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要秘诀是“走出去”
有专家称，浙商发展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温州和义乌人为代表的小货郎。历史上，无论是义乌人还是温州人都以“挑担走四方”闻名，他们靠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花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周游各地，人称“南方客”。第二阶段是遍布全国的“蚂蚁军团”。20世纪80年代初，百万浙江大军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推销了千万种小商品，挣回了千金万银。如今，有400多万浙江人遍布全国各地，涌现出一个个温州村、一座座义乌城、一条条浙江街，人们仿佛掉进了浙江人的包围圈。第三阶段是纵横全球的“跨国网络”。百万浙江人散居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把浙江人的市场网络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富裕起来的浙江人，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谋略，纷纷组建企业集团，进行跨国经营。有的则成为世界名牌中国总代理，构筑虚拟经营、连锁专卖等现代营销网络。
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中，人们的生存方式随着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原始游牧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主要表现为“逐水草而居”，近代欧美殖民文明突出表现为“逐疆域而居”，现代工商文明则表现为“逐市场而居”。浙江商人就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中一个典型的“新游牧民族”。当然，他们的“水草”和“疆域”是市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都说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浙江商人的成功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走出去，满世界跑。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敢为天下先，筑码头，闯天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去开拓。
同样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会如此意兴挥洒，在商海中尽情搏击？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人以创造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生机，使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
浙江经济是在低起点上起飞的。浙江人均只有半亩地，自然资源贫乏；加之历史上地处海防前线等原因，浙江国有项目不多，从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里，国家在浙江的投资人均只有410元，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善于“无中生有”的浙江人终于赢得了先发优势。由于计划经济的控制力相对较弱，这为浙江人在全国率先冲破束缚，摆脱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提供了大好空间。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毅然投身市场的海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在条条框框的束缚被突破后，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80年代中期，仅一个台州地区，当时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就达200多万人。
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为改变命运而呕心沥血的“讨生活者”，恰恰承担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成为改写历史的生力军。今天的大多数浙江企业家几乎都是从当年的打工者中脱颖而出的。现在外地在浙江打工的已达到了400多万。
经受商海洗礼的浙江农民越来越深地意识到，仅仅靠人均半亩土地，养家糊口都勉强，发家致富更无从谈起。他们洗脚上田后，目标十分明确：直奔商品生产、流通领域。二十多年间，凭借灵活机制和卓越效率，浙江人陆续创办了4000多个商品交易市场，“卖天下货、买天下货”。在工业领域，浙江从七八十年代起，几乎每天都在改变着全国工业地域分布格局和所有制成分结构。袜子、领带、皮鞋、羽绒、服装、水泵、纽扣、圆珠笔……2003年，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经济效益排序中，浙江省有336种产品的效益位居前十名，其中263种产品的效益位居前三位。
二、市场经济繁荣的“催化剂”
2003年以来，以创造“温州模式”而名扬天下的温州，成了外地人争相游览的地方。“温州经济三日游”、“‘温州模式’探秘游”等特殊观光旅游项目吸引了远至黑龙江、新疆，近至江西的众多游人。他们在浏览市容、企业的同时，也触摸到了浙江人的精神。
“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曾经充满深情地评价浙江人的这种创业精神。正是依靠这样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和经商理财能手，浙江经济被推向了繁荣。
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领导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如果经营者和企业都缺乏活力，市场经济这台戏就唱不活唱不热闹。专家指出，浙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市场经济的活跃和繁荣，培育了最早的主体，并探索了主体队伍不断壮大丰富的繁育机制，浙江的经验在市场。
据统计，到目前，浙江已经是全国私营中小企业最发达的省份，拥有各类私营中小企业60多万家，约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堪称“中小企业王国”。
浙江私营企业的兴旺发达，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最深远的意义在于，最大程度地打破束缚个体身上的身份、资格甚至能力限制，打开了人、资本涌向市场经济的宽阔通道，主体队伍以惊人的速度扩容。这是中国市场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走向繁荣的奥秘。
在全国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诸暨市大唐镇，本地人口只有1.5万，而大大小小的企业却有7000多家，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家企业。镇里的干部说：“在我们这里，除了摇篮里的娃娃和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人人都是活跃的市场经济细胞！”在浙江，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主体，具有“一地一品”产业特色的工业园区目前达到900多个，年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的就有122个，集聚了13.6万家企业和140多万职工。大唐的袜业、嵊州的领带、海宁的皮革、嘉善的木业等块状经济产值及市场占有率均在全国独树一帜。
据统计，到2001年，浙江省中小企业共吸纳了929万城乡劳动力。因为企业队伍的庞大，即便是分文资本都不具备的农民也可以靠一身力气而加入市场经济的军团。
