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岑春煊的惩治贪污就像是拿着拖鞋在地板上见到一只蟑螂就打死一只，但蟑螂的老巢在哪里，他却不去找，也不去想。虽然如此，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贪还是要反的。任何人也不会因为灭绝不了蟑螂而看着蟑螂爬东爬西。但大清很多官员真就是在看着蟑螂爬，岑春煊打蟑螂，蟑螂们觉得很委屈，广东官员们认为上辈子做了很多缺德事，这辈子遇到了岑春煊。对他们来讲，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一场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灾，无怪乎人们要称岑春煊为“官屠”。
有了灾难一直躲避肯定不是办法，要想办法解决。但这种办法在广东的官员们那里想了很久，十分不好。按照他们以往的经验，许多顶头上司一上来就宣称要整肃吏治，但顶多是三板斧下去，然后就迅速收手，因为有人用钱支住了他的斧子。也有一些高官宣布反贪，其实是为了大肆地贪。据说，晚清一位高官有秘诀，说是对下属得连骂带吓唬，一骂则皮袍人参来，二骂则珠玉钻石来。
但岑春煊似乎永远都不是这样的人，贪官们想办法让他走，可老佛爷太信任他了，谁都参不倒他。广东官员们真有求死不能之感，但广东贪官的聪明却是别地方贪官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终于，有人想到了让岑春煊离开广东的方法。
广东官员们在广东想不到办法，他们请香港人帮忙。当时的香港已经成为殖民地，人来人往，并且很有新思想。广东许多官员们就凑了一笔钱，到香港开出赏格，有能使岑春煊不再反腐者，赏港币百万。在当时，这笔钱足够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活上八辈子。
重赏之下，定有勇夫。有人跳出来说，自己有办法干掉岑春煊，出钱的广东官员们认为这是扯淡，如果能干掉这位两广总督，他们何必跑到香港找人？当然，智者总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办法。
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首先，想要让岑春煊不再反腐，让他滚出广东即可。他自己当然不会走，那么，就让老佛爷赶他走。老佛爷最厌恶什么，世人都知道，这个老太太在晚年最恨的人除了光绪，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当时这些坏分子想让她交出权力，她下辈子都忘不了。于是，政治问题成为倒岑的突破口。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制造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这个聪明人大概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好学分子，将西方那一套先进科技熟悉得一塌糊涂，并且还进行了改良。他取来梁启超和麦梦华（保皇党另一个中坚人物）的照片，翻拍后与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麦二人旁立，合成一张，然后将之流传到社会上。如你所知，只知道外国人有照相机的老佛爷肯定不知道照片还能剪接。当老佛爷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其愤怒不言而喻。
这真是一张让岑春煊生不如死的合影，他当初虽然和照片上的两个人接触过，但照相之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他根本不能解释，而且也无法解释。因为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跟这两个人合营了。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可以想见，当你知道了你最亲近的人居然和你的仇人有亲密的来往并且还把你蒙在鼓里时，你的愤恨是一定的了。
老佛爷当然有理性，但在科技面前，她宁愿相信科技，也不相信理性。她没有让岑春煊做任何解释，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
有人说，老佛爷经常玩弄西洋的东西，对这种剪接技术应该有了解才对。即使她对此不了解，难道还不了解岑春煊吗？如果岑春煊跟康有为等保皇派有来往的话，怎么会从甘肃大老远地去保护她？
她对岑春煊的印象肯定不是照片上给人的印象，可是，她必须要让照片给她的印象成为真的印象。因为当她从西安回到北京，朝廷实行的新政其实就是“戊戌变法”换了个封面而已。虽然老佛爷不承认，可但凡不是傻子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初，跑到海外的保皇党人自然不是傻子，当他们看到自己曾经的版权被大清盗窃了后，真是喜不胜喜。就像是一个过气歌手发现路边有了自己的盗版碟一样的兴奋。当出国考察的五大臣在与外国人无法交流的情况下，保皇党人在国外找到了这些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哭过之后，五大臣带着新政的内容回国了。据历史学家考证，新政的内容就是梁启超亲自操刀的。老佛爷虽然识字不多，思想不成系统，但对于当初想让她交出权力的那群家伙的言论，她还是了解一点的。新政无非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段而已，她自然知道无论是什么内容，到最后都会没有内容。所以，对于新政的内容，她虽然知道是保皇党的基本思想，但并不干涉。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她已经快要老死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向保皇党和光绪皇帝亲近一下，赌博，有时候就要眼观六路的。
