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品质。现代意义上的奋斗始自于清末民初,一大批仁人志士毁家纾难,改造苦难的中国,造就了一种宏大的奋斗格局。
百年之后,正是在先人为之奋斗的这个国家中,社会上掀起了无与伦比的全民奋斗热潮。在中国现代化的又一个社会大变局面前,上至权贵新富,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乃至黄发垂髫,每一个人都在通过或大或小的奋斗把握自己的命运。
又与百年前不同,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却并不专属于史诗般的人物。人们的奋斗当然关乎国家、关乎民族,但重点是自己的小小未来。唯我独尊,听起来不雅,却又是人们的心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仍然存在,却不再是主流。
当然,社会总是会有打击,然而,现实的不堪之处是否决奋斗的充分必要条件吗?不!这些不堪之处,正是整个社会的公平可以拓展的空间。公平的空间的绵延,需要每一个奋斗的人去牵引。
我们庆幸,毕竟这还是一个奋斗能够造就改变的中国。奋斗让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当奋斗变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为奋斗而奋斗时,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什么?是的,如果奋斗成功的代价是亲情、道德、幸福………除了成功,我们将一无所有。
这是你想要的奋斗吗?
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冷静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奋斗?
其实,这很难说清楚。但至少,我们的奋斗不应是让父母枯坐家中,不应是让孩子望眼欲穿,不应是让爱人孤独守候。至于不择手段、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请悉数摒弃之,就让奋斗跟着你善良的内心。
这样的奋斗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奋斗,安放在了他乡
左图是25岁的山东女青年李小小的人生履历表。7年的青春,流淌在了迁徙的路上。生活在何处?这是时下国人谁也回避不了,却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千千万万的李小小们的迁徙,似乎找不到正确的终点。是故乡,是他乡?
※ 理想不大,却只有大都市装得下
毕业了,应该去哪里?这是摆在今天的年轻人面前关于人生的必选题。想必每个大学生都为此纠结过:留校?出国?跟着恋人走?跟着兄弟干?报效家乡?
就在20年以前,大学生们没有这样的烦恼。那时就业实行计划分配,毕业生完全不用为工作发愁,或者说愁也没有用,你总要接受被国家安排一份工作。那个时候大家甚至踊跃去老少边穷地区工作,也很让人血脉贲张。
1990年以后,自由择业时代来临,大学生们的思想开始活跃了,广阔的世界铺陈在了眼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时候东部沿海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孔雀东南飞”略成气候,不过,大学生的择业选择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最倾向于选择的是离家比较近的大城市。
又10年过去,2010年以后,大学生们对于大城市的热情依旧,但万千的热情之火却聚集在了几个地方:北上广深。2012年零点“大学生就业意向城市调查”发现,选择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的大学生比例居于首位,占到了35.1%。
其实这个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目前大学生选择就业地区时,最看重的因素都是关乎个人发展的,如工作机会多(53.5%)、有人脉(43%)、经济活跃(38.6%)、收入水平高(27.3%)。毫无疑问,这都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专利。虽然省会等一般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很快,工作机会也较多,但是相较于北上广深这些经济文化超活跃的地方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 城市伤人千百遍,我仍待它如初恋
但是大城市外表光鲜,内里却“压力山大”:物价高、房价高、竞争激烈,工资水平却与生活成本不相称。数年的打拼、满腹的艰辛,仍不足以保证一个光明的未来。2009年零点“城市白领调查”显示,56.9%的白领表示工作压力大,其中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对自己职业规划和发展前景的担忧(27.5%)。
于是,回老家就成了人生奋斗的一个备选。李小小在2011年的回归,正是搭上了这股回归潮的末梢。
但当大城市的辛苦被一扫而光,轻松地度过半年时光之后,新的痛苦又产生了。当初追求的大城市的美好,家乡统统找不到,生活没了变数,竟如死水一潭,没有变化,竟也如此可怕,一番犹豫之后,众多李小小们又离开了家乡。
其实,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也出现过逃离纽约的现象,进入80年代后,由于公共交通的改善、城市建设的发展、服务业整体条件的改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汽车燃油成本的上升等,从郊区返回城市成为了新潮流。中国的城市白领正在重复着30年前纽约人的路子,却是由于不同的原因。
