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去巴黎吧，爱人。一把火干脆利落地断了男友的犹豫。
在现实的巴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学打字，打书稿，在朋友的餐厅做工应付窘迫生计，一次次去敲每家出版社社长的家门……希望一次次因退稿而破灭，终于，他选择了再度逃离。
在朋友乡下的小镇上，贝蒂安静地努力接受那个不认可的现实，希望再度重生：为这个男人生一个孩子。然而命运却再度以失望交付，爱终于在一次次绝望中崩溃，她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弄乱了自己的神经，最后她逼着男人如捏碎自己的心一样把她给掐死。
她的爱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得以永恒。
这样一个女人，因为爱来，因为爱去，用她的轰轰烈烈给爱做了标注：爱情可以高于自己，可以高于生命，而眼前这个世界，爱的歌声从未谢幕。
什么是爱，却越来越难以定义，爱离人们越来越遥远而日渐模糊。谁在怀念贝蒂，怀念巴黎郊外的这朵野生玫瑰，怀念她曾经的年轻、美丽和凛冽，更怀念她对过往的毅然决绝，以及追逐爱情时的一骑绝尘？
每个人都在选择独特的爱情，每个人都在选择独特的人生，每个人都在选择独特的死亡。这朵玫瑰的凋谢并不稀罕，但是一个人以“玫瑰”的方式凋谢就很独特；死亡并不稀奇，但是一个人用爱人的手去拜访死神就很独特；爱情并不稀有，但是一个人，爱人爱到死就很独特。
她身披火焰，驾着烈马，不管那前面是多少级的风暴，四起的谣言卷起多深的旋涡，都不会退缩，哪怕，那前面就是死亡的悬崖。对于尘世中相爱的人们，贝蒂那极端的爱，并不是值得歌颂的范本，但是她让我看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的盛宴，那是属于飞蛾的盛宴，那是属于烈火的盛宴。
她只是在告诉尘世中相爱的人们：不爱，请收起缰绳，策马回身；若爱，就一骑绝尘地爱下去！
一颗糖可以吃一生
窗台上的糖罐，无缘无故就碎了。之前苦心经营的那一点甜，撒了一地。薄薄的，像睡着的白月光。我试图将它收起，但终究是徒劳，因为那甜里面早已掺进太多岁月的尘沙。
忽然想到，有些东西再小心翼翼地收藏，也有失手打碎的时候，比如爱情。有些东西封存得再好，时间长了也会凉，比如情爱。
小时候，我家的对门有个打铁的男人，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他说，如果在力量上偷工减料，那么打出来的铁也会打了折扣。
他的歌声比打铁声嘹亮，他的骨头比铁硬朗。他说，只有精气神足了才能打好铁。而且要心存善念，因为铁里有思想。
女人是个寡妇，从外乡逃避饥荒来的，晕倒在他的门口。铁匠把她扶进屋子，给她做了饭。吃饱了，女人的脸上现了红晕，铁匠呆呆地望着出神，他想，她的脸真像铁匠炉里的火呢，烤得另一张脸直发烫。
女人无处可去，低着头羞涩地问他，是否愿意让她做他的婆娘，给他洗衣、做饭、生娃。他是已经快40岁的人了，光棍一根，就因为他的贫穷。可是现在，上天赐给他一个活生生的鲜嫩嫩的婆娘，他能不高兴吗？他拼命地点头，如同打铁时，那锤子有力的捶打。
过了一段甜蜜时光，可是那甜，只有薄薄的一层，像睡着的白月光。
时日久了，女人露出风骚的本性，她喜欢打扮，喜欢往男人多的地方钻。
没有钱的男人吸着廉价的香烟，斜靠在门框上，时不时地将被生活压弯的腰杆重新挺得笔直。
早晨，他刚刚训斥过他的女人，因为领口开得太低，容易将隐藏的春天暴露。女人嗤之以鼻，嫌他土气。
他的嘴里长满烟草，他打的铁很健康。“这是一门好手艺啊，可是却愧对家小，挣不来许多的钱，过不了好日子。”铁匠在浓浓的烟雾里喃喃地说。
他的女人还没有回来，而月亮已开始妖娆。
铁匠并不怨恨他的女人，因为他觉得她给了他一颗糖，在他最孤苦的时候，他的一生品尝到了甜蜜的滋味，就已无憾了。何况，她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儿子，这是他生命中更大的糖块儿！
他对女人说，如果有了出轨的心思，也不拦着，就去奔个富贵人家吧。但儿子必须给他留下。女人落了泪，没想到这粗犷的汉子，竟是这般有情有义，心胸豁达。
半年后，女人终究是悔恨交加着回来了，她跟的那个男人嗜赌成性，输光了家底儿，把她也当成了赌注。她声泪俱下，发誓以后再不会跟着别的男人跑了，让铁匠重新娶了她。
铁匠说：“住下吧，你给我的那块儿糖还没吃完，够我吃一辈子呢。”
