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出之路
1644年6月，南明的弘光小朝廷建立还不到一个月，时任内阁大学士的马士英就迫不及待地奏上一本《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共济时艰疏》。
马士英此举的确可以称得上“冒罪”他提到的阮大铖并非是清白之身，本是崇祯皇帝钦定的魏忠贤逆党之一。如今，弘光皇帝登基以“为先帝复仇“号召天下，大仇未复却要首先推翻先帝的决策，马士英是不是吃了豹子胆？
马士英是那个时代有名的小人之一，崇祯一朝，他就没少掀风作浪，到了弘光小朝廷，他第一步就是和太监、勋戚、江北的几个军阀形成伙伴关系。他的好朋友阮大铖在这个时候虽然不在朝堂，但已经做好了进入朝堂的准备。
可这并非是马士英的必胜计，因为内阁和朝臣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东林党，他们肯定会以“先帝钦定“为由，要死要活的反对阮大铖复出。因此，此时还不仅仅是阮大铖能否复出的问题了，而已经演变成阉党和东林党在新形势下的又一场决斗，最终很可能影响弘光王朝将来的政治走向。
事实上，东林党成员对阮大铖的复出是立场分明的。早在弘光登基以前、“监国“之初，勋戚刘孔昭就在朝会上提出应当起用阮大铖，后来成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铁青着脸站出来，朝刘阁下吼道：“先帝钦定的逆案，谁也不能翻！”刘孔昭正要争辩，史可法又来了句：“闭嘴！谁也不能翻！”刘孔昭只好闭嘴。表面看上去，这件事毫无进展，但风声既然已经放出去了，将来再提，就不会给人唐突感觉了。
果然，弘光登基后，立即就有人提到此事。这一次是原任中都守备太监的卢九德，此时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此人从小就服侍弘光的父亲老福王，绰号“胎里红“，是福王一系的“自家人“，所以他才卖力勾结刘良佐等军阀和马士英，坚决拥戴弘光登基，也从此就成了马、阮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线。他趁着刘孔昭当年的温度，经常向弘光宣传阮大铖多么有才，再叫阮家戏班子进宫去演出《燕子笺》等阮大铖的剧作，让皇帝对阮大铖的才华有了直观的印象。这些铺垫工作做得非常好，后来一提到阮大铖，弘光皇帝眼前立即就浮现了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良臣。
巧得是，不久后，史可法就离开南京去江北督师，马士英趁着这个机会抛出了这份推举“知兵之臣阮大铖”的奏章。
阮大铖过得非常苦！他过得自己所谓的人不像人鬼不如鬼的日子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前，崇祯皇帝将他与一些杂种打进了“永不录用”的地狱。他十六年来念念不忘、苦心谋划的就是希望可以复出，再做一回官。
想不到机会就这样轻松的来了，这当然要感谢他的好朋友马士英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道们。
经过弘光皇帝的许可，阮大铖见到了这位瘪三皇帝。阮大铖无疑是个处世上的天才，他一见到弘光皇帝，就趴在地上大哭不已，说了这样一段话：“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何谓处世？就是触到对方的痛处，让对方感激自己的提醒。
这句话的确让弘光皇帝心上一疼，说来，还是万历皇帝时候的事。弘光的祖母便是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当初万历曾和郑氏密誓，想要册立郑氏的儿子福王做太子，但福王是老三，老大是恭妃所生，按照“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度，太子应是老大，轮不着老三。当时一部分朝臣为了迎合皇帝心思，巴结郑贵妃，希图日后的富贵和现实的荣宠；另一部分朝臣则批评皇帝，要求他遵守祖宗成法，不应废长立幼，矛头直指郑贵妃及其兄弟。前一部分朝臣在后来演变成齐、楚、浙三党，最后汇入阉党，后一部分朝臣则渐渐演变而为东林党。
