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关公的崇拜和信奉，并不否认其中的神性因素，但其主要形式已经由普通民众香火祭拜祈求保佑，向着社会团体甚至政府部门举行大型祭祀文化活动过渡，文化理念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新时期以来，关公的家乡解州及所在的山西运城市，将关公文化作为建设文化强市的龙头，开展多种关公文化活动。解州关帝庙得到全面修缮和扩建，常平关公祖庙也得到大规模的修建，新建的关帝汉城则再现了关公成长环境和汉代解梁城的部分原貌。自1990年始，运城市政府部门主办“关公文化节”，现已历十八届，内容已由单纯的“关公庙会”发展成为“关公金秋大祭”、“关公文化与经贸洽谈会”、“关公文化艺术节”、“国际关公文化节”等丰富的文化、经济和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平台。其他各地如湖北省在当阳关陵举办的“中国当阳武圣关公文化旅游节”、河南省在洛阳举办的“关林国际朝圣大典”等大型祭祀活动，规模空前，参与广泛，各级党政领导担任大型祭祀活动的主祭人，各种焚香礼拜和古装娱神活动并不需回避“复旧”和“迷信”的字眼。全国各地赶来朝拜的人们络绎不绝，特别是关公平生戎马经历中的历史重地如荆州、襄樊、涿州、当阳等地的代表、东南沿海地方的代表、台湾地区的代表更是积极参与，每年都成为祭拜的主要团体，而朝鲜、越南、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的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或朝拜团，还有美国、日本等国际和地区的华人团体，都曾不远万里前来解州关帝庙朝拜关公。
在台湾，关公的祭祀和朝拜活动更是极具规模和虔诚。台北市行天宫，供奉关帝为主神，香火鼎盛，闻名全岛。他们以具体实践关公忠义思想、净化人心、匡正社会风气为目标，半个世纪以来以“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慈善”五大志业服务社会，崇尚教义而革除迷信，鼓励人群正义，促进社会祥和，现已拥有数百万信众，在台湾民间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值得重视的是，行天宫提倡宗教智商和美德智商，严禁对外劝募和义卖，节约谢神，问心做事，实行“六不”：不焚化纸钱，不演戏谢神，不供拜牺醴，不酬谢金牌，不摆摊设铺，不设功德箱，可以视为新的宗教形式。1993年，台湾正式批准设立了一个奉关公为“玄灵高上帝”的宗教组织——“玄门真宗教”，“奉关圣帝君为教主，解州关帝庙为祖庙”，成为“儒释道”三教之外的新宗教，使关公不再在三教中屈居于副，而成为这个新宗教中的至高尊神。除奉关公为神的宗教流派外，关氏宗亲在关公崇拜方面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关氏宗亲总会多次祖团赴大陆朝拜关帝圣迹，寻根谒祖，扩大了关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总部设立在台湾的“世界龙岗亲义总会”，起源于清康熙年间的广东：开平有一块坡地，业主姓刘。这块地据说是龙穴，风水极好，故名龙岗，常被强邻觊觎，伺机夺占。刘姓业主势单力薄，后来结合当代关姓、张姓、赵姓人家，仿三国时期刘关张赵结义之谊，尊刘备、关羽、张飞、赵云为先祖，以“忠义仁勇”的桃园精神为旗帜，建“四先祖庙”，结成龙岗亲义会，来共同对付不义行为。“龙岗亲义会”总会主席由刘、关、张、赵四姓人物轮流担任，已历十一届，现已发展到海外，遍及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地区，拥有一百五十多会所，会员大约三百多万。
不论大陆还是海外台港澳各地，在开展各种祭祀活动的同时，都加强了关公文化的学术研讨交流，使关公文化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对弘扬关公精神有了更为理性的升华。大陆多家出版社重新校订、正式出版了清代乾隆年间解州知事张镇编撰的《解梁关帝志》，编辑出版了规模宏大的关公志书《关公文化旅游志》，还有《关公信仰》、《人神圣——关公》、《中国关帝文化寻踪》、《武圣关羽》、《关公评传》等等专着；多家电视台播放了《关老爷现象》、《荆州之战》、《武圣关羽》、《千秋史话——关羽》、《关公热话》等专题片和《关公出世》、《青少年关公》、《忠义千秋关云长（京剧）》、《三国演义》等电视连续剧；1997年福建省举办了“东山铜陵海峡两岸关公文化研讨会”、2000年湖北省举办了“中国荆州三国文化研讨会”、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举办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规格极高的研讨会都有台湾方面的学者参加，运城市关公研究会还组织多名专家赴台进行学术交流。而台湾则出版了《武圣关壮穆圣迹图志》，《台湾庙宇文化大系——关圣帝君卷》，《敕建礁溪协天庙志》；并于1997年在宜兰县礁溪镇举办了“台湾关圣帝君首届两岸文化交流座谈会”，于2000年召开了“世界关公总会第十一届恳亲大会”，都盛况空前，也都邀请了大陆有关学者和关氏后裔。关公文化的研究和交流，已经成为两岸人民民族感情交流和达成民族共识的重要方式。
就连外国的学者也心悦诚服地对关公表示敬意。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焦大卫（davidkjordan）先生曾感慨地说：“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位美国学者的话是很有见地的，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可以说，直到今天人们对关公的崇拜和敬仰，仍然像对神一样。
