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地投资，除了有利可图之外，仍然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债券与货币市场基金而言，明智的投资者会选择高品质、低费用的基金。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保罗·萨缪尔森
个人投资者的最佳选择就是买入一只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并在一段时间里持续定期买入。
——沃伦·巴菲特
名言解读
我们现在所说的基金通常指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独立资产，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以投资组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证券投资基金在美国称为“共同基金”，英国和中国香港称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中国台湾则称“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等。
通俗地讲，投资基金就是汇集众多分散投资者的资金，委托投资专家（如基金管理人），由投资管理专家按其投资策略，统一进行投资管理，为众多投资者谋利的一种投资工具。投资基金集合大众资金，共同分享投资利润，分担风险，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基金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假设你有一笔钱想投资债券、股票等进行增值，但自己既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专业知识，钱也不是很多，就想到与其他几个人合伙出资，雇一个投资高手，操作大家合出的资产进行投资增值。但这里面，如果每个投资人都与投资高手随时交涉，那将十分麻烦，于是就推举其中一个最懂行的牵头办这事。定期从大伙合出的资产中按一定比例提成给他，由他代为付给高手劳务费报酬，当然，他自己牵头出力张罗大大小小的事，包括挨家跑腿，有关风险的事向高手随时提醒，定期向大伙公布投资盈亏情况等，不可白忙，提成中的钱也有他的劳务费。上面这种运作方式就叫做合伙投资。将这种合伙投资的模式放大一千倍、一万倍，就会成为基金。
如果这种合伙投资的活动经过国家证券行业管理部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批，允许这项活动的牵头操作人向社会公开募集，吸收投资者加入合伙出资，这就是发行公募基金，也就是大家现在常见的基金。
基金管理公司就是这种合伙投资的牵头操作人，不过它是个公司法人，资格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审批。基金公司与其他基金投资者一样也是合伙出资人之一，但由于它牵头操作，要从大家合伙出的资产中按一定的比例每年提取劳务费（称基金管理费），替投资者代雇代管理负责操盘的投资高手（就是基金经理），还有帮高手收集信息搞研究的人，定期公布基金的资产和收益情况。当然，基金公司的这些活动必须经过证监会批准。
为了保证大家合伙出的资产的安全，不被基金公司挪用，中国证监会规定，基金的资产不能放在基金公司手里，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只管交易操作，不能碰钱，记账管钱的事要找一个擅长此事又信用高的负责，这个角色当然非银行莫属。于是这些出资（就是基金资产）就放在银行，而建成一个专门账户，由银行管账记账，称为基金托管。当然银行的劳务费（称基金托管费）也得从大家合伙的资产中按比例抽一点。所以，基金资产相对来说只有因那些高手操作不好而被亏损的风险，基本没有被偷挪走的风险。从法律角度说，即使基金管理公司倒闭甚至托管银行出事了，向它们追债的人都无权碰基金专户的资产，因此基金资产的安全是很有保障的。
投资基金就是让理财专家替你打理财富，比较省心，收益稳定，很适合上班族和对金融信息了解较少的人群。但基金是长期投资品种，持有时间长才会显现出良好的效果。
在基金的投资理念上，美国人比较崇尚股神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买进被市场低估的股票，长期持有以获利。”数据显示，美国基金持有人自上世纪80年代牛市以来的平均持有周期是3~4年，这反映了美国基金持有人将基金视为理财工具，而非短炒工具，他们通常不会随短期市场波动而频繁进出。正如巴菲特所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要将我们自己看成是企业分析家，而不是市场分析师或经济分析师。”
美国人热衷于基金投资，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具有传统的投资意识，也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二战”后生育高峰那代人的老龄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国家养老体制改革，也促使美国人投资基金。调查显示，有92%的美国基金投资人购买基金是为了退休养老的财务目标，而养老金在共同基金中的资产比例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0%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
此外，在美国，各类投资基金比较发达，据报道，美国共有15300多家投资公司，8000多只共同基金，6400多个单位投资信托，620多只封闭式基金，150多只交易所基金。这样，人们对投资基金有了更多的选择。
故事佐证
乔治·索罗斯号称“金融天才”，从1969年建立“量子基金”至今，他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以平均每年35%的综合成长率令华尔街同行望尘莫及。他好像具有一种超能的力量左右着世界金融市场。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绝不能死时仍然贫困潦倒。”凭着这一信念，索罗斯运作他的量子基金横扫国际市场。“一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德国《图片报》在其《焦点人物》中这样评价索罗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威名。
1997年7月2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带领和其同样凶悍的其他对冲基金发起了对泰铢的猛烈冲击，泰铢兑美元汇率当天下跌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亚洲金融危机由此拉开了序幕。
琼斯是索罗斯基金的高管之一，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他以中国香港为中心，并深入到东南亚各国研究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基于他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索罗斯开始注意到又一个令他心驰神往的攻击目标。琼斯随后还向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冲击亚洲货币提供了详细作战计划。
1996年泰国股市依旧低迷，房地产市场则风生水起，不过这其中海外资金和国内的银行成为背后的推手。
琼斯发现整个楼市泡沫已经很多，部分开发商支付利息都有困难，但银行还是帮开发商找来很多美元贷款。
资产泡沫堆积，外资不断涌入，银行短期外债高筑，开发商勉力支撑但已开始摇摇欲坠。琼斯等人认真研究了当时的状况，例如，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局势如何发展？
研究的结果是，这一局面难以维持，琼斯于是向索罗斯建议，沽空泰铢。为了这一仗，他们提前6个月准备，逐步建立起沽空仓位。
