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记忆着的东西往往会对后人产生启迪与感悟。中国发生了许多载入史册的事件，这些事件一直影响到今天，与今天的社会状况有着不能割舍的因果关系。唯有深刻地清算过去，反思历史，才能真正地启迪后人，不走老路，时代在曲折中坚韧前行。
《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
1973年9月中旬，沪上书店与邮局开始发卖新创刊的《学习与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虽然版权页上注明编辑部设在复旦大学内，但其实际组稿与编辑却出自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刊号《致读者》说，这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似乎旨在区别当时同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操控的文学性杂志《朝霞》与自然科学类杂志《自然辩证法》。这份月刊，出到1976年第10期，随着毛泽东去世而戛然终止。
尽管《批判》略具综合性文科杂志的外相，却决非学术性杂志，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刊物，记得当时圈子里还有过“小《红旗》”的自诩（《红旗》是当时党刊，即今《求是》的前身）。不仅其创刊踏准了伟大领袖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步点，在其后三年里，无论评论《水浒》运动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有过出彩的表现。
作为特殊年代政治斗争绑架舆论宣传与社会科学的实例，《批判》对研究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中“文革”十年的政治历史、学术文化、新闻出版与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个案。时至今日，其创刊内幕究竟如何，命题定稿怎样运作，作者队伍如何罗致，杂志的执掌人物与主要作者在“文革”结束后有何遭际，在学术研究层面上都还不甚了然。倘有研究者结合对亲历者的采访与相关档案的调阅，申报哲社课题，倒真能填补空白的。
杂志许多文章都以化名登场，例如罗思鼎、石一歌、康立、石仑、翟青、任犊，但也有文章署以真名实姓，其中不乏当时与现今的海上学人。这些学人大体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当时已经卓然名家，二是当年已在学界但未享大名，三是其时尚未跨入学界而如今却已声名卓着。当然，第一、二类间有时难划定明确界限，只能以年龄段略作区分而已。
笔者当年无书可读，继创刊号后，大多购读过。去年从存书中检出，索性在孔夫子网上补齐所缺各期。今年恰是这份杂志创刊四十年，试就海上学人与这份杂志的因缘瓜葛，仅限文本，略作钩沉。囿于时间精力，未暇采访调查，难保史实有郢书燕说，学者或同名异人，亟盼亲历者赐正，更祈涉及者谅宥。
一
属于第一代的海上学人有刘大杰、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顾廷龙、谭其骧、陈旭麓、谷超豪等。作为学习体会，数学家谷超豪那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焕发出革命青春》（1976年1期），显然奉命配合当时“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不拟深论，其他学人之作都值得一说。
刘大杰在《批判》上有四篇文章，依次是《读〈红与黑〉》（1975年1期）、《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1975年8期）、《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1975年11期）与《韩愈与古文运动》（1976年4期）。就刊出篇数言，虽不算最多，在第一代名家中却拔得头筹。
刘大杰以治中国文学史着称，首发的却是外国文学书评，但他早年颇有关于欧洲文学史的论着行世，对此也就毋须怪讶。而强调《红与黑》复辟与反复辟的时代背景，也许才是这篇作品论的微言大义。其他三篇都是他1976年8月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相关章节的先期发表。这部文学史自有特色，而以1962年版最得好评。据说，毛泽东六十年代初曾召见过刘大杰，“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文革”爆发后，钦定保护的复旦四教授里就有刘大杰。他也得以奉旨改书，在1973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荣膺彼时少有的恩典。由于毛泽东的青睐，批儒评法运动起来，江青“又要他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见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
据刘氏关门弟子林东海回忆，刘大杰其时“已完成一个修改稿”，全书“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着以‘儒法’色彩，并没以此为纲”，他还将修改稿打印呈送毛泽东。1975年1月4日毛泽东告诉江青，“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419页），一部就是这份修改稿的大字本。江青应该就在其后下懿旨的，还特赐他一部大字本。刘大杰回沪后，喜形于色地将赐书事张扬告人。应该与周一良同样，他认为江青“是主席的代言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毕竟是书生》73页），便欣然从命。第一册修订本出在批儒评法前，尽管评孔子与《论语》已较前一版大相径庭，但尚未谬之千里。但1976年版的第二册就完全以儒法斗争为纲，而“武则天时期的文学”一节最是点睛之笔。
1975年8月3日刘大杰致信毛泽东，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发现其思想确有矛盾之处。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符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对这些如果全盘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次年2月12日，毛泽东覆信道：“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522页）据揭载《韩愈与古文运动》的刊期推断，《批判》应是配合这份御批的。
“文革”一结束，刘大杰自然难逃谄媚江青的诟病，那部“文革”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成为再批判的活靶子。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依据的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改写本，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年后便黯然谢世，甚至没机会向公众说一声“毕竟是书生”式的自辩。
在《批判》上，郭绍虞刊出了《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1973年4期）。他当时也在修改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没有刘大杰蒙“旗手”垂青的幸运，却也是那种力图跟上形势的老辈学者。文章开头就表态：“我读了杨荣国同志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几篇文章，非常同意他的意见，所以我在修改《文学批评史》讲到王充文论时，就准备特别加一章以说明王充思想的来源。”《论衡》在《隋书·经籍志》与《四库总目提要》都归入杂家，驳杂地涉及法家言论，自不足怪。但郭绍虞的结论却强调：“王充《论衡》恰恰充分地突出地表现了法家精神与法家思想”，紧跟色彩相当浓重。
