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其“革命”行为具有报复性。既然我的父母“靠边儿站了”，被“打倒”了，那么别人的父母也休想被“结合”，也休想平安无事。以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限的姿态，一举两得。她们的“革命”对象是干部。
第四类，其“革命”的行为具有表演性。既然我的父母已被“革命委员会”“结合”或“倚重”了，那么我须比父母更加“革命”，以证明“革命”的父母才配有如己般“革命”的女儿。如己般“革命”的女儿，其父母当然必是“革命”的无疑，所谓“革命自有后来人”。她们的“革命”目标极不确定，今天冲击这里，明天砸烂那里，后天捣毁另一个地方。总之要不间断地显示其“革命”性，乐此不疲。
如果还有第五类，那就是天性恶的一类了。
这样一些“文革”中的女初、高中生，当年各大中小城市皆数量不同地存在着。大学生“红卫兵”中也有此几类女生。她们对于女性“革命”对象，尤其具有冷酷的“革命”心理。
高三的“红卫兵”，大学的“红卫兵”，其“革命”之目的后来已不同程度地与“权”字相结合。自己所在一派组织一旦掌权，自己将来或升学或工作，便受关照。今天的“浴血奋战”，乃是明日的“革命资本”。好比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后来都享革命成果一样。所以，高三的、大学的“红卫兵”，在社会上冲杀了一阵之后，便事不宜迟地返回学校去夺权，为夺权而不惜进行武斗。哪一派夺权在手，便意味着哪一派“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便可利益分享。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所谓“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陇城”。“文革”利用学生，学生借助“文革”。“愚忠”二字，七分佯愚，三分真愚；三分忠于伟大领袖，七分忠于个人欲望。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人生的许多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文革”中的某些女工，当年“造反”精神不亚于男性。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可与大专院校的某些“老子天下第一”的女“红卫兵”头头们一比高下。
这乃因为，她们长期置身于各种矛盾之中。比如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压制与被压制的矛盾，权力专制与公平要求的矛盾等。她们在各种矛盾之中，又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比如升级，比如提干，比如加薪，比如分房子……她们对于某些以权谋私的干部早已极其不满了，只不过没有人为她们撑腰进行挑战和对抗。毛泽东一旦亲自为她们撑腰，她们当然地“天不怕地不怕”起来。她们“革命”的对象，不但是那些对她们的切身利益长期稳操夺予大权的人，而且是栽培和器重她们的人，尤其是女人。
“将某某的大红人揪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年的工厂里，此类标语比比皆是。
若那“大红人”还是女人，若那女人还被揭发与男上司发生过性的关系，则她的下场将十分可悲，而她的男上司不但会陷于四面楚歌之境，还几乎丝毫也不能引起同情，只能受到女工们的唾弃和鄙视。
当年，女工们最为憎恶之事，莫过于其他女人靠姿色巴结男上司，并以肉体相悦达到个人目的。
她们对于那样的女人，往往也会极尽凌辱。她们的“造反有理”，单就具体的人和事而言，有时也有正当的一面。
但置于“文革”的大背景来看，又无疑是对一场危害深重的政治劫难的推波助澜。但是她们当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觉悟。经历了“文革”的人，只能在“文革”后期才渐萌这样的反省。
“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女性生逢其时，一旦受政治的重用，自然也会尝到甜头，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起来。
比如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仅仅因其“造反”积极，便被抽调到什么“专案组”，有权审讯某些从前对于她高高在上的男人，或者他们的女性“大红人”。而她白纸黑字落下的结论，决定对方有一线重新做人的机会还是完全没有只能永远是“鬼”，那么该女工的心理感觉难道竟会是不好的么？
又比如她因搞“专案”有功，更加受重用，被“结合”进某级“革委会”做委员，从此与某些具有新权威的男人平起平坐，她难道会觉得她的“革命”不值得么？
再比如她居然出入有车代步了，搬进了“走资派”家的大房子住，开始有人毕恭毕敬地向她请示什么事了，开始批阅文件了，开始有秘书了，一家人跟着风光了，子女的家庭成分也因自己身份的变化而由工人改填为“革命干部”了，她会认为“文革”是错误的、是一场闹剧么？她会容忍别人否定“文革”甚至反对“文革”么？她当然掷地有声地发誓，谁企图否定“文革”、企图反对“文革”，便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不是说说而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唯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既丑陋又可悲。
“文革”中靠投机政治发迹的某些女性，对“革命”对象毫无怜悯的冷酷程度，以及将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每令男人感到她们简直不是女人，怀疑她们的心肠是铁是石。