1997年1月份，索罗斯基金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一开始就是大肆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跌。在对冲基金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泰国央行入市干预，动用约120亿美元吸纳泰铢，一方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另一方面大幅提高息率，多管齐下，泰铢汇率暂时保持稳定。
5月份的时候，资金大量流出泰国，泰国开始资本控制，不过那时，索罗斯等人已经感觉到泰铢挺不住了。
6月份，对冲基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冲击，泰国央行只得退防，因为仅有的300亿美元外汇储备此时已经弹尽粮绝。6月30日，泰国总理在电视上向外界保证：“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不过两天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随后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陷入崩溃。
在此期间，对冲基金还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发起冲击，最后包括新加坡元在内的东南亚货币一一失守。
横扫东南亚后，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将目光投向了香港。他们认为当时香港没有泰国那么糟糕，但是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不少，因此，选定香港作为第二波冲击的主战场。
在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前的几年中，香港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隐现泡沫，加上长期实际利率为负，导致房地产投机盛行。1984~1997年，主要物业价格上涨12倍，由此造成的经济过热又导致工资水平和股市飙升。恒生指数在1997年上半年由12000多点升至16800多点，而在7月，恒生指数更是在一个月内，11次创历史新高，香港出现“全民皆股”的狂热。
随后，对冲基金开始了对港币长达十几个月的持续进攻。宏观对冲基金在汇市、股市、期市联动造市，全方位发动了对于港元的立体式袭击：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换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然后在股市抛空港股现货，并于此前后在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量沽售期指合约。
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又分别沽售港元，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不过，进入1998年8月，情势发生转变，外汇市场对港币的炒卖气氛积聚，各种谣言四起，市场信心岌岌可危。到了8月5日，在美国股市大跌、日元汇率重挫的配合下，对冲基金发起对港元的第四次冲击。
8月5日，那场几乎使香港金融市场和联系汇率制度陷于崩溃的战役打响。5日至7日，对冲基金抛售的港元高达460亿，香港金管局奋起抗击，动用外汇储备接下240亿港元，其他银行也接下46亿港元，金管局还将接下的港币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缓解同业拆息率飙升的状况，保持了港元及利率稳定。
据测算，防守战的头两天，金管局承接了约300亿至400亿港元，远远超过当年财政年度预计的214亿港元财政赤字，而对冲基金抛出的港元，也接近头一年10月冲击港元时的规模。最初几日，对冲基金在汇市上未曾得手。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在股市上也燃起战火。由于投资者忧虑港元继续受冲击，港元拆息扶摇直升，加上已公布中期业绩的蓝筹股公司表现不佳，恒生指数8月6日一开市就下跌近100点，随后一路走低以全日最低位7254点收市，下挫212点，跌幅近3%。随后几日，对冲基金借机猛砸股市，恒生指数最终跌破7000点大关，至8月13日跌到6600点，大量沽空期指合约的对冲基金斩获不少。
1998年8月10日至13日这四天，对冲基金继续在汇市冲击港元，同时又大肆沽空期指，抛出股票，借市场恐慌之际从资本市场牟取暴利。但这一阶段，表面看起来疲于应付的香港政府却正在计划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战。
由于准备拿出来反击对冲基金的是约960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这是全体香港人多年辛勤劳作积攒下的家产，被看做是保住香港经济的最后屏障，所以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反复衡量。
终于在8月14日，这一场攻防战中一直处于防守的香港特区政府最终选择反击。
“要问香港这一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当时一度怀疑香港特区政府的干预是否能有效，因为时机和战术的选择至关重要。现在看来，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出手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好。”十年后，琼斯回忆起那一天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决出手时，仍表示出相当的敬佩。
14日是周五，一周来连泻不止的股市到周四已经跌近6500点，处于近5年来的历史新低，市场极度沉闷，投资者在无奈中猜测当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还会创出什么样的新低。但这一天一大早，一项经过周密计划的反击行动却已悄悄铺开。
股市开市前半小时，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的梁定邦接到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的郑重通知：为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期两市进行干预。此后港府召开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紧急会议，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见。
当天上午，港股继续低迷；但至午间，市场传出“政府外汇基金将入市”的消息；下午，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港府出手干预股、期两市，正式打响了反击之战。
在恒生指数跌到6500点的瞬间，特区政府果然持巨额资金入市，通过中银等三家券商，不问价格地吸纳大蓝筹和期货，恒生指数全天上升564点，升幅达8.47%，为当年的第二大涨幅，成交额高达85亿港元，大大超过平时30亿至50亿港元的水平。与此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对冲基金无法短期融资补充血液。当日，外界估计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的资金至少超过40亿港元。
港府14日出手的时机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因为接下来的3天是周末和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休市安排。再开市时，美国股市已大幅回升，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可能干预的情况下逐步趋稳，亚洲股市也因此开始反弹。随后，在诸多外围利好因素刺激下，香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港元汇率恢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