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我在上海工厂当工人，每次他有机会来上海，都会与我，以及我那些在虹口区亭子间里聚会的年青朋友们，谈起自己在敦煌的生活，从荒山沟里放羊到敦煌县城的武斗。他还常常提到他在新疆时那些“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朋友，印象比较深的如那位对酒当歌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湖南才子雷光汉，那位长得像是前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主角伊凡诺夫的同学王宗信，那些故事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信手拈来，却使我们这些城市青年，听上去竟然是那么鲜活，我们感受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的理想追求与他们的坎坷命运。在我看来，这些人生经历中的小故事也许比他的专业更能吸引我们。
萧默所讲的他的经历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敦煌红卫兵从县城出发，浩浩荡荡地在沙漠上步行，前往莫高窟“破四旧”，那些壁画和彩塑，在红卫兵们看来，统统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牛鬼蛇神，属于必须彻底砸烂的“四旧”之列。正当千钧一发之际，县武装部得到消息，乘军车赶上红卫兵，成功地阻止了青年造反者们的“革命行动”。每次我给学生上课讲到敦煌，我都会提到这件事。历史就是这样地被偶然性支配着，我时常在想，假如当年这种“破四旧”的行为真的不幸没有得到阻止，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莫高窟，将会如同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的结局一样，真的十分后怕。
他告诉我的另一件事更富有戏剧性，就是他如何运用当时人们十分娴熟的极“左”的意识形态语言，成功地让酒泉的医生改写了诊断单，在“卧床休息”的后面加上了必须到兰州配制钢背心的话，使腰椎骨折的老艺术家，敦煌文物研究所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在兰州获得了有效治疗。他当时提出的理由竟是如此地强而有力，无可辩驳：“难道开斗争会的时候，革命群众站着，却让他舒舒服服‘卧床休息’？”后来，我总是把这个辛酸而有点黑色幽默的真实故事，当作研究生们研究思想史的资料，用来说明历史上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取得话语制高点”，要以比对方更加“正确”的姿态来取得主动权。这个故事的一段也颇有俄罗斯小说的那种风味：在开往兰州的火车上，几位旅客担心地询问常书鸿，你们研究所那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老艺术家尚达（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以常书鸿为原型的主人公）这回怎么样了？当他们终于猜测到这位躺在眼前的衣衫褴褛的受难老人，正是常书鸿本人时，他们的同情和震惊，我们当然可以想见了。
受哥哥的潜移默化，我对敦煌也早已热忱向往，1973年秋，有了实现的机会，我积攒了一年，存了二百多元，带着一架八元钱的破相机，只身在中国大地上旅行了二万里，跨越了十二个省。我来到敦煌时，就住在书中提到的他那间与高尔泰谈天说地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用土坯砌成的双人沙发了。突然坐在那石头般冷冰冰的、毫无弹性的“土沙发”上，立即会产生一种奇妙的、与幽默相似的感觉。在那里，我尝到了只有红辣椒与腌韭菜的聚餐，还听到了由广袤的戈壁、光秃秃的石山和沙山包围着的这座小绿洲上佛阁的孤寂铃声。
1978年，萧默考回母校，我也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多年来，我就总是建议他把这些经历记下来，它们是那个史无前例时代的特殊文化环境里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和精神生活的实录，还有更加丰富的社会场景。在完成了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计划之后，他终于产生了写下这些回忆的热情，这部二十万字的作品几乎就是一气呵成的，只写作了五十天。
他寄给我的第一篇文字是“《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一个性格复杂，有血有肉的，同时又包含着人性幽暗面的、活生生的高尔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突然发现作者笔下的人物突破了我们国人写人物的传统路数，注意到人的多重性、多面性、矛盾性，而恰恰是这些，才透视出真实人性的复杂与丰富，以及历史本身的多义性。作者直率地发掘了这位命途多舛的着名美学家从未被人所知的一些生活侧面。高先生当年出卖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是人性本来的恶，还是环境使然？这使我想到了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奥克肖特的一句名言：“人没有本质，只有历史（the man has no nature but history）”，如果把这句话做进一步的发挥，那就是，人的习性是在历史中，在现实的环境中，在适应特殊的生存条件过程中形成的，是用来适应环境以求生存的，在许多情况下，人性的那些阴暗面，往往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适应严酷生活的被扭曲的行为方式。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生活中的人品或人品的某一侧面仍然有高下优劣之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采取那种方式对待人生的。
后来他又把“洗净铅华的常书鸿”寄给了我，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上的大人物都在文章里登场，作者通过聚焦于某位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不经意间却反映出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巨大历史变迁，反映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可爱可敬之处。真可以说，这或许就是我们古老儒家文化所赋予的，我们真该好好保有它，不要让它们在新一代人中断裂。对于作者来说，写出这些，并非刻意追求，但只要写出真实来，就会在不经意中发人深省。文末以“一无所有”的悲怆感结尾，更是意味深长。
我注意到作者在书中提到的高尔泰一句很经典的话：“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体验，体验才能留下记忆，没有体验和记忆，走的时候一片苍白，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这话确实说得对极了，其实，每个过来人都可以体味出这句话的精彩意义，我们生活中有过欢乐、眼泪与痛苦，然而当一切都过去以后，最能深深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那些眼泪与痛苦中饱含的人生感悟，而把这些感悟拿出来让众人分享，让后来人从中发掘出一些富于哲理的东西，从前人的经历中获得教益，那对于当事人来说，也真是没有枉过这一生了。某种意义上，这些感悟也是社会的一笔可以长久享有的精神财富。也许可以这样说，每个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是一本书，都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他们的回忆录能再现出他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的某一侧面，无数这些侧面结合到一起，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世界。
（本文为萧默着《一叶一菩提》的跋语，该书于2010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林毓生的真性情
