以对当时社会的冲突、战争，和平的问题、统一的问题，给出了很多的答案。当权者、君主、国君，或者诸侯，或者士大夫就运用很多不同的答案去实践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国家统一、族群和谐。当然我们现在用族群来说，当时就是说华夏族横空出世，对不对？蛮夷戎狄，华夷之辩，最后走向华夏的统一、汉族的出现。所以这个背景如果把它抽象化，把当时学者们构建的各种学说抽象出来，放到现在的世界来看的话，那现在的世界可以说也像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国际性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文化也是多样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浪潮，就好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的浪潮，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什么东西都传播得特别快，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西方文化生长出来的东西，它要拿来解决现在世界的问题，不要讲解决世界问题，就是解决西方问题都有很多的难题无法解决，它没有答案。所以你讲的从西方文化里面，从罗马文化、希腊文化、英美文化里面出来的东西，从殖民主义里面出来的东西，从帝国主义列强里面出来的东西，它不能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所以现在西方人类学家早已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这是人类学最大的进步，批判了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在这个条件下，大家都面临着世界上的那些问题，天天发生的冲突，包括伊拉克战争中对伊拉克战俘的虐待啊，这些东西都使得我们考虑到，不要讲我们来考虑，西方的学者、西方的老百姓也考虑。拿什么答案，拿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矛盾，这些冲突。西方人类学家在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本来它是一面镜子照自己，我是最强的，我是帝国主义文化嘛，是吧？现在一面镜子不够用了，它在找第二面镜子。一段时间找的第二面镜子是印度，看来印度还有很多东西很难回答，所以第三面镜子就找到中国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进步。西方人类学家在西方文化的宝库里、他们的资料库里找答案找不到，这面镜子不够照。所以为什么你到理发店里去，前面一面镜子，后面还有一面镜子，才能看到后面呢。他们特别希望能从对中国的研究里面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人类学，就是你讲的人类学对人类的一种终极关怀，这是人类学家最了不起的一点，跟别人不同的。经济学家只关心经济，它关怀的是经济发展，赚钱。社会学家最关心的是怎么样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如农民进城等这些具体问题。社会上的具体问题，社会分层啊，社会怎么控制啊，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人类学的出发点就不同。
这就回到第二个问题了。有什么条件来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可能性有多大？为什么可能？
朱：第二个问题是条件问题。关于背景，这是需要性；关于条件，这是可能性。
当今世界政治多样、文化多元，各种文化都可以在里头说话了。而中国文化又能够代表世界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是最具连续性的文化。中国文化恰恰提供了这种东西，并不是中国文化凑巧来解决世界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历史形成就是一般性的文化。它就具有连续性，大多数文化就是这么发展的。过去只是一个特殊时期，你把战争强加在别人头上，现在多样化的时代，战争已经不是时代的主流了，不是发展的方向了。这个世界需要讲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西方人类学家也在进行自我反思，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但我总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西方人类学者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颠覆是有限的，不彻底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何由知？”他们的自我反思与批判遇到的正是这两个悖论。而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和谐的理念，一种深度的人文关怀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化具备这个资格，有条件可以用来建新的人类学理论，来丰富世界人类学思想宝库。这里讲的是内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