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倡导逐步禁止土葬，而改为火葬，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十好几亿，而土地太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可以耕作可以搞建设的面积有限。这些土地，活人用都不够了，再不能让死人占用。用火葬，卫生、节俭，好处极多。但中国由土葬改火葬的进展十分缓慢，虽然中央领导人在倡导，并带头在文件上签字，但效果仍然有限。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想方设法要用土葬。我住在一座中小城市里，这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不算低，但夜里常常能听到汉民为亡灵超度的唢呐声、诵经声。这座城市有条长五十华里、八车道的主干道，隔三差五，就有送葬队伍于人们办公时，吹吹打打，呜哩哇啦，拉着棺材、花圈，纸扎的小汽车、小洋楼、小姐之类，撒着纸钱，招摇过市，去往贺兰山下的墓地。这里面，八成以上是自视文明人的城里人。
中国人尤其汉人重视土葬，现在是极力避免火葬，再往前推，宋朝时，还十分鄙视火葬。
《安阳集·家传》记载：“河东俗杂羌夷，死者燔而后。贫者寄骨佛寺中，岁久盈积，不可胜数。公（韩琦）下令开喻，自今不得燔。
……自是风俗遂变。”宋朝陕西的副长官，以为党项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将人火化后只留骨灰的做法愚昧野蛮，下了禁止火化的命令，并且改变了党项等民族的风俗葬俗。
《琬琰集·韩忠献公琦形状》记载：“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公为买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韩琦厉害啊，他不但下令停止火葬，而且为土葬全面提供了方便条件。在他的努力下，党项等族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竟然从世世代代的风俗习惯中彻底跳了出来，“以焚尸为耻”。权力可以改变风俗，刀枪可以改变风俗，由此可见一斑。汉人太自以为是，就像以为右衽比左衽先进，小脚比大脚漂亮，男人留辫子比光头光荣一样，用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别人之上，要求别人放弃自己哪怕是先进的东西，来适应自己。
韩琦为什么要强迫党项等民族改火葬为土葬？史书没有记载。除了以霸道的思维模式导引，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以夏（华夏）变夷，是否还有军事、政治斗争需要的原因？党项人是游牧民族，由于生存条件的艰难，重小不重老，对老人不很孝敬，而是将有限的食物衣物用来养育有生产能力的人与小孩，进行生产力的再生产。党项人也不重视死后的埋葬，他们既不厚养，也不厚葬，一烧了之。韩琦们引导以致强迫他们厚葬、厚养，让他们安定下来，守家园、守祖坟、养老弱，这样便给他们加上了较为沉重的精神与经济负担；减少他们的游动性，轻率性，增加对抗以至反叛朝廷的成本。这样也更有利于宋朝对党项人的管理。当然，这只是推论，也许韩琦们没想这么复杂，只将其作为一件风俗风化的事去对待。
韩琦们对党项人葬俗的改造是“成功”的，但从贺兰山东麓占地五十平方里，规模宏大的西夏王陵看，西夏人土葬的排场不比汉人差多少。韩琦们是“有功”的。
人类历史上做过许多蠢事，废火葬而改土葬，便是其中之一。
2007.1.14
宋夏交战中的民夫
战争是人力的较量与角逐，越是古代，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强。今日之战争主要靠武器，靠科技，伊拉克战争，虽然美军已陷入泥潭，难以抽身，但死伤的将士，不过几千人。而在古代，战争是靠人的性命拼的，人的肉身堆的，一场战斗死伤几千几万几十万人，是很正常的。秦将白起，一次坑杀赵国的俘虏就有二十万人。古人所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绝对不是夸张之词。
战争中所需的人，首先是将领，是士卒。将士披坚执锐，纵横杀伐，浴血苦战，将战争之剧表演得生动，鲜活，血性，惨烈。古代的将士，为国家，为民族，或各为其主，在沙场搏击，个个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情，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决心，有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彪炳史册的梦想。
战争中所需的人，还有一部分是百姓，是不谙刀兵，不习阵法，不用武装的普通民众，即所谓民夫。民夫的用途，是运送粮草，运送武器弹药，运送伤病将士。
在观看描写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影片时，我们看到了肩挑、手提、挑担、推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千千万万的农民，他们在为部队的作战运送着物资。三大战役，民夫的数量是几十万几百万，有人满怀深情地说，三大战役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老百姓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实在太大，太多。
古代的战争需要多少民夫，又是如何征调的，我虽学过历史，也不甚了了。此次看《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看到了具体的记载。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六记载，公元1081年，宋神宗元丰四年，西夏惠宗大安七年，有个叫王中正的宋朝边将、麟州首领，在发兵前的祝词中说：“臣中正代皇帝亲征。兵六万人，民夫亦六万余人……”民夫与士兵的比例，一比一还要多一点。“高遵裕发庆州，蕃汉步骑凡八万七千人，民夫九万五千人……”民夫的比例更高。由此可见，历朝历代的战争，包括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负担以至灾难是多么沉重。他们的父兄、子弟被征调上前线去杀伐，老弱者还须做民夫，被绑在战车上无法脱身。因为战争，百姓死伤无数，而且家园荒芜，生计无着，凄惨无比。