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不论大陆、台湾还是海外地区，直到现在，也都不否认关公是中华民族的大神。
否认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否认不了的。
关公——东方之神，还在我们中间，也从没有离开过我们。
4、新的世纪，关公仍然是我们的需要
二十一世纪，曾是我们无限向往过的。
现代化社会，也是我们无限向往过的。
新的世纪的确是一个辉煌的世纪，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我们古代先祖实在是无法想象。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我们头上的蓝天不知什么时候已开始变得昏暗，我们身旁的河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浑浊，我们眼前的青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有了绿色，我们脚下的土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始沙化。
但是，在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十分优越的今天，人们又突然发现，我们的饮食越来越丰盛却失去了应有的香甜，我们的居室越来越豪华却失去了应有的安静，我们的交际越来越热闹却没有暖心的温情，我们的物质追求越来越满足却又感到莫名的心理空虚。
我们的世界仍然很不安宁。枪声，炮声，兵燹，战乱，几乎没有一天在这个世界停止过。流血的军事政变，反政府的派别叛乱，国家之间的军事挑衅，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此消彼长，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导弹防御体系，太空战略计划，国防预算攀升，军备竞赛加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断增多，限制核武的条约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而现在已有的核武器已经足可以将地球毁灭几百次……
一切都是因为少数人把持的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利益和霸权的欲望恶性膨胀，什么世界和平与人民安宁，哪里顾得？
我们的生活环境已令人十分忧虑。为了发展，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狂挖滥采，掠夺式的开发，毫无节制地砍伐，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已经百孔千疮，耕地面积日渐减少，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沙漠扩张速度加快，水土流失更加严重，地下水位连续下降。我们的头上的天空也经常是昏蒙蒙的，见不到蓝天白云，时常光顾的是北方的沙尘暴和南方的酸雨。连四季交替和气候变化也被弄得阴差阳错，北方竟也洪灾肆虐，南方竟也频频遭旱；北方不断有“暖冬”天气，南方却也遭遇雪灾冰灾。
一切都是因为人们的“急发财”心理，都是因为对物质生活水平的过度追求，都是因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巨大的诱惑。
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一样值得忧虑。我们不能不看到，人们的政治信仰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迷茫，人们的人生理想越来越趋向物质化，人们的文化趣味已经变得越来越粗鄙起来，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世俗和实际。于是，官员腐败，权钱交易，贪图享乐，私欲放纵，奢靡挥霍，中饱私囊，道德败坏，精神堕落，金钱至上，诚信缺失……其人其事，桩桩件件，令人瞠目，甚至匪夷所思——
一个个腐败案件被揭露出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贪污钱财的数目越来越大；卖官索贿，以权谋私的手段越来越多；县级省级乃至国家级，贪腐官员的职位越来越高。权和钱在交易，权和色在利用，几乎所有的腐败官员都有外国账户和巨额存款，几乎所有的贪腐案件中，都有年轻美貌的女人在插手和周旋……
一件件公德泯灭的事件被揭露出来：为了赚钱，工业酒精兑水当作散酒出售，以致死伤无数；为了赚钱，“苏丹红”代替食用染料，造成多人致残；为了赚钱，伪劣奶粉造成多少婴儿发育不良，危害终生；为了赚钱，华丽无比的棉衣里装的竟然是“黑心棉”……
私欲和享乐，贪婪和无耻，昔日春秋时代天下混乱的社会根源，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代的人类劣根性，不仅未能由于进化和进步而彻底地绝迹，而且有些死灰复燃的迹象。
道义精神疲软，公义品格萎缩，公德意识退化，社会良知缺失，已经是我们社会屡见不鲜的现象，一桩桩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恶性事件不断被媒体揭露，让我们触目惊心。
怎么能够这样？
怎么竟会是这样？
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了关公。
假如我们身边还有关公，也许就不会是这样？
假如我们身边还有关公那样的人，还有许多关公那样的人，当然就不会是这样！