但绝大多数“文革”中的女工“造反”了一阵子，为自己从前所受的不公平对待讨到了一点儿舆论上的公平，也就不再两眼整天紧盯着“走资派”的一举一动了。后来，她们竟渐渐地对某些“走资派”心生同情起来。她们会暗中道歉，并不是怕“走资派”重新上台报复自己，而纯粹是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该是女人的所作所为。“女人”二字，对她们的言行的约束力，被政治解除了一个时期，又被她们不愿彻底丢失地找回来了。没有暗中道歉过的，也心中长期地忏悔。
工人的派性，导致当年工人之间日深的情感对立和严重的相互伤害。许多女工和女工之间，女工和男工之间，一辈子视同陌路之人，老死不相往来。许多同学关系，师徒关系，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伙伴关系，从此决裂，甚至反目成仇。
这一种情况，当年甚至引起了指挥“文革”的毛泽东的重视和忧虑，因而发表“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泽东说得对。但是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又究竟为什么会冲突得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势不两立呢？
从政治上解释，同样会陷于越解释越糊涂的尴尬之境。其实，说来也十分简单，派性的形成，好比今天球迷们的聚众“啦啦”。
你为某队的胜而欢呼，他为某队的败而哭泣，个中既无利害冲突，亦无大道理可言。归根结底，球员进球或失球，他得了奖金并不分给球迷，他失了奖金球迷也无须掏自己的钱安慰他。无非这一个球队代表我省，那一个球队代表他省；我喜欢的球员在此球队，而我恨铁不成钢或者看着不顺眼的球员在彼球队，如此而已，仅此而已。最值得一说的，无非就是还有多少显得病态点的附庸荣誉感在心理上作祟。
当年工人之间的派性也是这样。无非这一批觉得这个干部是“革命”的，应该“结合”，而那一批觉得那个干部才是“革命”的，才应该“结合”。这一批认为，曾被我们打倒的干部，岂容再被“结合”？那不是意味着我们打倒他或她完全错了么？而那一批认为，被你们拥护的干部怎么会是“革命”的？在我们眼里，你们是“铁杆保皇派”嘛！或者，“革委会”中怎么只有我们这派的一两位头儿，而有你们那派的三四个头儿？你们不等于多摘了“革命”的桃子么？……横竖不过便是这么些事儿。只关系到干部或是头儿的切身利益，然而工人们在那里激烈冲突，乃非常时代的不正常的派系政治荣誉在心理上作祟。
我所看好的球队顶棒，比赛失利了我也沮丧。我所参加的组织最“革命”，在“革委会”中没席位或席位少我不高兴。如果都去进行心理咨询，结论都是一样的，可谓之“盲目追随型心理强迫症”。
正如当年黑龙江省的许多工人参与打倒了省长李范伍，上台的“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只在毛主席那儿有意义，在任何一批工人、学生那儿均毫无意义。
那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心理，自然会发展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条件地拥护我这一派之拥护，无条件地反对我这一派之反对。不为别的，与利害无关，仅为证明自己拥护得对，反对得正确。当年，我拥护的是“八八团”，以哈军工“红卫兵”为核心的全省最大“保皇派”组织，反对“统统打倒”，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后来“八八团”被“中央文革小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再后来“八八团”干脆也奉行“统统打倒”，另擎大旗，变成了“炮轰派”。连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也照轰。于是我又拥护“炮轰派”。当年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多么坚定的“炮轰派”。军宣队教唱：“炮匪一小撮，本性不能变，日夜在磨刀，妄图反夺权……”我愤而退出教室，以示抗议。军宣队的一位班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反戈一击”，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否则将不得不解除我的班级“勤务员”职务。班长姓曲，非常可敬可亲可爱的一位解放军。然而我不为其循循善诱所动，第二天便写了“辞职声明”贴在教室。正是在那“声明”上，第一次用了“梁晓声”这个别名。
“炮轰派”而“匪”，自然“反动”。于是终遭武装镇压。机关枪声响了小半夜。“炮轰派”的垮台，又使我哭了一通。但是当年，大学里的“八八团”和“炮轰派”，哪知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里有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三生为它的瓦解哭了两通？
正如今天的球员，哪里会想到一个所谓球迷为他的一脚落空而独自地大发神经？
所幸今天此病为球，不关政治。“文革”中的许多女工，此前并不热衷于政治，此后也未再热衷于政治，而身上居然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政治伤痕，而那政治又根本不是为她们的任何利益所风起云涌的。她们只不过因生逢那一时代，不可避免地传染上了它所引发的一种疾病。