女人有些不大明白他的话，她更想不明白，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铁匠，竟然说出貌似有些哲理的话来。
她呆愣在那里，直到儿子的哭声传来。可是那哭声随即就变成了笑声，照顾起孩子来，铁匠比女人还细致。
孩子银铃般的笑声铺满一地，像薄薄的糖，像睡着的白月光。
我从铁匠的那颗糖里分得了一抹甜——豁达和宽容就是爱情里的糖啊！此刻，我迫不及待地要对离我而去的爱人说：你给我的糖，我会很认真地吃，哪怕一生只有一颗。先放进口袋里，让整个衣服都跟着甜。我不担心蚂蚁爬上来，我就是要炫耀那来之不易的甜蜜。吃的时候，先含着，不咬一口。直到慢慢融化，一滴不剩流进心田。然后我会珍藏那张糖纸，花花绿绿的糖纸，像我姹紫嫣红的青春。再然后，我会在多年后的某一个下午，摊开那张糖纸，褪了色的糖纸，不再有甜味。可是你知道，那甜味早已经钻进我的骨髓，弥漫到我的苍凉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令我以后的每个日子都有甜丝丝的喜悦！
就这样，一颗糖也可以吃一生。即便，你已转身，远赴天涯。
相依为命的幸福
父母给予生命，孩子延续生命，夫妻相依为命。相依为命的幸福，只有两个用命相依的人才懂。
自从母亲的视力渐渐模糊以后，母亲和父亲便来了一次彻底的“角色互换”：一辈子没做过饭的父亲开始学起了做饭，一辈子唠唠叨叨的母亲因为“眼不见心不烦”而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的父亲却在人生的暮年打开了话匣子，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母亲是个勤快的人，多年来家务活很少让父亲来做，包括父亲退休以后，她也不怎么让他插手，放任他去打打麻将，钓钓鱼，乐得逍遥。所以父亲对家务活很陌生，干起来笨手笨脚的，不过他很认真地学着做。“不出几天，咱就能成为一个大厨。”父亲一边炒菜一边和母亲吹嘘着。
以前脾气不太好的父亲，一下子也变得温柔了好多。那一日，我回家小住，早晨明明醒来，却仍然闭着眼赖着不起床。在父母身边就是好，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那天早上，我听到了父亲在客厅里安慰情绪有些低落的母亲。
母亲说：“唉，老了老了得了这个病，害得你来照顾我。”
“这一辈子，家务活都让你包了，也该让我干点儿了。”
“你不觉得我是个累赘啊？”
“啥累赘不累赘的，不管你啥样，哪怕你瘫到炕上了，只要能喘气就行。”
……那是我听到的人世间最美的情话。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竟然像年轻人那样聊起了美妙的过往。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就爱玩儿藏猫的游戏，这回好了，用不着那么麻烦给你蒙眼睛了，你就直接找好了。”
“别看我瞎了眼睛，找你啊，那肯定是一找一个准儿。我会闻你的味道，你身上的味道我一闻就能闻出来。”
“那就好，那以后没事咱俩就还像小时候那样，玩藏猫的游戏。”
“老了老了，还成了孩子了。行，那我就当是和你藏猫玩呢。”
在父亲的开导下，母亲的心情好了许多。
台湾学者王鼎钧说过，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到了晚年才把我们还给了我们自己。
我觉得父亲和母亲就是那样相濡以沫的一对。一直以来，因为母亲失明，我心里总是郁郁不欢，觉得命运对母亲太不公平，现在看来并非如此，那样的晚景，并不凄凉，反而温暖。
五十年，父亲的鼾声像坦克一般在母亲的枕头上来回碾过，母亲却把它当成谣曲，催她入眠；五十年，母亲的唠叨像麻雀一般在父亲的影子里上下翻飞，父亲却把它当成米粒，吃进肚里；五十年，一起守着一盏灯，一起守着一炉火，一起守着那些用旧的时光，并把它们拿到回忆里，去翻新；五十年，一起去领取金婚的勋章，一起去憧憬钻石婚的光芒。
杜拉斯最后的情人
“你有情人吗？”
“一个也没有。”
“你开车时速多少？”
“140。”
这是杨·安德里亚第一次见到杜拉斯后问她的两个问题。
很显然，杜拉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杜拉斯素以“招揽”情人闻名。众所周知，在年轻的时候，她曾经和丈夫与情人共同组成了“三人家庭”。比这更轰动的，就是她在晚年的时候，与这个比她小40岁的杨·安德里亚的情感纠葛。
杨·安德里亚——杜拉斯最后的情人，伴随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十五年零八个月。
