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校医院，正好是一星期中最悠闲的时候，因为此时，全校都在开会。除了少数几个家属院的老病号，还有几个学生，这儿没什么病人。甚至医院本身也有些科室正在干着开会、念文件之类的事情。不过今天这个电话来说巧，正好打到了校医院应急出诊分队里，接电话的是应急出诊队的李队长本人——他刚刚把应急出诊器械收拾停当。更巧的话，这个应急出诊分队是上星期刚刚成立的，原因是，团结大学在上个月接连出现了两起因为抢救不及时而耽误病情的事例—─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以前，也就罢了，可偏偏牙科的宫大夫刚刚在今年夏天通过竞聘当了校医院的院长，作为校医院为数不多的专业之士，他是不希望过去那种散漫的机关作风再在校医院里延续下去的，于是成立了这个应急出诊分队，指定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这个姓李的小伙子为队长。
话说这天下午，李队长接到报诊，问明地点和大致病情，立刻提起急诊箱，拉起外屋一位女大夫，拎着东西就出门下了楼。
他们刚一跑出医院的大门，从左拐，准备顺着开水房一直往南跑、在马路的尽头往右，去三号楼的时候，机灵的李队长忽然看到花房的郑师傅正蹲着一辆平板车悠哉游哉地食堂后面驶过来。李队长连忙喊：“师傅，借借你的板车！”话音未落，他一个箭步蹿到郑师傅面前，连拉带抱把他弄了下来。
李队长飞身跳上板车的骑凳，而那位女大夫，照样是训练有素地爬上了板车的货板。可是板车这玩意的行进原理有些成古怪，李队长骑上去猛地一踩，它竟然不是往前，而是猛地拐了个弯，撞到了旁边的马路护沿上。这一抖差点把那女大夫给晃了下来。李队长扳过方向，再一踩，它竟然又往右拐。眼见李队长急得火急火燎，郑师傅两步赶了过来，说：“下来吧，这玩意和骑自行车不一样。坐后面，我送你过去！”
“好，请直奔三号楼，人命关天，十万火急！”李队长说。
于是这辆载着两个白大褂的板车立刻飞驰起来。它越过开水房，冲过理发馆，像蛇一样三绕两绕穿过了前面路况复杂的十字路口，从团结商店前面一晃而过，然后沿着研究生楼东侧的一排矮柏一路狂奔，到尽头的丁字路口一个急侧身，从花园中叙穿过去，越过那排黄得金灿灿的银杏树，“吱嘎”一声停在三号楼前面。说时迟，那时快，板车的刹车声还回荡在空中，李队长已经飞身进楼，三步两步蹿到四楼，冲进第八系的会议室。
“请各位闪开！”李队长一声大喝，然后他们打开急救箱，展开氧气袋，令人眼花缭乱地把一些家伙什套在病人身上，同时挤脉搏，翻眼皮，按胸脯。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刚才第八系的同事们实施过的，大夫们只是手法娴熟一些而已。眼看病人仍然没有反应，李队长刷地一声，从急救箱里掏出一支针剂，一把扯下病人的裤子，照着屁股上就扎了下去。然而病人还是没有反应。
“行了，小李子，”那位女大夫说，“病人已经停止呼吸，早就没救了！”
这平静的一声犹如丧钟，结束了第八系会议室的混乱。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老师全都拥挤着站在侍郎的身边，看着他。每个人脸上都布满了惊慌、恐惧，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这一幕。
过了一小会儿，不知道是哪一位女教师率先发出了“呜呜”的哭声，于是，弥漫在第八系的悲凉气氛就像干柴遇到烈火似的，转眼便燃了起来。
附近的几个系，此时也正在集中开会，他们听到这大白天传出的“嗡嗡”的一片哭声，感到这幢老楼忽然间阴风扑面，令人毛骨悚然。
不一会儿，不详的电话铃声在侍郎家里响起。他妻子蔡晓──第五系的一名副教授，本来也是要在这周五的下午到系里去开会的，但是胃炎复发使她这几天一直卧病在床。她感到今天下午的铃声来得不明不白，响得诡异。