老佛爷自然知道有些家伙正在给自己打工的同时，给光绪皇帝做兼职。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她也没有精力管了。但只有岑春煊不行，坚决不行。她对他太信任了，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来？
值得让后人欣喜的是，岑春煊后来研究出了照片的秘密，终于洗清了自己。但这种洗清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疑虑的阴影永远也不会挥散了。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再，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
有人说，岑春煊在广东的“屠”官，其实是典型的官场倾轧。这种论断也不是没有道理。在清代，官场倾轧的事很多，而且渐渐形成风气。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就经常受到大臣翁同龢的排挤。有一次，袁世凯以翁同龢的说客来好李鸿章，劝他乞休开缺，以使翁同龢能顺利顶补，做成协办大学士。
李鸿章不紧不慢地跟袁世凯说：“你回去告诉他，他想补我的缺，绝不可能。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也决不奏请开缺。”
袁世凯灰溜溜地走后，李鸿章对身边的人说：“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能有什么花样！”
李鸿章的老师是湖南人曾国藩，《挺经》可是本对付官场倾轧的真经，相当于武林高手眼中的《葵花宝典》。
李鸿章曾解释这本经书。曾讲了一条：某老翁的儿子挑着菜担，在水田的土埂上与一个京货担子相遇，彼此不肯让路，二人就那么僵持着。老翁过来劝挑京货担子的人避让一下，此人不干。老翁挺身说道：“我在水田里替你顶着货担，你从我儿子旁边岔过，怎么样？”此人过意不去，只好下田避让。
李鸿章对此的解释是：“他（老翁子）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李鸿章就是用挺一挺的办法，对付翁同龢对他的排挤。
李鸿章与曾国藩可都是官场老油条，连他们都要防范别人对自己进行排挤，或者是排挤别人，更何况是岑春煊这样的人了。
不过，这种论断虽然有一定道理，可在岑春煊身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做实事的人的影子。倘若不是他真的想为政府彻底清除毒瘤，真的想办几件实事，怎么会有那么多官被他“屠”杀呢。
大概也正是他这种办实事的作风，让别人看不贯了。所以，才有了被人陷害的事情发生。
实干家的本色
岑春煊被免职是1907年的事，到了1911年，闲散了四年的岑春煊又被重新起用。原因是，四川保路运动热火朝天起来。岑春煊被派往四川与总督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可是，不知道岑春煊是不是吃错了药，在回到政治舞台后，他处处跟政府唱反调。首先是在剿抚问题上，清政府主张剿，岑春煊主张抚，他还在四川发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业电》，宣称“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
但他的话没有人听，清政府立即捉了保路运动的首领，并要求严惩。可岑春煊却拒绝受命，强请释放这些被捉的人。
过不久，保路运动已无法控制，武昌那边又闹将起来。清政府下罪己诏，希望能挽回点民心。可岑春煊却让政府在下罪己诏的同时也要下特恩诏。
有人立即站出来攻击他，认为他这是把大清往火坑里推，让大清从此没有面子，无立足之地。
由此可见，此时的岑春煊与清政府的裂痕已经相当明显，在整个保路运动期间，他都站在了立宪派一边，而与清政府呈某种抗命之势。
清政府一些官员立即回击，弹劾他。该年的10月2日，岑春煊摇着头叹息着提出辞职，清政府立即同意。
不过，有些特别有能力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危急时刻总会被想起。当岑春煊乘船回上海时，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立即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就是他。
10月14日，清政府发表了他与袁世凯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的任命。岑春煊对这一任命再三推辞，清政府死皮赖脸地请求。岑春煊只好上任。但他同时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因一百万两作为出山的条件。
