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兵书战策无疑是一朵夺目的奇葩。如今，它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纵观中国历代的兵书战策，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反对天命，注重人事。
二、反对封建迷信。
三、主张富国强兵。
四、注重灵活多变的用兵艺术。
五、重视将领的作用，强调选贤任能。
六、主张严明法纪，赏罚必信，动有节制。
这些思想原则不仅在当时放射出不可磨灭的光辉，即使在今天，它们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阅读这些凝聚着智慧的伟大作品，无疑对今天的人们有诸多教益和启迪。
因此，我们特别邀请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编写了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历有著录，但篇数不等，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全书计5卷，24篇，9000余字。另唐魏征《群书治要》辑存4篇；1972年，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6篇，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隋书·经籍志》注称《尉缭子》，作者为尉缭，梁惠王时人，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也有疑为后人伪托。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期。
《尉缭子》围绕“刑德可以百胜”之说，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天官、兵谈、制谈、武议、治本等篇着重论述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战威、攻权、守权、战权等篇，主要论述攻守权谋和战法；将理、十二陵、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兵教、兵令等篇，着重论述治军原则、要求及各种军事律令。
《尉缭子》强调农战，富国强兵，认为“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制〕则国治”，这样才能“威制天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它强调人事，专篇论述靠天官（天象）、阴阳、求鬼神等，“不若人事”，不如“求己”，注意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文武的关系上，提出“兵者，以武为植（支干），文为种（根基）；武为表，文为里”的卓越见解，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的朴素的辩证思想，这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是一个进步和发展。
《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观点是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讲究“廊庙”决策，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在攻守上，讲奇正，重变通，注意争取主动。在进攻中，主张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并论述了前锋、后续部队与大军的任务区分和行动配合。防守时，要守不失险，鼓舞士气，守军与援军要“中外相应（内外配合）”，“守必出之（必要的出击）”，这种守中有攻的思想是积极的战略思想。
《尉缭子》在治军上主张“制必先定”，赏罚严明，强调三点﹕将帅要爱威并施，执法公正，并要以身作则，暑不张盖，寒不重衣，临战忘身；把教练作为必胜之道，提出分级教练及大部队合练的要求；并详细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号令明，法制审（缜密）”，使军令、军制完备，赏罚有据。其所拟制的一系列律令，内容极为丰富、具体、突出。其中的战斗编组、队形、指挥信号，平时和战时奖惩，士卒官将上下联保，营区划分、宿营、戒严、通行以及旗色、着装、徽章等规定都留存了中国早期的战斗、内务、纪律等方面法规性的一些具体内容，为其他先秦兵书所少见，对研究中国军制史有重大价值。
《尉缭子》具有的素朴的唯物辩证思想，大致反映战国时军队和战争情况，继承《孙子兵书》、《吴子》有关军事思想。其所论甚广博，颇得用兵之意，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唐、宋时，杜牧、何延锡、张预都引有《尉缭子》文注释《孙子》，在一些类书和兵书中亦多引述。该书主张重刑、杀戮，甚至称道“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可“威加海内”，反映了封建阶级治军思想的残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