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讲道：“上善若水。”何以见得呢？
有一个少年，为了寻求生存的智慧，走遍名山，踏遍丛林，仍然所得寥寥。
这一天，少年经过一条河边，见一老者正面对逝水感叹不已，便上前问道：“敢问前辈，莫非这东去的逝水，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老者道：“世上之人，若有水的秉性、水的生存智慧，便可称为智者了。”少年不解，又问道：“不才实在不明白，请前辈明示。”
此时，那老者突然隐去不见，另一老人含笑而来。少年认出，此人是孔子。孔子说：“水的德行，好比君子的德行。水遍及天下，没有偏私，如同君子的德行；水所到之处，滋养万物，如同君子的仁爱；水性向下，随物赋形，如同君子的仗义；水浅则流行，深则不测，如同君子之智慧；水奔赴百丈深渊，毫不迟疑，如同君子之勇敢；水柔弱灵活，无微不至，如同君子之明察；水遇浊恶，默不推让，如同君子的包容；水蒙受不洁，终至澄清，如同君子之善化；水入量器，保持水平，如同君子之正直；水遇满即止，毫不贪得，如同君子之适度；水历尽曲折，终究东流，如同君子之意向……”孔子说完即隐去，又一老者现出。少年认出，此人是老子。
老子说：“上善之人的秉性，如同水的秉性一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处于众人所不喜欢的卑下之处，所以最近于道。上善之人所居像水那样善处卑下，存心像水那样清静深沉，与人相交像水那样彼此相容，言谈像水一样有鉴万物，为政像水那样有条不紊，办事像水那样无所不能，举动像水那样待机而行。上善之人像水那样遍及万物而与万物无争，所以才无祸患。”老子说完，亦即隐去。前一老者复出。老者对少年说：
“孔子、老子，乃人中智者。仁者近山，智者近水，要做智者，唯水之秉性可为借鉴。”
少年顿悟，说：“我遍访名山，所得寥寥，不料今日由熟视无睹的流水，实在启人心智。”
老子的“上善若水”，主要是强调水的柔和、包容与以柔克刚。据说，老子曾从师于常枞。有一次，常枞病得很重，老子急忙前去探视。见常枞生命垂危，老子小心地问道：“您有什么要对我们嘱咐的吗？”常枞有气无力地张开嘴巴，示意老子道：“我的舌头还存在吗？”老子回答说：“还在。”常枞又问道：“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答道：“已经没有了。”常枞停了停，继续问道：“你知道齿亡舌存的道理吗？”老子思考了片刻，回答说：
“因为舌头柔软，所以得以幸存下来；而牙齿刚硬，因此全脱落了。”常枞听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说道：“天下的事理都包含在其中了，无须我再对你说什么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所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由孔汉斯所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宣言中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普世伦理的金律。
孔子为儒家确定了一条所谓“忠恕之道”。孔子认为，人总是要把自己的感情不断向外推展的，而且这种推展是有次序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感情对象，有远近亲疏的区别。孔子就主张人要把这种感情不断向外推，推己及人。正面的论述，叫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的最好先让别人拥有，这就是“忠道”；反过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不要施加给别人，这就是“恕道”。
孔子的这种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也被后来的孟子继承和发扬。《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就是祭品，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道。所谓王道，就是仁义之政，通过仁政展现君王的美德，百姓服膺这种美德所以拥护君王的统治；与王道相对应的是霸道，即通过暴力强制手段统治百姓的方法。在儒家看来，王道是唯一正确的，霸道是不对的。
孟子对宣王所说的一切，没有别的，就只是“善推其所为”，这正是行忠恕之道。在这里我们看出，孟子如何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上面却说“己所欲施于人”，这就道出了两种文化的本质区别。儒家虽然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广到四海，但是一向主张自愿，通过自己文化礼制的自身魅力影响、感召其他国家，从而使得彼方认同、喜爱中国文化，这才形成自然的输出。但是西方文化则有所不同，基督教主动扩张的热情一直都很高涨，基督徒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在政治上，也是他们认为对的、好的，就有如传教一般热烈地想让其他国家也拥有，甚至不惜颠覆别国政权。
可他们忽略了，他们喜欢的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一定喜欢，因此，“己所欲施与人”是有缺陷的，没有儒家两方面结合的忠恕之道来得完美。
仁者无敌
庄暴拜见孟子，说：“我被大王召见，他告诉我他很喜欢音乐，我当时没有话语回答。”接着又问道：“喜欢音乐到底好不好呢？”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欢音乐，那么齐国差不多就是很不错了！”
几天后，孟子被齐王召见。问道：“大王曾经告诉庄暴自己很喜欢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马上变了脸，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喜欢古代圣贤帝王的音乐，只是喜欢世俗的音乐罢了。”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欢音乐，那么齐国差不多就是很不错的了。现在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差不多。”齐王说：