知识人口的流动,一方面是个体谋求发展机遇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繁荣的重要支撑。年轻人为了发展机会而选择迁徙,却又在迁徙中忍受着对未来的不安。他们在奋力抓住时代机遇,也在坚忍地面对着不同于父辈的艰辛与困扰,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遭遇挫折、失败、彷徨与失落。
他乡还是故乡的纠结,归根结底是对前途和未来的选择。我们无法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只能提供这样一种折中的劝告:走在奋斗道路上的年轻人要结合自身实际,冷静分析现实,既不沉迷于大城市光鲜的外表,也不贪图故乡安逸的生活,找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后全力出击。
都市里的“漂一族”
当无数个像李小小一样的青年义无反顾地扎进大城市时,集群效应出现了。
流动人口短时间内高密度聚集,使这些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严重超过承载量。住房刚性需求强劲,投资和炒卖如影随形,房价始终高企不下,这成为制约宜居城市建设的最大“紧箍咒”,也催生出了“漂一族”的两个亚群体:“两点一线间的上班族”和“城乡结合部的蜗居者”。
※ 两点一线间的上班族
由于城市中心地价太高,居民住宅区迅速向城郊扩散,“卫星城”“卧城”“睡城”等理念成了城市规划的新宠。这些词汇从学术上说是“大城市周围承担居住职能的区域”,通俗的解释就是“城市郊外给上班族睡觉的地方”。
住在北京通州的龚浩是个标准的卫星城居民。他租住的房子位于梨园——与他的工作地点灯市口相距24千米。为了赶在8点半上班,龚浩放弃了早饭,却还要每天6点半起床。在路上,他需要三次换乘地铁,每次换乘都要在排队的长龙里走上十来分钟,然后犹如冲锋一样挤上车和挤下车。在完全没有耽搁的情况下,龚浩到达公司时距离上班时间也仅有5~10分钟,然后在浑浑噩噩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白天在市中心上班,晚上回通州睡觉,龚浩的每个工作日基本都是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状态。遇到加班的情况,龚浩到家时已是深夜甚至凌晨,睡眠时间便只有五六个小时。
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龚浩们如潮水般来去,公共交通工具里的景象相当震撼。坐车的人过多,乘客间免不了磕磕碰碰,龚浩对各种纠纷已见怪不怪了。
北京市通州区人口在2000年至2010年间由67万升至110万,地铁八通线日客流量突破25万。为应对高负荷的客流量,八通线的发车间隔从最初的10分钟缩短至目前的2分50秒。尽管如此,仍需在早晚高峰期限流,乘客挤不上车和挤不下车的情况还会时有发生。
2012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显示,目前城市上班族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间实际距离在10千米以上的占到7.6%,在20千米以上的也有近3%,特大城市的上班族工作地与居住地距离10千米以上的甚至达到11.1%。
这些住在卫星城里的上班族,每个工作日都会走两次“长征路”,平均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在1小时以上的占13.1%。如果遇上堵车,该比例要攀升至40.4%。还有34.9%的城市上班族属于“BMW族”。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些“BMW族”的出行方式是公共汽车(Bus)+地铁(Metro)+徒步(Walk),一句话评价就是“真折腾”。
这种刻板而必不可少的往返,既可以说是现代化之痛,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可以进一步开拓的领地。信息的传递早已是瞬间千里,或许很快,这种日常的苦,就会成为尘封的过往。
※ 暂安角落的青春
李飞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3年了。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激动得一周没有睡好觉。4年的大学时光,李飞一直把当明星作为唯一的职业目标。即使2008年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尴尬,他也没想过放弃自己的明星梦。
只是最近,他开始有些焦躁了。毕业3年有余,李飞还是没能找到期盼已久的成名机会。他一直和两个难兄难弟合租海淀区的一个地下室。白天,他去北影厂门口坐等当一次群众演员的机会;晚上,他带上吉他到蓟门桥的地下通道里唱一会儿“原创”口水歌捞些外快。
地下室里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泡面是李飞最熟悉的“料理”,蟑螂是最常光临的“客人”,又潮又浑浊的空气让李飞患上了严重的湿疹……与李飞一样的,将青春暂安在城市某个狭小角落中的年轻人,还不在少数。
其实,初出社会的年轻人的境遇,从来都不如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们,甚至刻意将自己的身躯用旧衣烂衫包裹,用颓废武装自己的精神,表达对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叛逆。著名的华裔导演李安,从纽约大学毕业后,竟一直未能找到工作,不得不赋闲在家,依靠妻子微薄的薪水度日。但天道酬勤,从来都是一条铁的定律。