当时，杜拉斯已经66岁了，杨·安德里亚刚刚27岁，他是一个住在冈城的刚刚从哲学系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与杜拉斯见过一面之后，杨的信就寄上门来，且源源不断。有时一天一封，有时一天数封。信虽短可篇篇精彩。杜拉斯遵照自立的规矩，从不回复。
突然，信中断了。
文学大师一下子若有所失，六神无主。她只有走下圣坛，屈高就下这一招了。她对年轻人大约递过这么一句话：“你是爱我的，难道不记得了吗？”于是，信件又泉水般地涌出。他也给她寄诗，但她要的是信，因为，她从没接到过如此美丽的信。在她眼里，信的美丽代表着情人的真挚。
1980年6月，面对着这些美丽的信，杜拉斯坐不住了，她决定破例回答。
她对杨·安德里亚说：“我活不下去了。我喝酒太多，为此进了医院，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我喝酒怎么喝到这个份儿上。”
七个月之后，他来了，高高的个头，是个很帅的小伙子，手里握着一把巨大的中国雨伞。他来到杜拉斯门口轻轻地敲了三下，然后低声细气地自报家门：“是我，杨。”她躲在门后不动，不开门，不作声。在这一刹那，老太太想了些什么？可能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紧接着又是轻轻三下，又是温柔的呼唤：
“是我，杨。”她打开了门，站在她对面的真是绝好的一位小说主人公。
两人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不觉时间的流逝。最后，杜拉斯明白了：“你是有话急切地要对我倾诉啊！倾诉完了，认识了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对于杨来说，生存的意义在于写作，不是一般的写作，而是杜拉斯的写作——对于杜拉斯来说，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把写作当情敌的伴侣。她说：“你就留下吧，我儿子房间里有现成的床。”杨于这个晚上，与杜拉斯相依为命了。
一个是酗酒的老手，一个是落魄的同性恋者。他们俩都以写作为命。杜拉斯就写杨。后来，“杨”果然被写成了，不过，杜拉斯又给他加上了一个姓，书名就叫“杨·安德里亚·斯泰纳”。杜拉斯口述，杨打字，当然也有切磋的时候。他俩生活是各自独立的。
杨因吵闹而出走不止一次。每次她都自语：“杨上哪去了？”其实，他并没有走远，有时就在附近旅馆的大厅里过夜——因为他穿着体面，不像流浪汉，人家并不撵他。次日早晨，倦鸟知返。
1981年6月15日，大闹之后，杨再次出走，杜拉斯以为他永不回头了，于是就像办丧事之后那样彻底收拾了房间，同时，也像个失恋的中学生那样写道：“当我不再怀有爱情的时候，我确实不再爱什么了，除了还爱你之外。”可是，过了一阵，杨又回来了：这对冤家是怎么也掰不开的——他们的教养与经历决定了他们炽热的感情与冰冷的分析并行不悖。
他们常常以深沉的眼光相互注视着，有时候又相互指责对方残酷无情。《巴黎竞赛》画报用反话把杨说成是个无情的假情人。不过，这种说法不如中国人的说法有诗意：道是无情却有情。
对于杨的一往情深，杜拉斯领会最深。
1988年至1989年，杜拉斯得了一场大病，出现了长期的昏迷，差点撒手人寰。杨一人守护在她身边，晚上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暗自哭泣。病榻上的她十分清醒，清醒得令人害怕。她对杨说：“你把话说回来。你想叫我死。其实我也该死。我活着，谁也受不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够受的，你是想看到我死后再死，我的最终消失才能给予你自杀的勇气和力量。”
对她而言，杨就像是乌达之外的第二个儿子。她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交付给了杨……后来，她又缓过来，她自己说“死了九个月”。这是个奇迹。更大的奇迹是复活之后她又投入了写作，直至1996年3月3日清晨，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为她的奇迹画上了休止符。
其实，她就是那样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女人，包括那些惊世骇俗的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