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腐败的环境下，此举的效果可想而知。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是袁世凯对新老官员进行考验、考核的改革措施。考验科目有5项：1.阅历；2.批判，如公牍文字等；3.律例，如新旧法律、各国宪法等；4.行止，如举动静躁，是否吸食鸦片等；5.口力，如对答是否详明、有无条理。
调查分为平时与临时两种。平时主要了解官吏政绩、采访舆论；后者查办奏参要案、总督指交事件、各官互相禀讦事件、绅民控告官吏事件等。“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的办法，主要有设课吏馆，不久改为直隶法政学堂，专招候补、候选官员学习。每年招120人（后增收山东等五省举贡100人），分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
正科课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约、国际私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演习裁判等，绝大部分由日本教员讲授。毕业后分优劣委派差缺。
法政学堂附设幕僚学堂，专教幕僚。另外州、县新任官员就任前，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属及学校、实业，而后再赴新任。又有委派归国留学生到新政机构工作等举措。此外，义和团事件后，《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就训练3000名警察取代军队进驻天津，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维护了主权。在袁世凯对地方自治运动的努力推动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天津举行了全国首次地方市政选举。
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提倡实业。提倡实业的指导思想是辟利源而资生计，增财政而富国家，办实业而抗洋货。工业方面，成立了负有指导任务的直隶工艺总局。工艺总局创办了初、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附设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等。
工艺总局通过多种方式劝导、推动工商业振兴；派工业学堂教员到街头讲演，劝工委员分赴各地调查各州、县出产及工业情况；劝导官绅合办工厂；号召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推广工业，大辟利源”，并代为筹划“一切开办之法、保护之方”，举办展览会；试办工业售品所，出售所属工厂产品，办理本省寄售业务，但不代售洋货；考核鉴定厂矿企业，光绪三十一、二两年（1905年、1906年）评定模范工厂75家，颁发金奖牌38枚、银奖牌47枚；派人带工徒赴湖北学习织造麻织品，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赴日本考察造纸、织布方法；呈请农工商部批准给予轧豆榨油机、机器轮磨、折叠桌、黑胰发明者以专利权等。
这些均使“实业”二字深入人心，“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创办的企业有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织造毡呢等物）、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公司、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资本100万元，年产水泥20余万桶，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等，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三年（1903年—1907年），直隶即开办工艺局、所、厂85处。
矿业方面，设立了滦州煤矿有限公司，主要目的是振兴商务和接济北洋官兵用煤。另外，有开平及临城矿权收回之争。八国联军入侵时，开平煤矿矿局督办张翼图谋私利，欺蒙清廷，同德国人德璀琳和英商墨林等人签订契约，将该矿改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外合办，在英国注册，实为英国骗占矿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发现该矿及所拥有之河道、口岸、土地等落入英国之手，立即同英国驻华公使交涉，并再三诘责张翼、德璀琳，同时上奏清廷，请饬外务部向英切实声明，断不承认所签私约，尤不能把口岸、河道、土地移交英国公司管理，开平矿权不属英国，如英人必欲合办，必须另订章程，以使“我之产地、利权不至凭空断送于外人之手”。
清廷勒限张翼两个月收回，经半年仍无眉目，袁世凯又几次奏参张翼盗卖矿权，等等。临城煤矿亦系钮秉臣、龚照玛擅自与比利时人沙多私立草约，将该矿产业、房地统交沙多管理，名为合办，实同盗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奏请将原合同作废，派唐绍仪、梁敦彦先后与沙多重新订立中外合办章程，最后议定借款300万法郎（合银九十二万多两）合办，将矿产主权收回。
交通方面，修筑了京张铁路。京张铁路是袁世凯督修、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的第一条官办铁路。袁世凯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奏准所用钢轨、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
京张铁路路长170余公里，经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地形复杂，工程浩大艰巨。洋人曾轻蔑断言，中国修筑这样的铁路的工程师尚未出世。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张铁路开工，历时四年全线通车，振奋了民族精神，对于抵制侵略、维护中国权益也有裨益。中国人至今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多不记得或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主要是袁世凯的作为。
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农副业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人指导，经营保定郊区二百余万株桑秧和小站四百余顷稻田。农务局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及糖酒制造之法。此外，该局还曾开展农产品评会、试办农会、劝导种树等活动。金融方面，设有银元局、官银号等。
教育方面的改革，围绕废除科举进行。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上疏，指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名额按年递减，分两、三科减尽。以往举贡、生员按不同情况，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速成师范学习，或另给其他出路。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袁世凯领衔与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折，指出目前“危迫情形”，“实同一日千金”，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数十年后，人才始盛”，因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清廷允准，谕令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从此，科举制度永远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中国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的体制，为推广新式学校教育从制度上扫清了障碍。
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设立学校司（后改学务处），督办全省教育。学校司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编译三处及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教授方法；派遣查学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通令各地成立劝学所、宣讲处、阅报所，进行引导宣传；通令各州、县自筹资金，分期分批组织士绅赴日本考察教育，了解各类学校的编制、组织、教育学、管理法等。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拨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袁世凯亲自捐款两万元助教。为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袁世凯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高等学堂西学总教习，令其在天津大学堂学生中选拔优等生充当府设中学堂教员；设师范学堂，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