民夫是如何来的？有强征的，有自愿参加的，有义务的，也有雇佣的。给民夫给钱，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历史学得真是皮毛而又皮毛。
《宋史·孔文仲传》记载：“文仲陈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预集；河东雇夫，劳民而损费；诸路出兵，首尾不相应。’”“雇夫”
者，雇佣民夫也，朝廷要拿银子。
《宋会要》记载：“先是，上诏楔等曰：‘闻河东转运司应副军事，调发人夫，不量民力厚薄，致有实不可胜，屡经州县号诉者……”
“一夫雇直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雇一个民夫需三十缗，一头驴八缗。这些钱，看似由朝廷发给了民夫百姓，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的战争费用，包括雇佣民夫的钱，都要由百姓埋单。战争带来的，是赋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
对照宋朝民夫被雇佣的情况看，我们更应当感激解放战争中那些支前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人民解放军是穷人的部队，不可能拿出银子来发给民夫，拿不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民的理解、支持、参与，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也要善待百姓，爱护他们，让他们过上轻松、和谐、富足的日子。这不仅仅是良心问题，也是历史的逻辑要求。
2007.1.26
说“比秋成未敢获”
《宋史·张岜传》记载，在西夏李元昊屡屡犯边的过程中，老百姓十分凄苦，其中一条，是“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获”。庄稼长成了，不敢去收割，怕党项人杀戮。身为麟州、府州道路巡检的张岜，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掩护老百姓秋收，这样才能保证百姓有饭吃，也才能保证官府、军队能收到粮草。
战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更是社会生活永恒的主题。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几乎就是战争史。有人统计过，世界性的战争能占到三分之一时间，地区性战争在一半时间以上，而国家内部的战争，则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争有它的必要性，有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更有着强大的破坏力。战争使百姓流离失所，失去家园、财产以至生命。“比秋成未敢获”，只不过是战争罪孽中小小的一种。
“秋成未敢获”的事宋夏对峙时有，其实在国家冲突，农民起义、盗贼猖獗、匪患炽烈等情况下也有。人类历史上饿死人的事，一半是天灾造成的，一半则是人祸，而天灾之形成之为祸，很大程度也依赖于人祸的推动。如果已经天灾，再加上“秋成而未敢获”，那不大批死人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庄稼对于战争的进展与胜负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华北，只要庄稼长起来形成了青纱帐，民兵、游击队、武工队等等活动就方便了，打日本鬼子就有掩护了。而庄稼长势好，庄稼丰收了，老百姓与八路军新四军的生活也就有保障了。庄稼虽给日本人带来掩护游击队袭击自己的麻烦，但抢收到庄稼，征收来粮食，也是他们支持战争的需要。在这里，同样有老百姓“比秋成而未敢获”的问题，而抗日军队与民兵组织等也便担负起了与宋朝将领张岜一样的责任，保护百姓抢收庄稼。
中国还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秋成未敢获”的事情。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青壮炼铁去，种田童与姑。在超英赶美口号的鼓动下，上层昏了头，民众不得不昏头，去砸锅去搜罗一切破铜烂铁，去拔草砍树，去建土炼炉，去炼根本不能使用、没有任何价值的焦疙瘩。
据说那几年虽有水旱之灾，但程度均不大。还据说1958年秋天的庄稼长势很好，“秋”“成”了，可是，此时虽无西夏军队，无日本鬼子，青壮农民还是“不敢获”。他们必须坚持在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四处冒烟的土炼焦炉上。虽然在做无用功，甚至在糟蹋东西在开国际大玩笑，但他们不敢离开岗位而回村收割庄稼。因为大炼钢铁是政治任务，政治是压倒一切的。“大炼钢铁”，事关超英赶美，事关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事关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实现，那是轻视不得马虎不得的。至于庄稼烂在了地里，似乎与政治不搭界，或者关系不大。
在中国，老百姓好像就不是政治。
因为“大跃进”时期中国农村“比秋成而未敢获”，一些有良知的人如彭德怀等人的呼声也起不到张岜般的保护作用，所以农业严重歉收，所以饥饿之魔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夺走了中国几千万人的生命，还害得领袖们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好长时间没有肉吃。孟老夫子曾经说过“苛政猛于虎”的话，看来超经济强制也猛于虎，变了味的政治也猛于刀枪、猛于子弹炮弹猛于军队的杀戮。
宋夏之际的“比秋成而未敢获”过去了，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也过去了。在理性地面对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忍不住也会动一些感情，怀念张岜，怀念彭德怀、张闻天、邓子恢等人。
2006.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