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而且是在对立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中前进的。
绥远进步势力愈大，反动势力愈猖獗，他们对傅作义将军派去的人员，施加压力，投寄匿名信。说什么：“你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出卖董其武。小心你们的狗命。”傅作义的一个团级军官于洪儒，因为宣传和平解放北平好，竟然被他们活埋了。
在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进驻归绥前夕，反动势力向董其武施加压力，叫嚷：“绝不能让共产党代表进驻归绥，如果他们来，我们就动武，当着你们的面，把他们打死！”
这种挑衅，在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7月间飞绥时，达到高潮，反共顽固分子在大街上公开辱骂、冲撞，甚至打死联络处人员。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竟然在街头被包围，被枪和手榴弹打伤而牺牲，凶手是某师政工处长赵之德。
剑拔弩张，事态严重，联络处急报中共中央。
毛泽东、周恩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指示联络处说服群众，第一，联络处不撤出归绥，继续促使绥远时局好转；第二，王士鑫烈士只开追悼会，不要搞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行；第三，“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使绥远和平解放不能实现。如果我们撤走，正好上了他们的当。因此，必须留下来坚持斗争。
董其武听说联络处认为个人安全无保证，提出要撤走，那他将处于被挟持地位，和平起义将告吹，他急报傅作义请示办法。并亲到联络处慰问，协商处置办法，表示严令捉拿凶手归案，当场枪决。联络处人员当即表示，中共中央对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不变，联络处仍留人坚持工作。他高兴地说：“这太好了。我一定采取措施，保护你们的安全，坚决贯彻在北平达成的绥远和平协议。”
傅作义收到董其武的急电，十分焦急，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绥远问题，第二次接见了他。
毛泽东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是没有牺牲的。可电董其武多加注意。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必要时，请傅先生偕邓宝珊先生去绥远一行。绥远省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设军政委员会，傅先生任主席。这方面薄一波同志可以帮助傅先生去绥远做些筹备。”
傅作义高兴地直点头：“这好，这好。”
“这叫做以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一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妄想借水养鱼，甚至公开破坏，让他们伺机蠢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吧！”
傅作义立刻把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转告董其武，并派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携带《绥远和平起义》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到绥远，并要董其武团结内部，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损失。
这样，董其武紧张的心情，有所缓和，可是，突然收到难于处理的电报。
这是1949年7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来电报说：“派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由兰州飞绥远临河县陕坝镇，令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3人到包头等候。”
董其武等3人商议后乘飞机到包头。然后乘车转陕坝。徐、王一见面，就力劝董等率部西撤。
徐永昌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也是最大的胜利。”
“北平解放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发绥远一切军需补给？这不是困死我们，困散我们吗？要我们军队西撤可以，但几个月的军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士兵、班排长多半为绥远人，总得安安家吧！”董其武抱怨说。
“我们回去后再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但你们得西撤。”徐永昌推脱说。
第二天，徐永昌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说：“代总统的信，你们看了吧，李代总统和宜生关系很好，他考虑到你们绥远单独同中共谈判对你们不利，李代总统的计划是你们主力西撤，与马鸿逵、马步芳联合起来，巩固西北而后在中央政府统一计划之下，以全国力量同中共进行谈判，这对全国和平解决有利，对绥远更有利。这也是为宜生保存这点实力，以期东山再起。主力西撤不是放弃绥远，而是避不利，争有利；以骑兵部队为主，配合绥东、绥北各县保安团队，维护地方政权。如果共产党大部队来攻，继续进行游击战，到了万不得已再放弃绥东。”
“我可以派飞机进驻陕坝、包头。随时协助你们。”王叔铭插话说。
“你们有什么意见？”徐永昌接着问。
“我没有意见，我们的骑兵就驻扎在武川，可以维护绥北地区。”孙兰峰说。
董其武看了刘万春一眼说：“我们需要仔细研究。”