在我看来，余英时、林敏生都是台湾学者中的大师级的人物。回忆一下我三十年来我所认识的林毓生，是件很有趣味的事。
我可以算是认识林毓生教授最早的中国青年学人之一。八十年代初我在的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时，作为陪住生在留学生宿舍一住就二年多，在留学生楼，我认识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林琪（Lynch）小姐，她是林毓生的研究生，她向介绍我起不久后将前来南京大学讲学的林毓生教授，林琪事先告诉我，林先生的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意识的危机》讲的是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林毓生足足写了九年。林琪是个有心人，她知道我特别羡慕外国留学生中流行的盒式录音机，还专门请林毓生先生从美国带来一架录音机给我，尽管林先生此前根本不认识我，而且这个录音机体积还真不小。
当时初次与林先生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我完全没有拘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记得他当时问我，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我说“文革”原因很复杂，但毛确实被他自己的理论害了，毛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好的，公有制是纯洁的，本身不应该产生官僚主义，党内的官僚主义，那只能来自于国际与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为了保护公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受腐蚀，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彻底的大革命，只有经历这样的斗私批修的革命，才能到达美好的新世界彼岸。就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上的原因。毛确实受这种观念支配。其实，公有制下的计划体制，权力集中于官僚，又没有权力监督，肯定就会腐败，毛却把这笔账算到“残余的资产阶级”上去了。林先生很欣赏我的这一观点。他作为观念史的研究家，当然会对历史人物的观念对其行为的支配有浓厚兴趣。
当时还说些什么差不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当时对林琪说了一句夸我的话，说我“脑袋好使”。这使我这个青年学子大受鼓舞。
他在南京大学一个月的讲学期间，他的每次讲座我都去听，可以说，从他的讲座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西方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与思想史的魅力。他当时说的几个观点我至今不会忘记。
他说，在中国文化中，道统与君统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儒家认为道统高于君统，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就是“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但另一方面，儒家又有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两难悖论，由此而形成儒家政治生活的内在张力。
他还说，现代西方的文化理想是在未来，古希腊的理想社会是当下，而中国的理想境界是在过去，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哲学与不同的乌托邦传统。
他特别提到历史学的意义，他举例说，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试图回答困扰人类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道德在人类生活的价值。
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我们从小教育中作为榜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激进的全盘反传统的性质。而这种文化价值观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深层思维上的重要影响。这些学术理念都是我过去从未所闻的。
在南大讲学时，林先生对他自己的讲演一开始很有信心，但很快他可能就失望了，听的学生似乎少了起来。其实这是因为大陆处于开放初期，他说的那套学术话语，对于我们大陆学生来说实在太生疏了，听的人觉得如坠五里云中，理解起来确实有些困难。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林先生并不属于那种说话滔滔不绝，却没有什么干货的雄辩家型。而是属于那种思想深邃，却难以表达清楚的学者型。
有一次他讲学时偶尔提到，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分类，学者可以分“头脑清楚型”与“头脑迷糊型”的不同类型，前者可以出口成章，逻辑清晰，条理分明，但往往缺乏原创性，后者思想丰富，颇有原创性，却因其思想无法用惯用的套语与流行的概念来表达，所以有时显得词不达意，令人无法理解。他并没有说自己属于哪种类型。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他就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富于原创性、思想独特而却拙于表达的“思维模糊型”学者，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这一判断告诉他，但我想，如果我这样告诉他，他一定也会满意的。在南京大学讲演并没有取得他原先希望的效果，很可能与这一点也有关系。
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尽管多数人听不懂他的内容，但在他讲学的课堂上秩序特别好，绝无喧哗之声来破坏他的自尊心，以后参加他多次讲演，情况都是如此，讲得听不懂，却秩序良好，对此如何解释？我想也许是他讲学时的执着、冥思与投入的神态，让人们对他肃然起敬。
有一次我由于有事，没有前去听他的讲座，他后来问我为什么没有来听讲，他希望我以后每次都参加听讲。他说，这次讲课时，有一个大学生站起来问他一个问题，那学生说起话，咄咄逼人的样子，好像要批判他一样，他有点困惑不安，反复问我，你们大陆前些年搞“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说话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我哈哈大笑，说那个学生肯定是无意的，也许是大陆人多年来形成的说话习惯，与你在台湾时学生们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的样子不同，你不要介意，他才放下心来。我这才发现林先生其实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也许真正的思想家都是如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毕业分配回上海工作以后，每次他来上海访学，总会提前告诉我，我都就会去见他。我自认为是他的弟子。根据他的嘱托，我把当时大陆出版的每一本关于毛泽东生活回忆的书都购来寄给他。
不过，后来好像他对我有些误解，据有朋友告诉我，曾有一位美国教授对林先生说，他在上海问过萧功秦对你的看法，萧对你的观点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听了后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一直把我当作学生辈看待。他问，萧功秦怎么会这样想？后来他多次来大陆，也就不再主动联系我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他对我有芥蒂，或许是他对我所持的新权威主义理念有所不满。不过，就我对他的了解，第二种可能性不大，只要你对你执着的理念的思考是真诚的，他是不会在意的，他毕竟是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