“我可以听听这是什么原因吗？”孟子说：“单独一个人欣赏音乐和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哪一种更快乐？”齐王回答说：“一人欣赏音乐不如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孟子说：“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哪一种更快乐？”齐王回答说：“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不如与大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孟子说：“请让我为大王谈谈欣赏音乐的问题吧。如果在这里奏乐，老百姓听到您击打钟鼓、吹奏箫笙的声音，全都愁眉苦脸地互相诉说：‘我们的国君喜欢演奏音乐，为何让我们如此贫苦不堪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儿女离散。’如果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老百姓听到您车马的声音，看到仪仗队的豪华阵容，但都愁眉苦脸地互相诉说：‘我们的国君喜欢打猎，为什么让我们如此贫困不堪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儿女离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没有与广大的老百姓同享快乐啊！”
“如果大王在这里奏乐，老百姓听到您击打钟鼓、吹奏箫笙的声音，全都欢呼雀跃地相互转告：‘我们的国君可能没有什么疾病吧，要不然他怎么会奏乐呢？’如果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老百姓听到您车马的声音，看到仪仗队的豪华阵容，全都欢呼雀跃在相互转告：‘我们的国君可能没有什么疾病吧，要不然怎么会去打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与广大的老百姓同享快乐啊！现在大王如果能与老百姓一同享受快乐，就可以实行王道了。”
上述孟子对齐王讲的这番道理，就是孟子“仁者无敌”理念的表现。孟子认为，一个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王道，那是任何人都不能战胜的，因为这样的君王是老百姓最拥戴的，民心的力量最为强大。齐宣王向孟子请教齐桓公晋文公成功的事迹，孟子说，孔子的学生，没有谈这些的。因为这些都没有德的力量大。“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做一个保护老百姓的君王，谁都不能把您怎么样！
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说，爱是平等的，利是相互的。墨家不仅仅是一个学派，还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以实际行动践行墨家思想主张，墨子本人就是这个团体的领袖。所以墨家子弟，人人身兼力行，个个都有好身手，以自强助弱，急人之难，解人之困，爱众亲仁，推衣解食，视人如己。他的“兼爱”，是要“言必信，行必果”，为“除天下之大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
他的“非攻”，是止戈为“武”，墨子特别指出，武王伐纣即“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在必要时不惜舍己为人，“代天行诛”。
楚国是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在它北部的宋国是个地小人寡的小诸侯国。楚国国君请巧匠公输班设计制造了攻城用的新式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当时得知这个信息以后，便不畏风霜劳苦，步行十日十夜，来到南方的楚国，见到了楚王。
墨子问：“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的车子不坐，想去窃取邻人的破车；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不穿，想去窃取邻人的粗布衣服；舍弃自己的粱肉不吃，想去窃取邻人的糟糠恶食，你认为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楚王回答：“必然是盗窃成性的人。”
接下去，墨子就很不客气，指出楚王去攻打宋国是以大凌小，以强欺弱，就像那个盗窃成性的盗贼一样，去窃取邻国的破车、粗衣、恶食，属于不义的行为。
楚王被墨子的道义折服了，无言以对。但他仍未打消攻宋的念头，说公输班已经为他造了云梯，不可不用。这时墨子在楚王面前把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来围作城墙，用筷子作为守城的武器，演习怎样攻城，怎样守城。他守城，让公输班来攻城。经过九次的攻和守，以公输班的失败而告终。公输班技穷，自知无法对付墨子，就说：“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但是我不能说出来。”聪明的墨子看到了杀机，便坦然地说：“杀了我没有关系，我的三百学生已守卫在宋国的城墙上，我虽然死了，但我的一套守城方法还存在。”楚王自知攻宋不可能取得胜利，无可奈何地说：“你讲得对呀，我就不攻宋吧！”这就是着名的“止楚攻宋”的故事。