万历皇帝迫于种种压力，最后只得立长子为太子，是为泰昌皇帝，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郑贵妃的儿子则封为福王，出居河南，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进河南，活捉到了这个胖子，发现他跟猪差不多，就把他的肉和鹿肉一道煮熟吃了，这头猪就是弘光的亲爹。
这样看来，郑贵妃和福王还有弘光皇帝这一伙是和东林党誓不两立的，而他们的好朋友应该是阉党。可想而知，阮大铖这小瘪三心有多毒，手段有多辣了吧。他一见弘光，劈头第一句就叫他应为祖母报仇，弘光皇帝虽然昏庸，但不是智障，他当然能听得出来。
阮大铖是希望他能分清敌友，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东林党清除出朝廷。
明末清初之所以没有成为南北朝，就是因为做皇帝没有几个是人，都是一群饭桶和小人。试想，弘光皇帝离他那个猪一样爹和他的祖母已经过去了多少年，恐怕连他自己都忘了，如今，阮大铖一提，他居然就记起来了，并且真的就听了阮大铖的话。不久后，他任命阮大铖为兵部侍郎。
弘光小朝廷有这样一个国防副部长，不亡，那可真就是没有天理了。
当然，阮大铖想不报仇，也的确没有天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仇可不仅仅是东林党人不让他入朝当官，在他被崇祯皇帝定为“逆官“后，他居住于南京，本想参加几个复社，如同今天的某某协会一样的组织，可这些人不但不要他，还讥笑他。这些人与东林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社员就是东林党人。阮大铖在南京的十六年过得很苦，确切地说，是很不得志。试想，他原本就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一旦翻身，怎么可能不报仇？
说谎，也能杀人
按理来讲，如果不是用权力或者是不光明的刺杀手法，仅凭着一张嘴就能把人杀掉，恐怕只有最优秀的瘪三才能干得出来。阮大铖自然就是这样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杀人的手法有多么高明，而是他的对手不怎么高明。
东林党人有着很鲜明的的强处和弱点：首先，他们喜欢讲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文化告诉他们，遇事先讲理。善于讲理，并且把讲理当成理想的人，无论是谁，都很难在嘴巴上搞定他；而且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死。可他们的弱点也更鲜明：他们不讲策略而且不肯受辱。
知道别人的弱点，取胜就容易得多了。而且，东林党人的弱点太突出，阮大铖攻击起来一点都不费劲。
似乎是东林党人先动的嘴，然后才是阮大铖动的手。
大学士姜曰广一直反对起用阮大铖，可阮大铖还是上来了。他就在内阁中钳制阮大铖的好朋友马士英，阮大铖怎么能放过他，先是自己起草了一份奏章，然后让一个姓朱的宗室具名出面，诬告姜曰广谋反、奸媳，再把史可法、张慎言和吕大器等东林高官统统牵连进来，企图一网打尽。
如果放到今天，这样的“污蔑“对许多人来讲，简直是小儿科，因为阮大铖没有提出姜曰广谋反、奸媳的任何证据，仅仅就是“传闻“。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姜曰广被彻底给拿住了。这位好面子的大学士总不至于请出自己的儿媳和阮大铖对簿公堂吧，即使证明了无此事，那他受到的指点也够他受的了。
所以，“东林君子“们面对阮大铖一伙的流氓无赖手段除了气愤之外，便只有依据典章制度参劾、发议论了。这简直就是可笑，当他们不分黑天白夜地在寻找讲理的依据时，阮大铖正在喝酒听歌。
按典制，宗室参劾大臣，必须经过他那一房的亲王转达，而现在亲王不知此事，是谁把这份奏章送到皇帝手中的？他们因此要求对这个姓朱的宗室严惩。但是皇帝已经偏听偏信，反而严责大臣：朱某是我皇家的人，你怎么可以要求严惩他？大臣看到皇帝不讲道理，毫无办法，惟一的办法就是辞职抗议，阮大铖大笑。
笑声未毕，他又用了诸如此类的造谣撒谎、污蔑诬陷等等手腕向东林党人发起进攻，四个月时间还不到，弘光朝廷中的东林党高官除史可法在外，基本上都被迫辞职回家去了，一批复社精英像陈子龙等人，也因由失望而绝望，托故请假或辞职不干了。
到了1644年的十月，即小朝廷建立才不过五个月，弘光小朝廷已经姓马、阮了。
说谎可以杀人，“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阮大铖可谓得此话之精华。其实造谣也是撒谎，所不同的是造谣用以攻击对手，而撒谎则用以粉刷自己。
