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刚建立的时候,沟通联络全靠步行送信,战场上还靠司号员吹号。后来,有了电话,又缴获了无线电台,才在各级指挥机关建立了通讯联络,从而使红军在运动作战中能够互相协调配合,打了不少漂亮仗。
长征开始以后,电台的作用就更大了。传达党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行动部署,部队各级指挥员之间的作战命令、请示报告,还有破译敌军密码、侦获敌人情报等等极其重要的工作,都是凭借电台通讯这一手段来完成的。用"红军的耳目和神经"来比喻电台工作的重要性,真是太形象了。
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具有高度机密性和特殊性,红军电台工作者们的功绩往往鲜为人知,默默无闻。
红四方面军二局局长蔡威,就是这样一位"无名英雄"。
蔡威,1906年生,福建人。20年代中期就读于富于革命传统的上海大学,1928年入党后,由党组织送到上海亚美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党派他和宋侃夫、王子纲等人到鄂豫皖苏区,筹建苏区第一个电台。从此,学生出身的蔡威,成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电信工作的创始人之一。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确保电台的正常工作,蔡威倾注了全部心血。当时,红军的各种通信器材十分落后、简陋,电子管的收发报机笨重不说,单一个充电设备,就有几十公斤重,行军时需要好几个棒小伙子轮换抬着走。发电机要用汽油,为了节省少得可怜的一点汽油,蔡威费尽了心思,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利用当地农民的土水轮机的原理,自制一套小型木制水轮机,在山沟小河上作坝,利用水流落差带动发电机运转发电,把省下的汽油留着行军打仗时用,从而保证了机器不间断地工作。充电机没有"胀圈",发动不了,他亲自动手做模型、搞翻砂,用打碎了的瓦灰磨光来代替。旧电瓶里的铅板坏了,他利用废铅重新制作,充电后可用8至15个小时,不亚于新电瓶。大电池用完了,他设法把30节小电池焊接在一起用,润滑油没了,他就把猪油、牛油炼两次再加以过滤后使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康地区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纸张奇缺,惟一可以搞到的就是旧书及别人用过的账本。用铅笔在上面抄报,字迹模糊不清,在豆大的油灯下紧张地工作,使同志们的视力受到了严重损害,蔡威的眼睛经常是红的。他的一个助手就因眼睛疲劳过度,一度双目失明,经过抢救还是有一只眼失去了视力。抄报的铅笔用完了,蔡威就做一些小铁皮筒子,把短铅笔头套上使用。就这样,凭着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蔡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红四方面军的通讯联络既迅速又准确。蔡威精通业务,是人人钦佩的技术专家。一大本密电码让他背得滚瓜烂熟,译电时很少翻阅本子。同志们夸他是一个"活本子",他谦虚地说:"不这样不行啊,要不记住,完全靠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就太慢了,会误大事的。"当时,中共中央经常发给各地红军一些文件式的电报,有工商业政策、土地政策、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城市政策等等,每逢这时,蔡威和同志们都是一丝不苟、不分昼夜地接收下来,几经核实,确认无误后,上报总部首长,为部队正确理解与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提供了有力保障。
破译敌人电报,是电台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尤其在长征途中,了解到一项敌人围追堵截的计划,那就意味着红军多了一线生机。但是狡猾奸诈的敌人所使用的密码,不仅各不相同,而且一个星期就改换一次。蔡威和同志们知难而进,一个字一个字地想,一句话一句话地猜,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研究,终于掌握了敌军密码的规律,敌人的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进攻时间、地点、兵力调动部署等电报,无一漏过蔡威等同志的耳机。最后竟达到了只要敌人电台发报,他们拿起电话就可向首长念出电报内容的程度。这些情报,成为方面军首长下定决心和采取相应措施的重要依据,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作战胜利。徐向前总指挥说过不止一回:"这次战斗的胜利,也有电台的一份功劳!"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大踏步行军,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蔡威等人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项任务。他们跟踪敌人的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部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电台。两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有关领导感谢说: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
