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由于工作繁重无暇照顾家里，却还经常因为工作上的不顺心，把气撒在家人头上。
“我的家庭中的忧患正在一天天大起来。”这句话说明了他这种沮丧的心情还与他不美满的婚姻生活有关。差不多从婚后最初几天起，狄更斯就明白他选择错了。
妻子凯特并不了解他，也不感到快乐。尽管同居20多年，已有了10个子女，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坏。狄更斯日益明显地感觉到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他写信给福斯特说：
可怜的凯特和我生来并不相配，这是无法挽回的。不但她使我不安、不快乐，我也使她这样——而且更厉害。她是温柔而和顺的；但要我们做夫妻却十分不合适。上帝知道，如果她嫁给另一类的人，一定可以快乐千倍；如果她避免了这个命运，对于我们俩至少是一样的好。
我时常心痛如割，一想到我竟闯入她的生活当中，她是多么可怜啊；假使我明天病了或残废了，我知道她将多么难过，而我自己一想到以前我们彼此那样合不来，将会多么悲痛。
可如果我一痊愈，原先的差异又会立刻出来作祟，无论什么都不能使她了解我，或者使我们彼此和解。她的气质和我的完全不同，因而无法合作。
凯特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她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望，喜欢平静而淡泊的生活。她的兴趣是在家里，她爱孩子，为他们的身体和病痛操心。
而且，凯特也没精力去应付狄更斯那些古怪的行动。她跟着他四方周游，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日夜颠簸在欧洲大陆的旅途上，风尘仆仆地接受着人们的“展览”，这一切还经常让她处于危险之中。
当她在家中以女主人的身份参加狄更斯朋友们的宴会时，大家说的好多话题她都不感兴趣。
凯特的身体一直不很好，有很大原因在于她厌倦生活。紧张的生活使她苦恼，她觉得自己越来越无法和狄更斯共处，在产下第十胎后，她竟然变得十分孩子气。
就在《家常话》创办后不长时间，凯特无法忍受夫妻间的不断摩擦，终于向狄更斯提出分居。
狄更斯在开始几年坚决不接受凯特的意见，他说：“亲爱的，我们首先应该对孩子负责，为了孩子，我们必须继续待在一起。”
其实作为一个著名的小说家，狄更斯也在乎他们的分居会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影响。因为人们一直都以为他们夫妻幸福，狄更斯可以尽享天伦之乐。
但同时，狄更斯却一直顾影自怜，抱怨自己不称心的婚姻，而且他还常常被霍格思一家的岳父、岳母、小姨和凯特的姨妈的习惯和言谈所激怒。他对不幸的感受格外敏锐，在舞台上如鱼得水地投入表演时，也对家庭生活度日如年了。
1856年4月，狄更斯正在创作《小杜丽》时，他曾在巴黎写道：
我逝去的年华啊！往昔那种常有的恬谧的心境还能回到我身上来吗？也许会回来一点，但要全部回来是不可能的了。我发觉家中的麻烦越来越大。
福斯特对狄更斯的家庭危机，多次以慎重的、有条理的方式进行调解而使双方满意。他劝告狄更斯要三思而行，小心为妙，而1857年狄更斯回答他说：
你或许不能容忍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的感情，但是我正是依赖这种感情维持富有想象力的生活的。你应该知道，我常常是靠了像骑兵一样驰骋于其上，才把这种感情镇压下去的，然而不谈这些了，我不想发什么感伤的牢骚了。
至于你说的那些过早成婚的人家里可能或必然经常发生冲突，其中有些冲突甚至比我家里的更加使人难以忍受，这当然是对的，我同意。我深知自己已经享受了生活的无穷乐趣，所以多年来总是对自己说，并真诚地感到，尽管有某点不足，这是从事这种职业的弊端，无可抱怨的。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帮助我们双方把这一点不足忍受下来。
为了她也为了我，我必然希望采取某些措施。你不要以为我会对需要催促对方去做的事情视而不见。我并不想逃避谴责。我敢说，我有许多过错，反复无常，随心所欲。
而到了1858年3月，他又对他的忘年交柯林斯说：
自《冰冻三尺》的最后一晚演出至今，我就没有过片刻的宁静，没有过分的高兴。我想谁也没有被弄到如此心灰意冷、神情沮丧的地步。家里的事已成定局，不可能好转。它已经不再取决于我的意志、我的努力、我的忍耐、我的脾气的好坏，要靠我来维持这种结合是毫无指望的。
1858年，狄更斯终于与凯特分居。这最后的分离是和和气气的，并未正式离婚，只是签署了一份分居契约，狄更斯每年向凯特支付600英镑的生活费。他们的长子跟母亲同住，其余的子女则与狄更斯在一起。
狄更斯夫妇的分居立刻引起不少猜测和谣传，被说得活灵活现，荒诞无稽的故事也应运而生。
流言激怒了狄更斯，他经常要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听到那些人嘲弄的怪腔调。
狄更斯努力劝慰着自己：“应该塞住耳朵，不去理睬那些流言，就像从前闭上眼睛，不去看报上的评论。”
虽然眼不见，但他心里依然苦恼万分，狄更斯决定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一篇记叙他们夫妇之间争吵实情的文章。
在那篇《致读者》的长信付印之前，狄更斯把副本先拿给凯特看：“我真诚地希望你我之间一切有伤和气的事就此结束！”
分居后，狄更斯在内心深处无法再平静下来，他知道对凯特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他慢慢地原谅了凯特之后，更对22年的婚姻难以割舍，也时时牵挂着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