到光绪三十二年上半年，袁世凯奏报已开办各级各类学堂如下：北洋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1所，北洋医学堂1所，高等工业学堂1所，高等农业学堂1所，初等农工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师范学堂1所，女学堂40所，吏胥学堂18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1所。注册入学人数共8.6万人，连同武备、巡警等学堂，总数不下10万人。
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万多人，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学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以上种种，均可看出，袁世凯身上的维新基因全面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对改革维新的倡导与涉及领域同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全无二样。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改革维新的力度、广度、深度，较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但打了雷，还真正落下了雨点。其原因，正如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所指出的，袁世凯所推动的改革维新不是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的改革维新。这一改革维新的极致，是倡导立宪。袁世凯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
不久，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费难以筹措，袁世凯带头认筹，慷慨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又奏请派遣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做相应准备。
清廷随即谕令奉天、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然五大臣由北京启程之时，发生了革命党人为抵制清廷假新政而制造的爆炸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缓行。一些官员更加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如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证立宪之不可缓也。”
袁世凯却改变了策略，似乎成了立宪的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后，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他谁是阻挠立宪之人。载泽愤而作答：“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审时度势、掂量立宪派、革命党等各方面的力量，他在奏对时的一句话泄漏了天机：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五大臣还是分批出洋考察了。考察归来，五大臣一致奏请实行立宪。袁世凯见实行立宪已成定局，“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又改消极为空前积极。他向政务处建议：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预立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预立地方自治基础；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逐渐推广，并自告奋勇，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之省。他面奏慈禧太后，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他逢人即称：
“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清廷宣布“仿行宪政”、设立载泽主持的编制馆后，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孙宝琦、杨士琦、张一膳、金邦平等安插进去分别任编制馆提调、起草员，实际控制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
一个多月后，袁世凯等人拿出了初步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关于资政院，袁世凯曾说：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
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也就是说，将资政院作为疏泻舆论的清议机构，一方面使“民气疏达”、“化嚣为静”、“不致横决难收”；一方面“无强政府施行之权”，政府仍“得安行其政策”。
关于责任内阁，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不发生效力，也就是以责任内阁专制取代昔日的皇帝专制。具体而言，则是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而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是继控制京津军警力量后，进京与庆亲王奕劻共同组阁，拥庆亲王奕劻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夺取皇权，控制朝政，防止年迈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后，光绪帝对其出卖戊戌维新之举进行报复。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守旧派以军机大臣铁良为代表，表示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固非不可；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其事可言不可行”。
他们认为，立宪将地方督抚原有的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说说可以，但就中国当时的情形而言，付诸实施断然不可。他们纷言立宪之非，激烈攻击袁世凯等人，致有要求撤销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立宪派以御史赵炳麟为代表，明确表示：“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便成了“二三大臣专权”。
“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也”。“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
他们认为，立宪不应单独设立责任内阁，还应同时设立对责任内阁具有监督制约作用的上下议院，否则就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他们揭露了袁世凯假立宪、真专权的野心，尖锐指出，袁世凯这样的权臣势将颠覆大清帝国。宗室贵族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气愤填膺。
据传，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从腰中拔出手枪抵住袁世凯胸膛，厉声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太监听说袁世凯提出要裁去太监，也对他恨之入骨。据传，一天刚下朝，百余名太监截住袁世凯，太监越聚越多，围攻不放，有的出言谩骂，有的欲饱以老拳。袁世凯急得团团转，经奕劻百般劝解，并担保绝对不裁太监，众太监方撤围而去。
排袁之声一浪高于一浪，纷传袁世凯权高势重、居心叵测，将步曹操、刘裕后尘，不利于皇室。袁世凯觉得气氛不对，接连上疏，朝廷均未理睬；召见时，又面奏令守旧大臣致休，遭慈禧太后严厉斥责，并示之参劾他和奕劻的奏章。此时，他方感处境危殆，恐惧万分，借阅新军秋操为名急急请训出京。物议大哗，一片“袁世凯宵遁”之声。
慈禧太后怕成立责任内阁后君权旁落，加之对袁世凯已生疑忌，没有同意设立责任内阁，仍旧保留了军机处。袁世凯没有捞到副总理大臣之位，反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中央官制改革而被迫辞去兼职，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清廷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故去，宣统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载沣当政以后，对袁世凯势力的过分膨胀深感不安。宣统元年（1909年），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之由，将其开缺回籍养病，剥夺了袁的一切军政大权。
但是，袁世凯已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将其“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了。如何评价袁世凯与“维新”呢？史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可为参考：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