蔡晓说：“是啊，你是哪一位？”
“蔡老师，我是第八系的小曹，”对方说。蔡晓立刻想起了第八系的教师秘书，那是个胖胖的脾气很好的女子。对方继续说：“蔡老师，侍郎教师忽然病了，挺厉害的，你到我们系里来一下吧。”
“什么？什么？”蔡晓连忙问。
“你快来一下吧，”对方说着，挂断了电话。
“喂！喂！”蔡晓对着空空的话筒喊着，一阵眩晕。她挣扎着，从旁边的桌子上取过手机，给他们家的朋友胡林思打电话。电话响了，却没有人接。于是她又给洪德打电话，响了，还是没人接。一阵更为猛烈的眩晕袭来，同时，胃里一阵痉挛，蔡晓“妈”地叫了一声，便从床上滚了下来。
这天下午，蔡晓的母亲果真在他们家，此时正在厨房里帮她熬药。老太太虽然八十一岁了，但精神矍铄，有一种既慈祥又镇定自若的气质。她当了三十多年的小学校长，是市里公认的青少年教育地专家。看到女儿从床上摔了下来，她一点也没有慌张，而是守着她，照着床头墙上一张卡片上的一个电话号码，给校医院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宫大夫本人──他是老太太的姨外甥，刚刚组织完政治学习，从医院的会议室走出来。他说：“二姨您别急，我的人马上就到。让表妹躺在床上别动！”
在第八系，警察已经赶到。他们来自离这儿最近的千寿寺派出所，一个警长和一个女警员。两人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和查验后，确认这是一起纯粹的意外事故，与刑事无关，便告辞了。人们听从校医院李大夫的指示，七手八脚把侍郎送到校医院，暂时安置在校医院位于地下的太平间里。学校去年新来的校长在一次讲话中形容团结大学规模之大的时候，曾经以很很无奈的口吻说：“我们团结大学什么都有。除了火葬场以外什么都有，因此很难搞呀！”眼下这种情况就足以证明他说的这句话。校医院太平间虽然只有四个停尸柜，但不时会派上用场。不过今天这儿比较冷清，只有侍郎一人。
从侍郎倒下的那一刻起，洪德的脑袋就一直嗡嗡作响。这事比“跑点”让他头痛一百倍。毕竟是人命关天啊！而且是朝夕与共的同事。早知道会有这样的意外，他定会帮侍郎想想办法。至少到他们家里去一次，好好地开导一下他。在医院把侍郎安顿好以后，他立刻赶去一号楼，想把事情的大致经过给主管领导作了一个汇报。
现在学校管教学、科研和职称的是第一副校长高明烛。洪德去之前他已经得知了消息。洪德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颓然坐在椅子上，抽着烟，沉思。通常他是不抽烟的，但每每遇到什么难题的时候，他会到隔壁，主管后勤的第五副校长那儿要上几支烟过来抽。对高明烛来说，侍郎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员，因为十几年以前，他们还在一个教研室里共事，从事同一个专业。后来他调走了，从教务处的副处长干到处长，后来又提拔为到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那以后，高明烛就很少见到侍郎。他实在太忙了，因为团结大学以前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秩序，乱得就像一锅稀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头发都熬白了，才弄出点眉目。这两年他刚想喘息一下，可是传说中的“本科教学评估”终于风一样飘到了团结大学，让他这个主管副校长彻底陷入了焦头烂额之状。这个“本科教学评估”一共有一千七百多项指标，涉及到教学方面有八百多项，而每一项都需要准备一套历史最为复杂的材料。教师们大都知道怎么上课，怎么写文章，但他们却很难按照一套异常繁琐的模版来描述自己如何上课，如何写文章。为此，团结大学全校一级的大会开了60多次，系一级的小会开了800多次，许多教师仍然没有获得要领，天天打电话到教务处发牢骚。重压之下，担当评估攻坚任务的教务处长累趴下了，躺在医院里，死活要辞职。高明烛翻江倒海般找遍了整个团结大学，竟然无人愿意来接替这个职位，而通常的那些处长岗位，人们都是排起了长队应聘的。大战当即，缺兵少将，高明烛顿感身心疲惫，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旧友侍郎又出了事。