见义勇为哪里去了？扶弱济困哪里去了？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哪里去了？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哪里去了？
还要不要急公好义？还要不要除暴安良？
还要不要任侠尚义？还要不要挺身而出？
我们还会不会义愤填膺？我们还会不会拍案而起？
我们还会不会义形于色？我们还会不会奋不顾身？
社会还有没有正义感？人们还剩下多少英雄气？
世上还有没有血性男儿？人间还有没有刚烈丈夫？
更不要说精忠贯日，更不要说大义参天，更不要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面对这样的词汇，我们只有脸红，只有羞愧。
社会准则和道德准则已经遭遇到严重挑战，信仰危机、道德滑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的同时，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思考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认真地探究其中深层次的原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建立，预示着共产主义理想目标比过去的想象更加遥远，信仰的调整和重建一时还难以形成；长期忽视个人正当利益的语境推向极端走向反面，集体利益和社会公义被一些人置之脑后；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和社会商业化趋向，追求利润成了人们的普遍趋势，不论哪一个阶层的人都在为金钱和财富挖空心思；传统人格的衰微和现代人格的构建，原有的精神准则已经适应不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对眼前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关注自身的生命痛痒，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超过了建立自己的心灵谱系。
我们只顾向大自然尽情索取，不再对上天存有敬畏之心；
我们只顾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顾不上建设新的道德体系和人文价值观念；
我们只顾尽量争取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完全忘记呵护和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
还有，我们完全忽视了对传统道德的扬弃和继承。我们在批判旧思想、旧道德的时候，完全否定了中华民族优秀人文传统，忠孝仁义诚信等等传统道义观念的合理内核，也被怀疑和摒弃。
我们的社会，肯定还存在着问题。
我们的心灵，肯定也存在着缺陷。
这些问题和缺陷并不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独有的。
我们和全世界人民一样，都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和谐的世界。
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的和平发展方针，我们的又好又快发展方式，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我们的以德治国和全新的荣辱观念，都是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心灵缺陷的根本方针和必要对策。
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传统的道德伦理土壤里汲取营养。
这一点，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连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着名教授白壁德，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十分称赞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把物质文明发展到有害程度的现代世界往良性道路引领的法宝。
到了1988年，“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在巴黎召开，参加会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七十五人。对人类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这些代表着人类最高智慧的优秀科学家集思广益，为我们的世界集体把脉，对症下药。会议发出了一个最响亮的声音：
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南方日报出版社，汤恩佳、朱仁夫：《孔子读本》
这是现代具有高等智慧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古代同样具有高等智慧的代表人物的倾心认同，是人类智慧进步到一定程度面临风险和歧路时向古代高等智慧的虔诚请教。
面临人类共同的社会问题，现代人类最高智慧的头脑不能不进行理智的思考，现代人类最高智慧的人物不能不给予严肃的应对。调动人类的全部智慧资源包括古代中国的智慧资源，当然是他们应有的和睿智的抉择，当然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