清政府当时只有焦急，哪里有钱给他。岑春煊不见钱，就不出山。最终，清政府只好任命其他人暂担任湖广总督，还是给他留着总督的职位，但他终于没有复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0日，岑春煊在报纸上发表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的公开电，明确地表示自己是革命阵营这边的人。同时，他把当年屠官的勇气拿了上来，抨击袁世凯反对民国成立、撤会南北议和的背信弃义之举动。
袁世凯对这位当年喜欢“屠”官的同僚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还邀请他出山担任贵州宣慰使，岑春煊冷笑着十分不客气地回复袁世凯“你把国家搞得跟地狱一样，有什么义可宣，有什么德可慰？”
1913年，袁世凯派人杀掉了宋教仁，孙中山起来号召再次革命。袁世凯向外国人借钱，准备对付革命党。
岑春煊极力反对袁世凯，在革命党人的派遣下，他到湖北进行革命准备。袁世凯听说岑春煊的事情后，觉得很有意思，就派人去说服他，让他放弃。岑春煊依旧是冷笑着给袁世凯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发誓：如果袁世凯早晨死，我就是晚上死，我也不后悔！
但是，不久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突然想到了这个发毒誓的人。就下令通缉他。岑春煊跑到香港，香港殖民政府也下令通缉他，他只好跑到南洋。
1915年，袁世凯为了称帝，无耻地与日本人签定了《二十一条》，并且称帝。岑春煊立即跑回广东，自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讨伐袁世凯。
不久，袁世凯死掉。岑春煊没有了这样一个对手，心情倒颇为失落。
这次的护国运动可以看作是岑春煊政治生涯的顶峰。
不过顶峰过后，随即就是衰落。随着护国运动的成功，孙中山实力大增。岑春煊不服孙中山那一套，就开始与孙中山开始争斗。但是他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孙中山最善于做的一件事就是联络各种军阀打一个军阀。
1920年以后，岑春煊宣布退出历史舞台，在上海开始过起日子来。1932年倭寇侵犯上海，他慷慨解囊，捐助当时抗日的十九路军三万元。1933奶奶4月27日，岑春煊病死于上海。
确切地说，岑春煊本不应属于士大夫阶级，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起码要有点修养。但岑春煊一点都没有。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文化修养，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的。他跟康有为完全是两种人，康有为是卖弄博学和怀有空洞理想主义之辈。而岑春煊不是空想家，他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实干家。他没有中国士大夫本该具有的优雅，可他也并非是狂妄自大、庸俗不堪、装模作样讲排场的暴发户。一直到晚年，岑春煊的生活都相当简朴，至于有人说他年轻时的一些纨绔子弟作风，恐怕比不能让人信服。
当时的一位外国人写的一本书中，对岑春煊在广东“屠”官时的行为这样评价说：“当今中国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目前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需要的是善于妥协与和解的建设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则太过强硬、不屈不挠，因此难当大任。”不过我觉得这话有百分之八十是扯淡。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在1900年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就是需要岑春煊这样实干型的人。
当帝国大厦将要倾倒时，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有人可以站出来立挽狂澜。即使有，也只是动动嘴巴，落于实处的少之又少，这并非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敢。在中国，号称爷们的士大夫恐怕只有两人。一个是明朝的张居正，把大明这个即将要冲进深渊的破车拽了回来，另一个恐怕就是岑春煊。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岑春煊没有张居正那样的高瞻远瞩和聪明才智，知道从哪里下手才能把帝国大厦的根基稳固。他只是看到眼前的不合自己脑中的理想基石，就一股脑地真刀实枪的去解决它。
他看到吏治腐败，就先去搞吏治。不过，他似乎忘了，自己一直是个实干家，也就是说，只要是顺应他头脑中的那个理想方向的，他都会支持。所以，他不由自主地牵扯上了维新人物，立宪人物，等于说，他吃着公家的粮，却在为私人干活。如何会不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