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里飘着极淡极淡的油腻气息，提醒我这是一家十分成功的小型餐馆。价格昂贵、味道不错加上精打细算，在度过创业初期的辛苦后，现在运作机制完全成熟。智惠子司采购、督工，丈夫主厨，每天中午营业两个小时，晚上从5点营业到10点，逢周一、周四中午不营业。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严谨而繁琐的营业时间似乎在提醒顾客，必须遵循店主人的作息规律，不是随时跨进店都能吃上饭的。我猜度一方面配原料也许耗时甚多，另一方面精明的智惠子为了吸引更多的客人，竭力营造出一种慎重、甚至做作的气氛。
寿司大厨半秃，身材矮小，大腹便便。生意结束后，红色闪光的“Open”变成了暗红色的“Close”，智惠子、她的丈夫、寿司大厨和我坐在一起吃饭。智惠子丈夫做了红烧鱼、葱烤牛肉卷、炒蛋、甜豆腐皮裹饭团。红烧鱼的口味和我母亲做的相差不远，至于葱烤牛肉卷，如果有那种极大的平底锅，我也能做得出来。炒蛋的滋味非常鲜美，我猜里面加了某种特别的调料，至于甜豆腐皮裹饭团，那是非常、非常美味的。大腹便便的家伙站了半天，累得半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朝我大喊，Rice！Rice！他的意思是让我给他盛一碗米饭，他把“R”发成了“L”。智惠子丈夫沉默着端上了他的Tampura，我给大厨盛了饭。两个女人沉默地吃着，两个男人用日语断断续续地交谈。
我在想如果我发了财，我一定要来“雪洞”丰盛地吃一顿，我要坐在寿司吧台旁，让大厨现场给我做加州卷，一种放了热带水果的寿司。我要喝4美元一杯的梅酒，喝完一杯再叫一杯，像今天那个肥屁股的妞一样。那两个小妞精打细算才吃了23美金，叫了两客寿司、一碗海鲜汤、两杯梅酒，最后是用信用卡付的帐。梅酒盛在梅酒瓶里，女客喜欢购买。客人叫的时候侍者取一只高脚杯，倒大半杯放在托盘上送给她们。梅酒盛在高脚玻璃杯里真漂亮，淡金色的液体，杯底浸着一颗鲜红的樱桃，她们肯定没吃饱。
李静跟我说过，餐厅忙的时候，每个人都像冲锋打仗。第一天我晚上上班，晚上客人多，侍者有3个，除了我，两个美国小伙子，随便打打零工，找找女孩子钓钓鱼的那种。他们都很和善，当我略带颤音地问一些如何与客人打招呼的常用口语，他们很乐意告诉我，并不露出歧视的表情。还是老美好啊，如果拿这些问题问智惠子，东洋婆肯定立刻非常恼火。
智惠子肯定会露出极度轻蔑的表情，以轻度呵斥的口气回答我，心里也许骂支那人真他妈愚蠢，想到这个我就觉得不可忍受。谁让我们穷呢？如果我们小时候不以这种方式学英语，而以那种方式学英语；如果我们小时候见多识广，和爸爸妈妈来美国度假，就像微实验室那些日本人一样，小时候就都来过美国；如果我生在有钱人家？？
多年后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再一次迈进“雪洞”，不是以求职者而是以客人的身份。我和微一起来到“雪洞”，大腹便便的家伙还在，我们坐在高高的寿司吧台前，点了加州卷和金枪鱼卷。智惠子的丈夫在厨房里煎炸。智惠子呢？我多么希望她出来而且认出我。我将正眼都不看她一眼，当我们快吃完的时候，她照例摆出一副小样，弯腰跟进问味道如何时，我将直接称呼她的名字，并朝她微笑。如果她不记得我，我将告诉她我曾经在这里当了7天的Waitress，然后被她解雇，如果她表示吃惊，我将告诉她我现在在国内工作，是来美国出差的。
其实我想重返“雪洞”，也不完全为了去见智惠子，这里的酱汤味道确实不错。小时候学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我就注意到日本有一种酱汤，早上起来喝的。有些地方只能留给某些人，如果以后还能回“雪洞”，我将考虑请微在那里吃一顿。问题是，他会不会接受呢？
第一天晚上，我的围裙里塞满了钱，回到家一数，30多个美金。回想起惊心动魄的一晚，屈辱感差点噎死了我。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没有一句派得上用场，以至于看到十几匹穿着黑色风衣的高头大马进门时，我躲到了后面，我不知道怎么张嘴，怎么说第一句话，如果人家问我话我听不懂怎么办。
美国小伙子Cole上去打招呼，问清多少人，把他们领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地方坐好，先给每人端上一杯冰水，然后拿菜单，问要什么吃的喝的，飞快地写着。我在远处看着，心里结结实实地塞满了自卑。我永远记不得日本人名的英文写法和日本菜的英文名字。全是莫名其妙的长，字母与字母莫名其妙地搭配。我记得住黑泽明，可我记不住Kurosawa。我只记得住Tampura，是因为葱烤牛肉卷真好吃。
第二起客人进门，我又缩在一边。美国小伙子Brown不解地看着我。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迎上去？一迎上去这桌就归我了，晚上客人吃得多，7、8个人一定吃到100美金以上，那是什么概念？我将拿到至少15美金的小费。15美金呀，120块人民币，我只需要记记菜名上上猫食，我就可以把至少15美金扫进围裙。我与这15美金今生无缘，因为我学了几十年英语，用的时候如枪打枝头鸟，全飞得一个不剩。