这，是与此前此后的中国女工们最为不同之处。“文革”中的某些女文化知识分子、女科研者与“文革”中的许多机关女干部，借助政治罪名相互倾轧、相互陷害、相互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她们也往往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阻挡她们实现目的道路上的几乎一切男人。哪怕他们并非成心阻挡她们，哪怕他们仅仅被她们主观想象为绊脚石，而实际上他们退避三舍唯恐不及。如果被她们视为障碍的是女性，则她们“踢开绊脚石”的方式更加卑劣，往往使对方们猝不及防，毫无心理准备，具有袭击的性质。并且，往往对准人的政治要害，企图一击而大功告成，置人于死地。当年我听说过不少这类可怕的女人的行径。她们常使我联想到后来看过的一部美国影片的片名--《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她们当年的相互倾轧、陷害、打击报复以及出卖好友的行径，具有以下特点：年轻的向年老的比年老的向年轻的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女性向女性比女性向男性突然发难的现象多，专业弱的向专业强的比专业强的向专业弱的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出身好的向出身有问题的比后者向前者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同代人向同代人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同专业、同领域甚至互为邻居者之间突然发难的现象多……所有这些发难现象，有的放矢，直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政治之纲。所谓“该出手便出手”，所谓“不出手白不出手”。“出手”则来势凶猛，又准又狠。有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有时，目的其实与政治无关，可能仅仅因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场演出中做主角？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项并不高级的科研中为骨干？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次活动中任组织者？取得成绩后应上报嘉奖的是自己还是别人？是自己的名字在前还是别人的名字在前？……通过政治性的手段，在文艺、文化、科研、教育等领域攫取名利的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司空见惯。而且，往往奏效。
“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了，工人们开始促生产了，知识分子之间，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却依然利用政治进行明争暗斗的现象，继续演出着种种小品和戏剧。
这一种演出直至“文革”结束才不得不落幕。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
四、女人的神经比男人更敏感
在世界美术史上，通过女性和书的关系体现某种美感的名画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大师们，创作的目光一专注于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们的肉体的美所吸引。不仅画家们如此，连雕塑家们也如此。
罗丹和毕加索，都对女性肉体的美说过许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痴的话，却都没有为我们留下将女性和书统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绘画。而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
喜欢欣赏绘画的我，不知怎么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几乎一切我所见过的女性的裸体画或雕塑，其面部的神态都是呆板的。即使秀色可餐，即使妩媚，即使风情万种，也似乎总缺少活人的气息。
这乃因为，画家们，雕塑家们，包括大师级的人们，目光一专注于女性的肉体，灵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们穷其技法和天才，仍唯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种线条的美，那一种肌肤的美。至于她们那一时刻的心灵内容，往往受到轻视和忽略。所以献给我们欣赏和赞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体的美，像花朵一样单纯的美感。
而实际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花朵没有我们称为“心灵”的东西，故花朵没有所谓“内在美”。女性则不但有心灵，其心灵的敏感和丰富，要远比男人们的心灵还细致、还有层次。托腮凝思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女性们在这些时刻或类似的时刻，心灵之窗一般是无戒备地敞开着的。即使仍处于关闭状态，也每每是很透亮的。仿佛她们自己擦了几遍，为吸引别人的目光向她们的心灵窥望。
一幅画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测她那一时刻的心灵状态，则画上的她，当然便似乎一呵即活了。你会感到将活起来的不单纯是那栩栩如生的肉体，还有一种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