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里──还是不要说哪个省为好，团结大学一向以其优美的校园和稀奇事着称。
这是星期五的下午，艳阳高照，秋高气爽。正值老师们每周开例会的时间，校园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虽然景色宜人，可副教授侍郎却心绪不佳，因为他再一次没有评上教授。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在今天下午的例会上，系里便会宣布结果。一年一次，每年十一月的中下旬，学校里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过侍郎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他五十九岁了，明年五月就会满六十周岁退休。这就意味着，他将以副教授的名义结束他在团结大学三十余年的教师生涯。一个“副”字，好家伙，这会儿真能要他的命。连着六年了，他年年都申报教授职称，可年年落空，始终也没能把那个该死的“副”字改成“正”字。一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步履沉重，甚至感到他的余生因此会黯淡无光。在这么一个温暖的秋日里，他的心却像寒冬一样冰冷，可是有谁能了解呢？
从家里来系里的这一路上，侍郎感到他的双手、脖子和脑袋都沉甸甸的。自行车就像一大块生铁，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费劲。虽然周围的这一切，花草、树木、熟悉的建筑物都还是那么顺眼，让人看着惬意，可是侍郎总觉得，自己今天与这一切都格格不入。现在他唯一需要牢记的就是：副教授就副教授吧，团结大学并不只他侍郎是以副教授的名义退休。不论他的妻子，老岳母还是身在异国的女儿，他们这段时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尤其他妻子，这几年本来就为职称的事没少跟他抱怨，甚至有过相当尖锐的挖苦、数落，可真到了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她突然变得宽容了，这让侍郎更加歉疚。
侍郎来到第八系所在的三号楼前，锁上自行车，进了楼。他的步子比往常要慢，而且走路的时候低着头。单从走路的姿式和身材来看，他并不像一个即将退休的人，而显得年轻了许多。他面容清瘦，表情和善，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夹克衫，里面是一件略为有些过时的半高领酱紫色毛衣。他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从左往右梳着，黑黑的，其中少见白发。走到二楼拐弯的时候，从上面下来一个人跟他打招呼，他还热情地回答说：“你好，忙呢？”
这是一幢四层的老式楼房，修建的时候是给当时在学校的苏联专家（现在他们又改回去叫俄罗斯了）办公用的，墙体厚实，窗户宽大，到现在仍然十分结实。第八系在四层，占据了西面的十余间办公室。系里的会议室就在行政办公室的旁边，中间摆了一张乒乓球台。不开会的时候，常常有人在这儿打上几拍子。侍郎进去的时候，里面差不多已经坐满了。通常老师们都喜欢靠墙根坐成一圈，中间，乒乓球台周围，自然是留给系里领导坐的了。侍郎看到西南角还有两个空位，就径直走过去，坐下。现在他扫了一圈，发现情况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是啊，他内心是心潮澎湃，可别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下午，例行公事而已。这样他反倒觉得好受一点，因为至少从表面来看，一切都很平静、正常，天并没有塌下来。
会议很随意地就开始了。系里的会通常都这样，没有什么正规的程序和气氛。领导们讲话的时候，老师们大都三心二意，有人抓着刚从行政办公室顺手扯来的报纸在看，有人低头想着心事，有人捧着手机在发短信，有人小声聊天。但是侍郎比谁都认真，啥也没干，专心听着讲话。先是系里的书记在讲学生的事，念学校发下来的文件，然后系主任洪德开始讲。
洪德中等身材，但体格魁梧，方面大耳。今天他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西服，里面套着一件鸡心领的羊毛衫。他先通报了期中教学检查的结果，接着讲起系里申报“甲级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是系里这一年的大事，在高校中通常被大家称为“跑点”。之所以把这事称作“跑点”，首先是因为，一旦申报成功第八系所属的文科B—3专业甲级学科，就会获得三个博士点，可以自行评定教授，再也不受指标和名额的限制，各种课题和科研经费也会接踵而来，因此，“点”──博士点实际成了申报的终极目标；其次，还因为在申报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跑动、游说、公关，被大家简称为“跑”。第八系为“跑点”这事已经折腾了大半年了，洪德讲得仔细，听的人也比刚才多些。洪德一口气讲了近半小时，期间又有老师插话、询问，会议室里一下子活跃了许多。