这个仅用了几个月就把东林党人赶出朝廷的人，到底出处何在呢？
此人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出身富贵之家，喜欢舞枪弄棒，欺负弱小。邻居家的小孩经常鼻青脸肿，全都拜他所赐。不过，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阮大铖记忆力出奇得好，四书五经，只需要看过一遍，就能烂熟于胸。后来中进士，做了官，先是依着东林党人左光斗，左光斗被魏忠贤搞死后，他立即转向，投靠了魏忠贤，但没有风光几年，就被崇祯皇帝一笔定成了逆官。
在复出后，报仇之余，他当然要稳固自己的位置，其实就是为自己刷去当年的“简历“为此，他写了一份《孤忠被陷之由疏》，此文洋洋千言，首先说自己和魏忠贤等阉党向来“冰炭之不相容“，俨然正人君子，称自己去涿州是为了看望“文字之交“冯铨，而魏忠贤既然在皇宫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和他在涿州会面，完全抹煞了魏忠贤奉旨去涿州进香一事。而此事却是刊登在当年的邸报中的。另外，冯、阮二人跪迎魏忠贤，当时也是万目共睹的事。主持编定《逆案》的崇祯朝大学士韩爌，明明已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全家殉难，阮大铖却白纸黑字宣称他“公然开门迎贼“。阮大铖的好友冯铨明明在当时已降清做官，阮大铖却说他是“合家殉难”的大明忠臣。阮大铖声称之所以和魏大中、左光斗闹翻，乃是因为自己维护弘光的祖母和老爸的声誉，而魏、左则倡“邪议“攻击他们。明明阮大铖在魏忠贤手中升了官，他却宣称自己在当年从未升官……
如此种种，这种睁着眼睛就可以把瞎话说得很到位的技巧，实在让人惊叹。
但是，弘光皇帝偏就相信了，他认为当年的所有人都冤枉了阮大铖这个忠臣，不久，阮大铖就不经内阁票拟，却由皇帝直接降旨任命他做了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既握兵符又管弹劾。阮大铖现在是如虎添翼，他手中已经彻底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了。
事实上，这些权力他根本就用不着，只凭一张嘴，说点谎话，就能把对手打进万劫不复之地。可这些权力虽然对复仇没有太大用处，但别的方面，这些权力就大有用处了。
卖官与杀人
马、阮二人在弘光朝没有干什么好事是肯定的了，但到底干了哪些缺德事，实在是无法书写出来。他们真正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件是卖官，第二件就是杀人。
明码标价卖官，这是经弘光皇帝批准的。弘光皇帝显然把自己的政权当成了公司，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来入股。他规定，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两千两，待诏三千两，如此等等。当时流传的“新民谣“唱道：“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卖官风潮，第一次大卖官发生在东汉灵帝时期。灵帝称帝不久，感到私财寒酸，帝威不高。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他颁旨在全国“大卖官“。圣旨一下，各地有财有势者踊跃认购官帽，官市兴旺，后宫库银很快爆满。灵帝敛财心切，在同年再度下令：将朝中“三公“重位按每职一千万拍卖，“只留帝位不市“。
第三次大卖官始自清朝同治年间。由于镇压农民起义，朝廷军费开支浩繁，为此实行“捐赀“买官之策，只要花钱，即可买得四品以下的官位。
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但这次与那两次有所不同：公开买到的官只有虚衔，那银子是归国库的；若想得到实缺，这就要走马、阮一伙的门路，私下孝敬了。
谁也不知道，阮大铖到底靠卖官赚了多少钱，但肯定没少赚。据说，阮大铖自己的内室贴有一付门联，上书：“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这是不是真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对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