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军事史的人对于黄埔军校肯定不陌生，有人称之为将军的摇篮，更有人称之为中国的“西点军校”。不仅许多的国民党将军出身于黄埔，更有许多的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也是黄埔军校的高才生。而这样一所重要的军校的创立，廖仲恺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是创办军校和党军最为努力的人。
深受依赖军阀之苦的廖仲恺曾对何香凝说：“改组之后，还需完成的有两件事，那就是建立军校和扶助农工。若此两事有成，则国民革命必能成功，国民的前途也大有希望！”为此，廖仲恺积极倡导和鼓动筹建一支革命主义指导的革命军队。
1923年11月，廖仲恺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指派廖仲恺为该校的政治部主任，负责筹办。廖仲恺在大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同时，投入极大的精力来筹办军校。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起挑选了首批教职人员，并多次督促滞留宁波的蒋介石速回广州参加军校的筹办工作。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孙中山亲自勘定广州黄埔长洲岛为校址，手令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而廖仲恺则奉孙中山的指令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请与会代表推荐生员。廖仲恺强调说：“生员必须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的”，为将来黄埔的发展铺下了极好的基垫。
在蒋介石负气辞职后，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托，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当时，筹备黄埔军校的工作并非是一帆风顺，既有信心不足的，冷眼旁观的，更有扯后腿的。而那些地方实力派，诸如广东的旧式军队的统帅、挂着革命招牌但别有所图的滇桂军阀杨希闽、刘震寰等更是不希望出现一支与自己抗衡的新式军队，因此设下了重重障碍。面临这些困难，廖仲恺毫不动摇，他坚定地对当时一起筹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一定要办成！党要办的事情，不能因为蒋先生不要就办不成。办不成，蒋先生就要开罪全党，将来他想回来参加革命就会困难重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军校的筹备工作照常进行下去1”廖仲恺说到做到，他在军校的筹备工作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制定了军校的各项章程，并且从解决干部、招生与经费三大方面着手，具体解决筹备时期各项具体工作面临的困难，迅速地打开了建军校的局面。
在筹备工作中，廖仲恺首先注重的是干部的聘请。一方面他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校工作，同时充分发挥国共两党合作的便利条件，从两党当中延聘优秀的军事人才。诸如像周恩来等当时滞留在国外的优秀人才，就是廖仲恺汇寄的路费，得以回国效力的。而军校筹备之初，资金十分困难，全赖廖仲恺百般支撑，四处筹划。
当时广东的财政全被滇桂系军阀所把持，政府几乎没什么税收，更谈不上给筹办中的黄埔军校拨经费了。为了筹划经费，廖仲恺常常是夜里亲自到杨希闽吸大烟的烟床旁求得杨希闽签字，方能去领一点可怜的经费，再亲自送到军校去。
有一天，何香凝在家等着廖仲恺，一直等到了夜间4点钟，叫工人为廖仲恺烧了3次的洗澡水都凉了，一向无怨无悔地照顾丈夫的何香凝为多次麻烦工人而过意不去，不免对廖仲恺有所埋怨。廖仲恺心酸地对贤妻说：“我今天晚上又是在杨希闽家等他签字领经费。直到他吸足了大烟，我才得以领到这几千元钱，如果我领不到这笔钱，军校的学生就要断米绝粮了。”何香凝听罢，那里还有气，连忙亲自照料丈夫洗澡休息。据当时亲历黄埔军校艰难创业的人回忆，黄埔军校几百学生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各项杂费等都是廖仲恺这样忍辱负重、辛苦筹集来的。
在此期间，何香凝给了廖仲恺以巨大的支持。她不仅细心地照料丈夫的生活起居，使得廖仲恺能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命工作，还千方百计地为丈夫分忧解愁。廖仲恺筹集的经费有时不足整数，多是何香凝从香港亲友处设法凑足的。有一次，廖仲恺要为黄埔军校买东西，短缺400元，到何香凝处取钱，不料何香凝处的钱都拿出还差30元，最后，只好由何凝向女工借了钱方凑足此数，解了燃眉之急。有时为了帮助廖仲恺应急，何香凝甚至于拿东西到广东去典当。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黄埔军校的师生对于何香凝都十分地尊敬，称他为“廖师母”。
在积极筹建黄埔军校的同时，廖仲恺不断给蒋介石拍去电报，催促他返回广州继续筹办军校，前后拍去的电文有10余封之多。在黄埔军校筹建基本就位的时候，蒋介石接受了戴季陶的劝说，回到广州，以掌握军事实力。孙中山见到了蒋介石，立即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而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6月16日，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举行了开学典礼，宣告这个新型的革命军官学校正式成立了。
回想黄埔军校的艰难创业过程中廖仲恺的辛苦与操劳，称之为“黄埔军校的慈母”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可以说，正是廖仲恺的辛勤哺育，方有黄埔军校的今天。