2009年时,“蚁族”作为一个新名词首次出现并迅速流行起来。这个概念特指大学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是这个群体的关键词。从地域上看,该人群主要分布在直辖市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收入上看,工资相对很低,在其生活的城市无固定房产;从支出上看,70%以上收入用于支付房租和承担基本生活,“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平均标准;从居住环境上看,大多数维持在“一张床”的居住面积。
愿意忍受眼前种种的不如意,不也正好说明了这些年轻人有着摆脱这种境遇,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决心和渴望吗?青春的美好年华,难道只有华屋琼宇里,才能够安放吗?理想的实现,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否则又怎会有奋斗一词存在的意义。逆境中奋斗的青春,需要的,并不是悲哀和怜悯,而是鼓励和喝彩。
“中心城区住不起,郊区交通伤不起”,工作压力和住房压力高度叠加,使都市里的“漂一族”们喘不过气。奋斗的青春,无奈地成了无处安放的青春。无论如何,“漂”不是一种可以持久的状态。但愿在未来的20年里,龚浩们可以在大城市住上理想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李飞们也可以拥有理想的生活——大城市“居者有其所”,小城市建设也可以“遍地开花”,让“漂一族”彻底成为尘封的过去。
职场资本的变迁
如果你正在高校读书,或者已从大学毕业,是否会因为下面这句话而感到很受伤?“博士生满街走,硕士生不如狗,本科生没事做,只好做扒手。”虽是戏言,却道出了一个比通货膨胀更让人心酸的事实:文凭膨胀。
不要提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美好年代,也不要提“天之骄子”们意气风发的光辉岁月,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给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浇上了一瓢冷水。官方数据显示,2002~2011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人数十年间从134万增加到608万,增加了3.5倍。
原先单位招人看学历,大学生是香饽饽。而现在,学历依然重要,但已不是单一的衡量标准,而只是入门条件了。21世纪,什么是人才?不是满腹经纶的博士,不是拿着一箩筐证书的“考证狂”,也不是吃苦耐劳的壮劳力。人才,需要的是综合实力,最顶尖的就是全方位立体人才和创新型知识才干。
※ 从拼学历到“人脉送我上青天”
长久以来,不少人一直在以如今找工作靠“学历”不如靠“关系”作为世风日下的理由。其实,这样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变迁:学历曾经珍贵,是由于高等教育不普及,高学历人才珍稀的缘故。而随着高校不断扩招,高学历人才数量不断扩大,学历自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更多的人站在了同等的起跑线上,那么,“信息”自然成了另一种稀缺的东西,靠“关系”,寻求的,不正是这一点在“信息”上对于别人的领先权吗?中国如此,国外亦是如此。
清华大学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显示,25%的大学毕业生在求职中有家庭或熟人帮忙,其中有73%的学生认为“关系”对求职有帮助。2010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也表明:在人们看来,人脉和社会关系对于成功具有重要作用(15.2%),仅次于“机遇”和职场硬通货——才干和知识技能。
人脉是不可替代的,却也是可以争取和积累的。2010年零点“大学生公益调查”表明,大学生参加公益的社交动机(72.8%)高于献爱心(63.1%)。此外,零点的“系列城市生活调查”结果也显示,年轻的父母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际交往的魅力要从娃娃抓起,他们让孩子参加课外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2007年:5.9%;2011年:23.3%)。
※ 从拼资历到“年轻才是资本”
在以往,即使有了丰厚的人脉,那些能干的年轻人也会苦闷不已,因为他们还是年轻人。但现在,“铁饭碗”的时代已经过去,职场里的论资排辈现象日渐式微。经验的累积、工龄的长短已经不再是衡量企业员工贡献大小的最重要标准,工作能力、专业知识和活跃思维造就的创新型知识才干,才是好员工的重要特征,这给年轻人向上奋斗打开了“天窗”,因为他们具有天生的优势。“年轻才是资本”——年轻意味着拥有知识和技能,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这些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
我们看到,在很多公司员工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一些高技术企业和新兴行业。甚至一些公司会大手笔地推动员工年轻化。如2006年,爱立信辞退1000名老员工,推行员工年轻化;2009年,万科调整员工年龄结构,“80后”占到八成;新近报道显示:华为员工
平均年龄不足29岁。
企业管理层也在年轻化,《首席执行官》杂志和伦敦经济学院对1450个跨国公司总经理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年龄是47岁,而在全球这一指标为55岁。此外,香港城市大学2011年一项调查表明,68%的受访者在25~28岁期间晋升为企业管理层。
回顾过去的20年,年轻化趋势这种微观经济现象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市场机制的成熟和民营企业的壮大增加了经济竞争和活力,科技产业的急速前行让知识和技能大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