我颤着声音对Brown说，“请你上吧。”Brown说：“AreYouSure？”我学了几十年英语不会跟人家说句人话，当然Sure了。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进门，我想这么点人应该搞得定，于是我上去了。
现学现卖，先问How are you，再问想坐哪里，然后很乖觉地给每人端上一杯水。点菜是最难的事情，而这家子人似乎很久没有改善伙食了，点得无比多。我听着听着乱套了，因为每个菜名都无比长，这无比长的名字在我的两只耳朵上点了一下，又飞跑了，一点把柄都没给我留下。我内心慌乱，甚至采用了速记法，每个菜名只记个头。我拿着一张潦草无比的菜单向智惠子丈夫报告完，飞到另一个厨房，给他们做饮料。智惠子说过，我们必须自己给客人做酒，做饮料。一家4口人，父亲要GingleAle，这我知道，一种加了姜汁的软饮料，智惠子拿给我看过。母亲要梅酒，这我也会做。两个小孩，一个要IcedTea，一个要ShirleyTemple。我昏掉了，因为我不知道秀兰·邓波儿是什么东西，IcedTea又怎么做。我猜度，所谓IcedTea，是不是一杯绿茶，放几个冰块？我真倒了一杯绿茶，铲了几块冰放在里面。
一到紧急关头，我就像头暴躁的狼一样自作主张，自闭和拒绝交流的倾向非常明显。如果我不怕智惠子的呵斥，多问几句，就不会出现这样骇人听闻的低级错误了。智惠子赶过来，头顶着一朵浓浓的大黑云。她连说对不起，撤走了“冰茶”。她再度头顶一朵大黑云降临，我发现正确的“IcedTea”是从冰箱里取出一大杯早就做好的冰红茶，倒上一小杯，杯沿夹了一片柠檬。秀兰·邓波儿是一小坨冻奶油，杯沿打着一把小伞。
这家人皱着眉头吃完了晚饭，也许他们并不经常到日本餐馆进餐，我砸了人家的好兴致。他们没有砍我，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分不少的小费。
我又破绽百出地服侍了两桌客人。第一桌是一对黑白情侣，男白女黑。男人含情脉脉地伸出一双毛茸茸的小爪子，摸着女人的手。女人长得很骨感，一对大圆圈戴在耳朵上。我一边上菜一边唏嘘，不容易呀，黑女人和白男人，不容易呀。
第二个是一个孤身老人。智惠子微笑着说，马上要来一个老人，10年来他每天晚上7点钟来进餐，风雨除外。他先喝一碗酱汤，再吃色拉，然后是一份Tampura套餐，从没变过。5分钟后老人真的来了，酱汤、色拉、Tampura套餐，一点没变。不过今晚他吃饭的顺序变了：先吃色拉，再喝酱汤。
我工作到第7天的时候，智惠子说我不适合做Waitress，把我炒了。我很失落，只要再给我一周时间，我会成为一个熟练的好侍女。可是人家做生意的，不是新人培训所。再说老板是日本人，如果是中国人，我可能哀求“混饭吃呀，给个机会吧！”像周星星哀求斧头帮老大。老板是日本人，我不能说任何哀求的话，只能走路。
几周后我经人介绍，来到长岛“中华”中文学校教语文。学校是大陆去的父母们开的，周六周日上课，给美国出生的后代们补补汉语，教材是教育部专为海外华人华侨子女定做的。中国在这些小美国人们眼里，就是春天放风筝、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一种叫“MoonCake”的甜饼，过年吃饺子、舞龙狮。这是他们的中国，不是我的中国。小时候过年，我们吃母亲在“三十晚上”的晚上搓好的糯米实心小圆子，蘸芝麻白糖，作兴留下双数在碗里，不作兴全部吃完。我们过年不吃饺子，也没有见过舞龙狮。春天也没有风筝可放。我母亲小时候放过，外婆会拿纸骨子糊风筝和纸灯笼。我们小时候，母亲除了照顾我们还要上课，再也没空复习一下关于做风筝和纸灯笼的模糊回忆。在D大学读书的时候，室友的男朋友给她买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蝴蝶风筝，挂在帐子里。这是钱买的，不是自己做的。D大学时代我买不起风筝，她们都上自修的时候，我坐在床前边想心事边呆呆地看着风筝。
外婆80岁了，不久前我去看她，她说起当初我到美国后，她问村里的袁先生，美国在哪里。袁先生的父亲是大地主，留下一幢3层楼的别墅，1950年代充公。袁先生师范毕业后在村小学教书，教语文和数学，是我母亲的老师。成分不好，讨不到老婆，村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叫彩花的姑娘，比袁先生小7、8岁。彩花上学喜欢躲在桌肚下吃小食，小学还是勉强混毕业的。袁先生的哥哥的儿子儿媳都在美国，1980年代去的，现在也四五十岁了。袁先生告诉外婆：“美国在我们脚底下。”外婆说：“我外孙女小时候说，我们脚底下还有一层人，我说仙话，现在看来是真的！”外婆又问：“美国人说话是侉子还是蛮子？”袁先生差点笑出眼泪：“美国人既不是侉子也不是蛮子，美国人说美国话，英语。”外婆懂了，我母亲初中学英语，这她是知道的。我很想让外婆教我做一个风筝，不用钱买，自己做。可是她很老了，耳朵也聋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个风筝放上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