郭绍虞的跟风似乎由来有自。据《海上学人漫记》：
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
去世前一年，郭绍虞自编三卷本文集，有题记说：“现将我的写作汇编成集，区为三类：一为古典文学论集，二为语言文字论集，三为杂着（凡不能列入上述二类之零星诗文都纳其中）。三类或按写作年代，或按内容编次。其已见各种专着之中者，均删弃不列入。”但三卷《郭绍虞文集》都“删弃”了这篇文章。
王运熙、顾易生与李庆甲在创刊号上合署刊登了《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顾易生、王运熙还有联名的《读洪皓〈江梅引〉》（1976年5期）。前文说屈原尊法反儒，自是遵命之作。关于后文，据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1975年5月，“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给上海征求意见，由王运熙与顾易生负责，要他（指谭其骧）发表意见。”姚文元交办的任务，应是毛泽东晚年读大字注释本的需要。当时，文化部还抽调京昆名角、歌唱家与民乐演奏家，为其录制配乐演唱的古诗词，篇目应是毛泽东圈定的，其中就有《江梅引·忆江梅》（参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1期，胡长明《配乐古诗词与毛泽东的暮年生活》）。另据刘修明回忆，应毛泽东阅读之需，他与王守稼、吴乾兑以及复旦文史两系专家参加了大字本注释工作，接受的任务有“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姜夔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泽东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读洪皓〈江梅引〉》主旨说，“《江梅引》从对梅的忆念、访问到爱慕、歌颂，以丰富多彩的画笔，描绘了精美而宽广的梅花图卷，反映了南宋时期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皮里阳秋也许在于强调“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其论述词的时代背景却未见改铸历史，即在今天，仍不失为站得住脚的文章。然而，他俩的总结性文集《王运熙文集》与《顾易生文史论集》都未将此文收入。顾易生晚年致友人信说：“自‘混入’复旦，长期在集体研究中混日子，亦有失有得。上面交的任务，风云变来变去，统稿改稿方面固然消耗了不少气力，做了许多无益之事。”（见《海上学人漫记》）这些“无益之事”或许也包括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吧？
作为“文革”前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批判》上的文章是与弟子沈津联署的，题为《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1975年12期）。沈津后在《学林往事》追忆其缘起：“1975年夏，我在一包明刻残页中偶然发现《京本忠义传》残页，仅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的下半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三行。次日，我即持残页请顾老、潘景郑先生审定，他们都认为此虽为残页，但不可小看，或许是《水浒》的一种早期刻本。后来顾老和我合作写了一篇《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的文章。”当时全民评《水浒》正轰轰烈烈，短文结语也有一段关于“《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套话。2002年出版的《顾廷龙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删去了与批《水浒》相关的卒章。这部文集以沈津始辑其师论着为基础编成的，其时他也已成为饮誉中美的目录版本学家。当年这段蛇足，不知出自顾老，还是沈津，抑或竟是编辑部的手笔。
中国近代史大家陈旭麓当时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批判》上有他的两篇文章。《“九州生气恃风雷”》（1975年2期）是《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议论酣畅，文采飞扬，是笔者当年读后的第一印象。文章也有时代的烙印，但总体思路应是作者思索所得。唯其如此，他在1982年有个改写稿，删去了几处强调龚自珍反法尊儒倾向的文句，几乎保留了基本结构与原有行文，改题《论龚自珍思想》，收入自编论文集《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他的另一篇《是拆庙还是补天——李贽与〈水浒〉及其他》（1976年2期），讨论李贽评《水浒》的思想倾向，文章发在全民评《水浒》的高潮中，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其弟子编《陈旭麓文集》时，收录了前文而遗落了后文，应是经过斟酌的。
也许让人跌眼镜的是，《批判》上也有谭其骧的文章。这篇《碣石考》后收入作者审定的《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并在文末郑重括注“原载《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坦然表明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据当年刊发此文的当事者回忆：
70年代初，我一直要谭先生给《学习与批判》写点文章，他一直拖着，到1975年他给了我一篇《碣石考》，写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1974年第二期《地理知识》上刊登了《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论证了古代的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实际上谭先生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山，究竟是不是在北戴河一带。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秦皇、汉武、魏武所登临的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昌黎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他送给我这篇文章，我看了知道他的用意，看我有没有胆量发这一篇考证文章。我想了一下，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是从文学的视角去意会曹操《观沧海》那首诗的意境，当然不会去具体考证碣石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只能根据成说，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碣石山地点的论证上有误，也无损于他。所以我决定照发无误，但不张扬，太张扬了怕引起其他的猜测，那就不好办了。（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对照《长水集》和《批判》两个文本的唯一不同，仅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为“毛主席”，其他一字未改。一篇学术文章，历经乾坤翻覆，仍能基本不改毫无赧色地编入自己的文集，特殊时期的海上学人，也许唯有谭其骧庶几近之。
二
在《批判》上发文的第二代学人，有徐缉熙、戴厚英、刘修明、余子道、吴乾兑、杨立强、金冲及、黄霖等。就刊发篇数看，徐缉熙有五篇之多，余子道二篇，其他诸人各仅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