晚间3人研究后，第二天由董其武回报徐永昌说：“我们同意主力西撤，不过我们跟随傅先生多年，不便自作主张，将代总统的关怀转告他知道，看傅先生有什么意见？”
“你们向宜生请示，也对。想他不会不同意，为巩固西北，有利于同共方谈判，绥远部队不宜全部西撤，可以先调两个师，两个骑兵旅到宁夏中卫一带。”徐永昌用浓厚的山西腔调说，“我们都是老乡，无话不谈，蒋介石下台，由李宗仁代总统，他要缩短战线，加强防守实力，准备把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军队南撤到陕、甘，将陕甘胡宗南几十万精锐部队调往湖北西部、北部，以保卫天府之国四川。”
徐永昌单独找刘万春谈话。他们是老关系，蒋、阎、冯大战时，徐任陇海路总指挥，刘为旅长，担任陇海路总预备队长，归徐直接指挥。徐向刘话旧之后，说道：
“你是回回，天下回回是一家。你和马鸿逵早就认识，你率部到陕、甘后，绝不会受歧视。”
“绥远是西北的大门。绥远确保，共军不敢贸然进攻宁夏。现共方尚未进攻，就自动放弃绥远，这对巩固西北不利，而且我们的士兵，大部分为绥远人，在绥远境内打仗，他们人熟地熟，打仗勇敢。如果西调，逃亡必多。”刘万春婉言谢绝徐永昌的劝说。
“哈哈，你现在不老实了。”徐永昌听后笑道。
“我说的是真话。部长叫我今天走，我马上可以跟着走。带队伍走，我可没有把握。”
“那是士兵不愿离家，还是你不愿离开绥远？”徐永昌说，“我与你们绥远关系不同，很关心你们。”
徐永昌、王叔铭阴谋未逞，8月1日离陕坝返广州。董其武3人也乘小飞机返回包头。飞机起飞时出了故障，机头插进土围里，3人未受重伤，董其武头部轻伤，牙齿撞伤了。消息传出，特务大肆造谣，说董主席重伤，刘军长率部开往宁夏，协助抗击共军。……随后收到国民党政府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任命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的电报。
董其武知道这是让他交出兵权，把他架空，于是他报告傅作义，并和一些官员商榷办法。他发现国民党特务分子张庆恩，煽动包头城外部队打解放军，然后西撤，破坏绥远和平解放。“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部队向西撤，要坚决阻击！”董其武命令战斗力强的独立第七师师长说，“你师立即开到河套去。今后的敌人不在东北（指解放军），而在西边，任何部队西逃，必须坚决阻击！”
这个师开到河套后，国民党政府以为绥远部队听了徐永昌的劝告，要往西撤，马上补发了一批经费1900两黄金。
董其武将这些情况，报告傅作义。傅作义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决定，第三次在中南海接见傅作义，商谈绥远问题。在座的还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毛泽东说：“绥远的和平解放就要全部完成了。绥远不采取军管，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傅先生任主席，姚酷、董其武、孙兰峰任副主席，一波同志任绥远军区政委，高克林同志任副政委，邓宝珊先生回甘肃任省主席。董其武先生兼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周北峰等都可以到绥远参加省人民政府的丁作。傅先生，你看还有什么人可以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由一波与你筹划一下。绥远的工作，今后可以按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的原则，由董其武领导。”
傅作义频频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李德邻（宗仁）于和谈未成后，跑到广州，对人说，他是无亲无靠。像他那样本来无亲无靠么！傅先生你与共产党结成了姑舅亲了，你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关于中央的，你就找恩来，关于华北范围的，你就找一波，过些时候，可以回绥远走一趟。你回绥远，一波、荣臻同志可以安排一下。南京补来的黄金，可以接受。那么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当想办法，帮助他解决困难。”
稍停，毛泽东亲切地对傅作义说：“你可携带慰问物资和现款，前往绥远。”
于是商定，先派原傅作义的总参议张濯清去绥远，对孙兰峰、刘万春进行说服。8月24日傅作义、邓宝珊由北平携大批慰问金到绥远。
傅作义到归绥，下榻在省政府他原来的住所。董其武将绥远情况及应传见的军政人员、地方代表名单交傅作义。
董其武对傅作义是忠贞不贰的。他的办公室只挂傅作义的像，不挂蒋介石的像。孙兰峰也是傅作义的老部下，是一员战将。绥远抗战时，两人都是傅的旅长。抗战胜利后，他俩都随傅作义升官，董其武指挥第三十五军侵占张家口，回绥远任省主席；孙兰峰留张家口，统治察省。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时，董是“剿总”驻绥远的指挥官兼省主席，孙兰峰是第十一兵团司令兼察哈尔省代主席。两人既是武官又是文官，同是傅作义的左右手。傅作义找他们两个谈话，没有成功，因为孙兰峰跑回包头去了。
当时包头已由特务张庆恩和孙兰峰左右的坏人，闹得乱纷纷的。归绥方面，刘万春经张濯清说服，不再与董其武为难了。但刘的部下鄂友三、乔汉魁的情况还很不了解。因此，聂荣臻司令员建议：“傅先生到绥远，可驻归绥、包头中间。”这样就选中了绥包之间风景优美的、明末土默特旗顺义王府所在地——美岱村，作为傅作义的住所。
傅作义路过归绥，住了一夜，向董其武、刘万春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并说明这次他带来一车皮军服用布和白洋20万元劳军。他召集各部队首脑谈话，先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才发表个人的主张，他说：“我过去没有认清形势，没有认清是非，把大家领导错了；现在正确的路子只有一条，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和平道路。国民党已经是腐败得不堪挽救了，希望大家自觉地选择光明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