侍郎以为，洪德讲完“跑点”的事后一定会宣布职称评定结果，并预料洪德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和语气，但是洪德却把会议交给了系里的副主任，同时也是系里工会主席的一个瘦子，由他来宣布系里将在下星期召开的教工运动会上所要参加的一些比赛项目。几乎每个老师都告知要参加一、两项比赛。侍郎要参加的是自行车慢骑和三十米托球跑。副主任还特地提醒侍郎，到时一定把自行车骑来，因为他的骑车技术很好，去年就拿了老年组慢骑第二名。侍郎听着哼都没哼一声。
把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分配完之后，会议室已经有点乱了，因为有的人要换项目，有的人则表示到时不一定能参加，而副主任希望大家齐心合力，争取进入团体前三名。第三名有五百元的奖金，如能拿上，系里再出上五百元，那么哪个星期五开完会后系里请大家到学校西门外面的“蜀香楼”吃一顿就不成问题了。虽然现在第八系的教师谁也不缺油水，但是大家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谈笑一番，把枯燥的周末转换成一次欢聚，也是大家颇为乐意的，所以副主任很希望由自己的努力来促成这么一桩美事。基于此，他颇为起劲地发动那些有潜力的人，希望他们多报项目。他这种考虑大局和荣誉的精神的确打动了几人，报名表上又多了几个具有竞争力的项目。
会议室稍微安静下来之后，侍郎心里说：“现在总该宣布职称评定的事了吧？”同时，他开始酝酿情绪，准备接受那可怕的、再次没有评上教授的结果。可是这时，洪德又把教学秘书叫了进来，让她传达学校关于期末考试出题的最新指示。原来教务处又搞改革了，把原来出题的模版全改了，老师们需要学习新的、更为规范严谨的出题方法。教学秘书拿着一个范本，站在乒乓球台旁边讲了好半天，下面乱成一团，吵嚷不绝。许多人都抱怨这个新模版太复杂，是故弄玄虚，搞极端形式主义，洪德挥挥手，说：“行了，不明白的下来到曹秘书那里拷一份电子文档。新规则总是需要适应的。明年上面搞的本科教学评估，首先就要评这个，不适应不行。”看大伙稍微安静了，洪德才又接着说：“下面通报一下今年的职称评定结果。今年我们系一共有一位老师申请正高，三位老师申请副高，全校的情况是──”
听到这里，侍郎的心跳开始加速。他心里说：“总算轮到正事了。洪德，你这个胖子，会议拉拉杂杂扯了半天，才轮到职称，说明你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这时洪德正好宣布结束：“──这两位老师晋升为副教授。让我们对他们表示祝贺！”
会议室稀稀拉拉地响起一片掌声。再清楚不过了，申请晋升副教授的三人中，两人晋升成功，申请晋升正教授的一人没有成功，而这人就是侍郎。
一些人开始搬动椅子，一些人互相说话，显然，会议结束了。洪德也已站了起来。这时侍郎忽然说：“就完了？”
见没有几个人听见，侍郎再次大声重复一声：“就完了吗？”
听到这一声的人都感动有些异样，怔怔地看着侍郎。洪德也有些惊诧，不解地对侍郎说：“完了啊？！”
“主任，难道你就没有话说？”侍郎说。
“我想我说得够清楚的了，”洪德说。他同时做出一种表情，表明他为了不让侍郎显得尴尬，是如何在有意无意地把职称评定这件事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并且放到会议最后，一个不起眼的时刻。可是侍郎今天有点不对劲。自从他叫洪德“主任”，洪德就感到他眼下是心潮翻滚，有某种东西需要发泄。
但是侍郎接下来的表现还是把洪德吓一跳。只见他突然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统统给我坐下！”
由于侍郎原本是坐在墙边的，为了够得着桌子，他是站起来，并往前迈了一步，才拍响的。那些已经起身准备往外走的人都呆住了，停住了脚步。即使系主任洪德，也从来没跟人拍过桌子。不过大家与其感到的是恐惧和威慑，还不如说是同情和好奇。显然，面对这么一个厚道人，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大家感到有某种义务要响应一下他的情绪，给他一个面子。也有几位近两年刚分来的年轻人，他们对职称不像上年纪的人那么上心，刚才开会时也没认真听，被侍郎那一巴掌拍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身旁的人连忙低声告诉他：“侍郎老师今年又没有评上教授，他生气了。多可怜啊，明年他就退休了，再也没有机会。”
这天下午参加会议的共有三十二人，全都齐刷地重新坐了下来，而在第八系四十多年的历史上，大家从来没有在一个时刻如此听命于一声断喝。
“同志们，”侍郎说，“我是个讲理的人，在座诸位，不论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还是新来的小年轻，我全都尊重你们。你们凭良心说，我侍郎做错过哪一桩事，得罪过哪一位同事？我在团结大学第八系工作了三十二年，连着当了四届班主任，每年上五百多节课，教了整整两代学生，如今马上就要退休了，得到就是一个副教授！”
这一番话是像炒胡豆一般噼里啪啦一下子冒出来的，在场的人听得面面相觑，不知道作何回应。侍郎扫了大家一眼，继续说：“这公平吗？公平吗？他太妈不公平了！这是欺负人，简直是欺人太甚！”