高明烛抽着烟，一边想着赶快到哪儿去弄一个教务处长，一边想着老友侍郎，感到头皮一阵阵地发痛。他整个人就像他那丛头发一样散乱、黯淡，缺乏生机。
看到洪德走进来，高明烛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倦。侍郎混到今天这个份上，洪德多多少少是有责任的，而他应该怎么做，根本用不着高明烛来提醒他。洪德嗫嚅着，准备开口，高明烛朝他挥挥手，说：“啥也别说了，先把后事处理好。”
洪德本来是径直走向沙发，看样子是准备在这儿坐一会儿的，但高明烛的话使他停下脚步，站在屋子中央。他的眼圈微微有些发红，而且咬着腮帮子，似乎正在用生理上的努力来平息自己的情绪。
高明烛看看他，说：“一会儿校长找我，就为这事。你回去吧，回头我会找你。”
洪德迟疑一下，转过身，默默地出了高明烛的屋子。
小白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肥皂去洗手。他习惯性的拿起香皂盒，到水房里去。他把每一根手指的缝隙都打上香皂，在清水下冲干净，然后，再打上一遍香皂，再冲一遍，才回到屋里。他坐在自己的床上，既不能安静下来看书，也不想干别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他又去水房洗手。这次他拿的是洗衣粉。他住在第十五号筒子楼。从他那儿到楼中间的公用水房，得穿过十余间屋子。不过这会儿多数人都还没有下班，楼道上走起来路很方便。洗完后他回到屋子里，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外面有一丛很老的丁香树，这会儿光秃秃的，上面只有一个麻雀。树的外面是道路，再对面是工会地下活动室的大门，常年紧锁着。
他脑子里总有一副场景──刚才从楼上抬侍郎下来，下楼梯的时候，侍郎忽然身子一滑，朝他这边滚过来──因为用的是系里的一块桌布包着死者，则四个人每人扯着一个角往下抬，而他正好倒退着走在前面──他害怕得本能地一撒手，结果侍郎的脚一下子就掉到地上了。幸亏与他同在一边的洪德主任经验老到，连忙伸手托住，侍郎的身子才没有整个掉在地上。在洪德的呵斥下，小白感到自己失态，立刻一只手扯住布单，一只手把侍郎的腿提起来，重新放回布上，然后把侍郎抬到了楼外。
五点，德宝来找小白的时候，小白已经第三次从水房洗手回来了。这次他拿的是一块刚开封的洗衣皂。小白摊着手，对德宝说：“我总觉得这手洗不干净。”然后，他告诉德宝，自己从来没见过死人，只是很小的时候，远远地见过一些人把奶奶的遗体放入棺材。
德宝看看他，说：“那你再去洗洗。”
于是小白再次去了水房。这次他听从德宝的建议，带了盐，并从邻居家要了一点醋。德宝是系里行政办公室的秘书，虽说没什么职称，但人缘很好，系里开会的时候，那些年轻的男老师，总喜欢抽空溜到他那里抽支烟，瞎侃一会儿。等小白洗完手回来他，他说：“你坐下，我有个事告诉你。”
小白看了德宝一眼，觉得他神色凝重，似乎感到有什么不妙的事要发生。
德宝说：“刚才你们都走后，我到太平间去取钥匙。胡林思说，侍郎老师口袋里还有他们家的钥匙，让我去取出来。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小白连忙问。
“侍郎老师的眼睛是睁着的！”德宝说。
小白吃了一惊。似乎有些胆怯。他说：“怎么可能呢？你别吓我啊！”
“真的，”德宝说，“管太平间的那老头也看见了。我吓坏了，让那老头帮我取的钥匙，然后我就跑出来了。”
“你别跟人瞎说啊，据说这是不吉利的，”小白说。