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的崛起，传统的国有企业，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告别“准行政部门”的隐性身份，通过改革脱胎换骨，向真正的市场主体嬗变。正如国有企业钱江摩托集团总经理林华中所言：在面广量大的私营企业这群“狼”的竞争下，国有企业也逐渐变成了市场中的“狼”，敢与国际对手一比高低了。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浙江国有经济资产也增长29倍。究其原因，就是竞争越激烈，国有企业转型就越快，从而快速抓住了发展机遇。
浙江人捕捉商机的本领令人叫绝。当欧元问世之后，在欧洲经商的浙江人发现欧元面钞尺寸要大一些，原来的钱夹不好放，就专门设计了欧元皮夹让老家来生产。现在，欧洲市场到处是浙江人发明的欧元皮夹。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红火的专业市场。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在外务工经商的人员达到200多万人。全国各地仅“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等就有100多个。浙江人经商，一分钱不嫌少，10万元不嫌多；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拉家带口找新的希望之地，到处传播着市场经济的种子。
三、开明的政府成就了浙商的传奇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成为浙江党政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人说，市场经济能在浙江起步并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得益于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勇气和智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课题，政府该如何理清思路、摆正位置，浙江的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市场经济萌芽的初期，浙江各级党委、政府顶着压力，不争论、不戴帽、不张扬，给起步时脆弱的民营企业赢得了喘息、存活的空间，使中小企业的发展获得了相对较好的社会和宏观政策环境。80年代末，当人们一度对市场经济改革姓“资”姓“社”进行争论的时候，位于钱塘江畔的传化化学制品公司总经理徐冠巨和他父亲也曾产生了彷徨。而此时，地方党委、政府给传化公司颁发了纳税大户的奖状，给企业当家人戴上了大红花，公司上下士气高涨，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科技产品。如今坐拥浙江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国内一流的高科技农业园区和现代物流基地，总资产近10亿元的传化集团，已经是浙江民营企业的排头兵。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成为全国最年轻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为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是当年的一朵大红花，一张奖状，成就了今日的‘传化’。”
一级做给一级看。基层组织尚且如此，作为浙江省高层更是在当时冒着风险，在政治高台上走钢丝。一些专家和学者断言认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得感谢具有个人胆识和政治魄力的浙江高层敢于在政治钢丝上跳经济舞蹈的官员们。
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出色不仅表现在他是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鼓吹者和支持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而在于作为一省之长，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顶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激励着浙江省的民营经济，他用个体私营经济在实践中所创造出的一个个辉煌，驳斥了社会上对个体民营经济的种种“奇谈怪论”。他认为，浙江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道路没有错，这条路将是一条康庄大道。目前，已经退居二线的沈老，同时也获得了广大民营企业家们奖赏他的“浙江民营经济之父”的特殊荣耀。
浙江私营企业崛起，实践于农村，经营者也大多是农民身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没有科学的引导势必会走上弯路。在每一个关口，浙江省委、省政府都及时地制定了恰到好处的方针政策，使得民营企业有效地绕开荆棘，健康发展。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指出，这种不直接插手企业，而又通过制定科学政策引导、规范企业的做法，体现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经济的新水平。
突破“唯成分论”，着力点放在发展上的思路，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浙江在民营经济发展中走出了一条“先放开后引导、先搞活后规范、先发展后提高”的道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最大的实事求是，也是党委、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自身定位的一个基本前提。
浙江大多数民营企业采用的是传统式、家族式管理模式。企业组织结构滞后，曾经一度成为发展障碍。为了推动中小企业突破这一发展的桎梏，从1992年开始，浙江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包括《关于全力推进乡镇企业大发展大提高的通知》在内的5个文件，大力推动了中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造。海宁市为解决全市1400家乡镇企业转制中面临的产权不明晰等问题，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乡镇企业法人财产权属登记发证工作，使这些中小企业明晰了产权，盘活了企业存量资产，增强了企业扩大投资的信心。2003年，海宁已登记的中小企业有60%都在进行技改或新上项目，投资总额超过1.5亿元，企业发展后劲骤然提高。在政府的支持下，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浙江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到2003年底，中小企业的改制面已经达到98%，改制后的浙江乡镇企业增加值由1998年的1929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967亿元，净增1038亿元，利润总额由455亿元增加到794亿元，净增339亿元。
今日红红火火、活力四射的浙江民营企业群的成长与培育之路曾经充满坎坷与艰辛。为企业解难如今已经成为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的一大职能。如针对私营企业普遍遇到的贷款难，浙江各地政府发起组织了各类中介服务组织300多个，信用担保机构61家，注册资金7亿多元，贷款担保额超过41.58亿元，受益企业达到4233家。
2003年底，在杭州市经贸委的撮合下，杭州市16家能对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贷款的商业机构，还将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包括保付代理业务在内的8种创新贷款。而针对浙江中小企业呼声较高的用地难问题，浙江省提出了“通过土地整理等途径获取的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可用于支持重点企业用地，关停、迁移的企业用地复垦后，可以按实际退建还耕面积等量获取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等多条政策意见。
浙江的传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征途上，浙江人民必将交出更出色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