他再次提高语调，甚至想再拍一下桌子，其激昂的语气和喷火的双眼让会议室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尤其从他嘴里居然冒出了“他妈的”这样的字眼，足以说明他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一些人惊讶地瞪着他，不知所措，尽管他们都知道自己与这事没有关系。
这天下午胡林思正巧坐在侍郎的旁边。作为侍郎他们夫妇俩共同的朋友，胡林思这段时间对侍郎颇为关注。事实上昨天晚上，她还在侍郎他们家坐到快十一点。她五十四、五岁的样子，戴着一副镜框有些发旧的眼镜，睁着一对忽闪忽闪的眼睛。看到侍郎满脸委屈与愤怒地站在她身边，她立刻起身把侍郎拉回坐处。她说：“侍郎，你干什么呀？快坐下，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侍郎倒是坐下了，但满脸涨得通红，喘着粗气，嘴唇哆嗦着，似乎已经说不出话来。可以想像，如果不是胡林思拉他坐下的话，很难说他还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系主任洪德显得颇为镇定。侍郎说话的时候，他时而看看他，时而看看窗外。这时他觉得插话的时机成熟了，才说：“侍郎，你要冷静！冷静！”
“我冷静个屁！”侍郎又站了起来，“你倒是能够冷静，因为你啥也没落下。当官、评教授、当博导，好事你一件都没落下，你当然可以冷静了！”
“侍郎，难道你没有评上教授，是我的错吗？”洪德说。他的声音并不高，而且似乎也没有生气。他仍然称侍郎为“侍郎”，而没有改称“侍老师”。如果他想借机挖苦或者反击一下侍郎的话，他是完全可以趁机叫他“侍老师”的。他比侍郎小五岁。他进校的时候，侍郎已经留校当老师了，而且给他们班上过课。但这么多年以来，洪德之所以不叫侍郎老师，并不是不尊重侍郎，而是不想因此拉大与侍郎在岁数的差距。洪德，还有胡林思等几人，在系里已经算是老资格了，如果他们叫侍郎老师的话，无异于把侍郎往老头堆里推。洪德心想，我们一直叫你侍郎，这种善良的举动在系里是人所共知的。不过洪德也有一点担心，因为他曾经私底下跟人说过，说侍郎“不着调”。根据他的判断，这句话很可能已经传到侍郎的耳朵里。他想侍郎很可能会立刻翻出这笔老帐。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换个角度看，他这么说，完全是出于对侍郎的爱护啊。侍郎要是“着调”的话，就不至于混到眼下这个份上。
但是侍郎根本没往个人恩怨那方面发展。他说：“我谁也不能怪。我只能怪我自己。我就是个无能分子！我丢了第八系的脸！你们一个个都有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的科研成果，唯独我没有！我是个光杆司令，我做不出学问，所以我是罪有应得！”
侍郎话音未落，胡林思立刻喝斥他：“侍郎，不要瞎说！”她拍了一下侍郎的肩，就像面对一个酒鬼想让他清醒一下一样，“你没评上教授，系里的老师们谁也不愿意看到。洪德主任也没少帮你说话。不准瞎说！”
“我瞎说吗？事实就摆在那儿，在座哪一位不是心知肚明？”侍郎说着，脸上浮起一种笑容，但这种笑容很古怪，放在他脸上简直就像一个虚伪的人所做出的那种夸张而腻味的笑，让人感到别扭、惊讶。大家都盯着侍郎，仿佛他原来是藏在这个群体中的一个间谍一样，居然会说出刚才那样一番话。
自从侍郎开始拍桌子起，书记就一直有些紧张地盯着侍郎。她是个清瘦、整洁的女人，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商量的神情，年纪看样子跟胡林思差不多。此时她清清嗓子，和言悦色地说：“侍郎老师，事情还没有到板上钉钉的时候。你不是明年五月才到退休年龄吗？系里努力一下，看能不能延长半年。如果行的话，明年就还有一次机会。”她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学校也不是没这样的先例。前年第二十三系的罗老师，不就是延长半年，刚好评上教授退的休吗？”
大伙儿都明白，以书记的为人而言，这番话是可行的，而且她是情急之下、不想侍郎因此气出个什么毛病才在这样的场合说出“延期退休”这种有许诺成份的话的，可见她也很同情侍郎这样的境遇。可是侍郎并没有买这个帐，他反问书记：“我有这样的关系吗？我有吗？”
这一来书记语塞了。因为是否能延长半年退休，完全取决于学校，系里是不管用的。而在学校那一层，你必须有过硬的关系，才可能想出诸如“户口本年龄登记有误”、“特殊岗位需要”之类的理由，这一点书记当然不敢打包票。
洪德脸上很轻微地闪过一丝不快，转瞬即逝，但还是被侍郎抓住了。在侍郎看来，洪德内心一定在指责书记的妇道心肠，在抱怨她这种很随意的许诺很可能给系里带来麻烦。他于是朗声说：“请领导放心，我侍郎不会给你们出难题。我只想请教几个问题：为什么老实人总是受欺负？为什么辛辛苦苦的工作不被承认？到底是他妈的教书重要呢，还是埋头搞自己那点东西重要？”
说完，侍郎紧盯着洪德，等他回答，但洪德却沉默着。他的眼睛也不看侍郎，而是盯着桌面。洪德传达出的信息似乎是：他不想跟侍郎计较，因为侍郎提的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洪德的表情好像是在说：这还用得着我们跟你解释吗？你是昨天才来到团结大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