“我就是没敢跟别人说，才跑到你这儿来了。这事真他妈邪门，”德宝说。“死人咱也不是头一回见到。”
然后他们两人就在屋子里抽烟，商量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告诉谁。
此时侍郎的妻子蔡晓已经抹干了眼泪。她在家里只昏倒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她母亲叫来邻居，用自行车把她驮往校医院。他们刚进西校门不远就遇到了拎着氧气瓶的校医院“应急出诊分队”的李队长，在得知噩耗后，蔡晓再次昏倒。于是李队长直接把她带到校医院，用的仍是那辆花房的板车。她挣扎着扑过去，但学没等走近就倒在了地上。人们把她抬到病房里，给她打针、灌药，最后连着盐水瓶一起送回了家。护送侍郎到医院里来的胡林思，系里的书记，还有另外两位侍郎的同事，他们一起陪她回家。
蔡晓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想像着今后的生活。她几乎是半躺着，背后垫着两个靠垫，身体看起来非常虚弱。胡林思等人有的坐在她身边，有的坐在旁边的餐桌椅子上。胡林思的眼睛已经肿了。她不时取下眼镜，用纸巾擦拭着眼泪。
蔡晓的老母亲成为这群人中最为平静的人，进进出出为大家端茶倒水。当有人提议应该立即通知侍郎远在法国留学的女儿时，老太太示意他们保持镇静，由自己来通知外孙女。然后，她走到女儿的卧室，十分平静地给外孙女打了电话，告诉她，她父亲生病了，让她立即回来一次。走出卧室的时候，老太太还不忘了自言自语地说：“这会儿那边正是中午呢，孩子正吃午饭。”听到母亲与自己女儿的通话，蔡晓再次泣不成声。但她已经很虚弱了，声音有气无力。
房门忽然响起锁匙转动的声音，紧接着，一个中年妇女大步走了进来。她叫了一声“姐”，然后就与蔡晓抱头痛哭，同时她一边哭，一边骂，句句直指团结大学。她看起来脾气很大，似乎都想砸东西。直到老太太在旁边喊道：“小三，行了！”这个女人这才离开蔡晓，站到窗户旁边去继续咒骂团结大学，只是声音小了许多。
原来这个女人是蔡晓的妹妹蔡伦。她是一名能干的街道干部，正好管理团结大学所在的这个小区，刚刚得到消息便赶来了。她看起来不太像她姐姐，身体略为有些发胖，有一双泼辣的大眼睛。稍停之后，她坐下来，盯着墙角，想着什么。
傍晚时分，洪德带着副校长高明烛、校办的一位副主任、人事处长、职称办主任一起来到侍郎家里。这支官方代表团以高明烛为首，一进门，就向蔡晓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希望她节哀。五个男人一下子就把客厅挤满了。面对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慰问，蔡晓什么也不说，只是半躺在沙发上，用手巾擦拭着眼泪，不时朝他们点头致谢。
来客即将离去，蔡伦却拦住了他们。她说：“你们都是教授？”
来客面面相觑，不知道蔡伦何出此言。高明烛不愧是几人的头儿，反应比其它几位敏锐，而且他也认识蔡伦，对她泼辣的脾气有所领教。这还得回到二十多年前。那时候，高明烛住在筒子楼里，与侍郎是邻居，经常遇到来姐姐家串门的蔡伦。高明烛甚至很后悔自己早结了婚，不然他是可以委托侍郎当个媒人，追求一下蔡伦的，因为他妻子，虽说是个中规中矩的大学教师，而且也算得上贤惠，但他实际上更喜欢蔡伦这种略有一点市井气、更具有生活气息、而且长得也不赖、颇为性感结实的女人。后来高明烛不再与侍郎做邻居，尤其是从第八系调进走以后，他就很少见到蔡伦了。现在，高明烛已经没有心思去品味着蔡伦不减当兵的风姿。他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悲痛，同时夹杂着一种老大哥般的诚恳，低声对蔡伦说：“哎，小蔡，发生这样的事大家都很难过。”
“你们难过吗？”蔡伦问，“难过还能看着我姐夫年年评教授，年年评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