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过陕南,蔡威等人又专门组织一架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并及时报告总部和中央。
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四川,他们也是通过敌人的电台,了解到该军的情况的。
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因为各路红军大都是白天行军,又没有固定的讯号位置,直到晚上宿营后才能通报,所以,蔡威等同志每天下午六七点钟就戴上耳机等待对方呼号,常常要等到午夜后三四点钟才能将电报发出。为了战胜疲劳和困乏,他常常要用冷水洗头或靠吸烟来提神,第二天还是照常侦听、抄录、破译、鉴别、改写。搞不到烟就卷大黄叶子、芝麻叶、荷叶等来代替。同志们看他实在过于劳累,劝他要注意休息,他总是动情地说:不行啊,这么多工作等着我们,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蔡威不仅业务过硬,而且政治立场十分坚定。他明辨是非,时刻关心着党和红军的前途。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全军上下欢欣鼓舞,蔡威也异常兴奋,逢人就讲:"这就好了,今后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太好了!"他将自己亲手修复的一台充电机送给了中央红军,和中央红军的电台工作同志亲密合作,关系十分融洽。当张国焘逐渐暴露出他分裂党和红军的迹象后,蔡威私下里忧心忡忡地对好友说:"一、四方面军一起行动,就应由中央统一指挥,这样有好处。过去张国焘在重大问题上,个人说了算。反四次"围剿"中没有讨论中央指示,转到外线作战后,没有全面战略部署,就在临时应变中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带出鄂豫皖苏区,这怎么能行呢!"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蔡威时刻不忘通信人才队伍的建设。还在担任二台台长时期,他就和宋侃夫同志一道,亲手培训了50余名年轻的业务骨干,保证了部队通信人才的需要。长征途中他担任二局局长以后,尽管工作繁忙,责任重大,但他还是尽力抽出身来,到总部通信训练大队讲课。
在他和其他教员们的悉心培养、言传身教下,这个大队先后有300多名学员掌握了电台工作的初步技术,走上独立工作的岗位。
那个时候,红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很少,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对知识分子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深怕沾染了"资产阶级习气"。但对蔡威,大家却交口称赞,认为他既有学识,又能苦干,是个大能人,都愿意亲近他。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威性格方面的突出特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谁在工作中有了差错,他总是说:"这是我的责任。"谁在生活中有了困难,他都要伸出友谊的手,热情帮助。每当总部首长在打了胜仗后特意奖给他一些慰劳品时,他总会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同战友们共享。
但是,遇到违反原则、政策的事,蔡威便会当仁不让。有一次,一位干部耍军阀主义,打骂战士,一向斯文儒雅的蔡威火冒三丈,他即刻上前,厉声斥责道:革命队伍,为什么动手打人?你给我住手!那位干部慑于蔡威的凛然正气,连忙检讨。
没有比影响电台工作更让蔡威焦急的事了。
有一天夜晚,部队在风雨中行进,秩序紊乱,行动缓慢,致使电台人员无法前进。视夜晚为最佳工作时间的蔡威自然是心急火燎。正在这时,一队骑兵赶了过来,天黑看不见,冲乱了电台的行列。蔡威顿时飞身跃起,一把扣住一匹马头,大声吼道:"你什么人?敢冲我的电台,我要向总指挥告你!"其实,徐总指挥就在身后,这队骑兵正是随他前来察看情况的。黑暗中,徐向前急忙下令:让出一条路,叫电台先通过。从此,遇到这种情况,"让电台先通过"成了部队的一条惯例。
恶劣的战争环境,长期过度紧张地忘我工作,严重地损坏了蔡威的健康。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州地区,在举世闻名的长征即将结束之际,蔡威却一病不起。在一个叫朱尔坪的小镇上,他告别了他所钟爱的电信事业,告别了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的电台,也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蔡威,一个响亮的名字,仿佛一道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