我们常常拿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较。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孔子爱有差等的仁爱精神更符合人性，更有可行性，而墨子的兼爱过于理想化，不具备可行性。但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伤害他人的事情，恰恰发生于自己的亲人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时候孔子的仁爱精神就难以发挥力量了。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春秋战国诸子时代，还有一类人，对国家社会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只关心自己的个人生命，躲在世事旋涡之外独善其身，这种人被称做隐士，或者隐逸派，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杨朱。杨朱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杨朱认为即便拔一根腿毛就能使普天下获得大利，他都不干。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但却充分表明了他鄙视一切世事俗务而专爱自身的特点。
那么，杨朱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太自私呢？他真的连用一根腿毛拯救全世界的事都不肯做吗？我们看《列子·杨朱篇》中说的这个故事就知道了。禽子问杨朱：去掉你腿上一根毛，就能匡扶天下，你能做吗？杨朱说：天下不可能靠一根腿毛就能拯救。禽子说：假设可以的话呢？杨朱默然不应。——杨朱为什么会默然不应啊？他不是很坚定地声称不做吗？可见，这并不是杨朱之流的本意。那他的本意到底是什么？
《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实在是道出了以杨朱为代表的隐逸派的真正用心。杨朱的观点其实是：人们往往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却谎称为了天下苍生，去骗取别人的信任和支持，实际上做的却是损害天下的事。
杨朱认为，只要人人都洁身自爱，并不希图非分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什么人去拯救，这个天下自然就太平了。而且，天下如此纷乱，如果卷入是非旋涡之中，势必使自己的精神和生命都遭受戕害，凭一己之力又不可能整治得好，倒不如躲开是非、独善其身。
可见，杨朱的隐逸派既不像儒家那样为了天下苍生之幸福不惜慷慨赴死，也不会像世俗之辈那样去追名逐利，他们非常珍重自己的生命，喜欢躲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自得其乐。
对于名利，杨朱已经看得非常透彻了。孟氏听说杨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便来向杨朱请教名声的问题。杨朱回答道：“从前管仲担任齐国宰相的时候，桓公妻妾成群，他的妻妾也不少；桓公奢侈淫靡，他也跟着奢侈，君与臣之间的心性一致，因此管仲所说的话，桓公没有不听从的。他的主张也因此得以实现，齐桓公也因此得以称霸诸侯。管仲死了之后，他的家人也就丧失了名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而田氏担任齐国宰相时，国君骄奢淫逸，他便节俭勤苦；国君贪财搜括，他便散财救人，百姓都心向田氏，他于是取代国君执掌政权，其子孙也都享福至今。”
天地一体泛爱万物
庄子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惠施。惠施以擅长逻辑分析和辩论着称，惠施的这一派后来被称为“名家”。据说惠施的着述颇多，《庄子·天下》中记载的所谓“历物十事”以及庄学对他的评述。这十个命题的最后一个是总结性的，就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历物十事”具体记载如下：
一、最大的“大”可以达到没有外延，最小的“小”可以小到内无内涵；二、（平面）没有一点厚度可以累积，但是它的面积却可以达到千里；三、天与地一样低，山与泽一样平；四、太阳在它最高的时候也就是正在下沉的时候，万物不断在生长也就意味着在不断走向死亡；五、两个事物之间的异同只是小的异同，万物既可以说完全不同也可以说完全相同，这才是最高的异同；六、南方既有尽头又没有尽头；七、我今天起程去越国，却在昨天回来；八、连环是可以解开的；九、我知道天下的中央，燕国的北边、越国的南边都可以是天下的中央；十、泛爱万事万物吧，因为天地都是一体的。
惠施的这十个命题，在感性直观和经验常识来看，都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的。惠施之所以通过语言辩论的方式来挑战人们的常识，是因为惠施想澄清两个问题：一、日常习惯了的语言表达，大多是容易产生歧义的，需要认真思考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的问题，只有准确的语言才能表达准确的含义，以去除不必要的纷争。二、许多看似确定的常识，本身是有问题的，很难经得起推敲，人们目光浅鄙，需要转换更高、更细的视角去观察世界，需要用更加纯粹的理性思辨认识世界。因此，惠施主张人们应该无差别地去爱一切人、事、物，因为大家是完全一样的。
泛爱万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共识，但是，往往知易行难，君不见历史上多有叶公好龙者，为了沽名钓誉而假装泛爱者，或爱得不当反为不美者，诸君当仔细甄别，不可不鉴。
春秋末年，晋国有个叫赵鞅（又称赵简子）的卿士，他珍爱生灵，反对杀生，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慈善者。每年元旦，他都要放生，因此，晋国都城绛城一带的百姓，在元旦这一天，都纷纷给他献上一笼斑鸠。后来有人指出其害处，说道：“名为放生，其实适得其反。百姓见献斑鸠能得到赏钱，必然去大量捕捉斑鸠，活捉的多，死的也不少。如果您真的是珍惜生灵，就应该下令禁止捕捉斑鸠。否则，既伤害了大量的斑鸠，又劳民伤财。”
赵简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下令禁止捕捉斑鸠。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捕捉斑鸠献给他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