军校成立以后，廖仲恺积极投身到军校内部的各项制度的确立和贯彻执行的工作当中去。他的总体方针就是政治建校、军事与政治并重。从后来的实际效果上看，廖仲恺的确通过他的努力，为黄埔军校树立了政治教育的模范，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恽代英在《廖仲恺与黄埔军校》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廖仲恺的功绩，他指出：“组织革命军和动员农工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大部分的功劳，要属之廖先生。廖先生不愧是革命军人的领袖！”国民党内对于廖仲恺在创建军校方面的功绩也是有口皆碑，认定廖仲恺为“真是黄埔的慈母”。甚至于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学子成业，党军成师，皆赖廖先生着殷勤训诲，辛苦经营。”
黄埔军校创立之后，平定广州商团的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以及镇压滇、桂系军阀杨希闽、刘震寰叛乱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其中廖仲恺与何香凝所起的巨大作用更是难以一一细说，有时甚至是扭转乾坤的。
广州商团本是广州民族资产阶级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成立的保守中立的武装自卫团体，但在陈廉伯出任团长之后，逐渐蜕变为反对国民革命的反动组织。自1924年5月起，公开采取敌视广州革命政府的行动。陈廉伯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组织商人政府。
正当广州的形势变得日益险恶时，廖仲恺出任了广东省长。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局势的险恶，立即着手千方百计地争取商团与政府合作，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但无济于事。在陈廉伯之流谋叛之心暴露之后，廖仲恺采取了通辑陈廉伯等果断的措施来打击商团。在商团一意孤行地举行罢市之后，廖仲恺断然采取强制手段，诸如实行全市戒严、强制停止罢市等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正当廖仲恺力主严惩商团时，广州城内的滇军等军方却与商团沆瀣一气，达成了6项调停条件。廖仲恺认为商团绝无悔改之心，若不快刀斩乱麻地坚决制止，必将滋蔓扩大，酿成难以收拾的后果。但在胡汉民等的坚持下，孙中山被迫接受了调停条件，廖仲恺愤而辞去了广东省长之职。
不出廖仲恺所料，妥协调停之后，广州商团反而气焰更加嚣张，于10月10日正式发动了武装叛乱。廖仲恺虽然辞去了省长之职，但他一直关注着广州的局势。叛乱一发生，廖仲恺立即电告在韶关的孙中山，并亲赴韶关。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协同其他人一起，一举扑灭了广州商团的叛乱，保住了广东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廖仲恺与广州商团斗争及平叛的过程中，何香凝一直都站在廖仲恺一边，积极代表和支持女界支持政府的平叛，亲自带领妇女部的救伤队参加战斗，救死扶伤，并负责战地的裹伤施医。
经过陈炯明叛变的巨创以及国共合作的洗礼，廖仲恺已经深深认识到了军阀的反动本质，他明确指出：“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都是人民的公敌！”因此，在平定了广州商团的叛乱之后，廖仲恺又把斗争的目光投向了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广东境内最大的军阀陈炯明，积极策划和组织第一次东征。
正当第一次东征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时，从北京传来了孙中山病重的消息。廖仲恺与何香凝心急如焚，经再三的考虑，廖仲恺对何香凝说：“孙先生的病重，恐怕是很难治愈了。现在党务、政事及东征之事都需我亲自料理，只有你去北京帮助孙夫人。”何香凝当即打点行装，匆匆北上。在北京，何香凝一方面帮助宋庆龄侍理孙中山的病，一方面同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善后回忆”进行了坚决斗争，反对段祺瑞的“不要过激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广州的廖仲恺则更加紧了东征的准备工作，团结各军，筹集军饷。当时苏联顾问曾对东征能否成功做出过推断，他们认为，东征出师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廖仲恺筹款的本领，但他们都信赖他能使这次东征最后成功。
正如苏联顾问所料，廖仲恺将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了东征的筹备中去了。虽然广东政府没有经费，但廖仲恺却从政治和物质两方面保证了东征计划的实现，为东征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在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廖仲恺与何香凝又与隐藏在革命军内部的滇、桂系的杨希闽、刘震寰展开了斗争。在孙中山逝世之后，滇系军阀唐继尧与杨希闽、刘震寰勾结，企图夺权，颠覆广东革命政权，在此危急之际，廖仲恺力主武装平叛，但当时的政府首脑胡汉民根本无意讨伐。廖仲恺面对这样一个只考虑个人利益的懦夫和傻瓜，只好采取了制定出一套武装平叛的计划，来强迫胡汉民执行。在苏联顾问加伦和蒋介石的协助下，廖仲恺担负起了粉碎滇、桂军阀的颠覆阴谋的决策重担，为最终取得讨平杨、刘叛乱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廖仲恺在军事上的贡献一是重大决策的制定及调整，二是保证军事行动经费的按时到位和使用。换言之，廖仲恺对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殚精竭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廖仲恺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财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