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受到的激励，兴趣再度雄起，他用了三个月时间，搜集了殷墟文字拓本八百余纸和拓书契文字约千纸等新资料，撰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本书的意义非同小可，他开创了用甲骨文字证史的先河，证实了殷先公自上甲以下的次序，把《史记·殷本纪》中的许多错误纠正，同时证明了《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世系大致正确可信，说明《史记》基本上与史实相符。就这样，他利用甲骨文资料重建了殷代信史。不久后，他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一书。
对于王国维的成就，罗振玉虽然不居功，但他的功劳却是有目共睹的。王国维就承认，他自己所撰的两本书，都是罗振玉在细节上的慢慢点拨，才让他顺利完成。两本书的成稿经过足以说明王罗两人的学术交往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若不是罗振玉对殷商史的热爱，而希望王国维可以在这方面帮他，王国维的成就又从何而来呢。
当然，在古史中寻找心灵的安慰并不是罗振玉的目的，在日本，关于中国的消息并不是太多。而罗振玉往往又非常想知道中国的当代史到底进行到了哪一步，民国是否开创得很好，维持得很好。那么，对当代史的了解渠道，只能通过身在中国的王国维那里了。
事实上，两人在大洋彼岸，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时局的探讨。两人经常探讨的话题其实很具体，就是对民国的几位总统，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还有当时影响着中国的人物如盛宣怀、徐世昌、岑春煊、康有为、张勋、梁士诒、梁启超、陆荣廷等人。
两人在政治上的看法非常相近，对中国南北双方的表现都不满意。当时的战乱使整个中国陷于瘫痪状态，反对内战，希望和平，就成了两人的共同心愿。
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王国维对此非常恐惧，他给罗振玉写信说，暴力革命思想时下盛行，但暴力只是一种手段。譬如好人用了有效果，坏人用了也一样。但在使用过程中，往往殃及无辜，受害者也多是普通百姓。
罗振玉对此的表态是，我们无法阻止一切暴力革命的发生，就如同我们不能阻止武昌兵变一样。罗振玉与王国维虽然这样说，但一旦暴力革命倾向于他们的想法时，他们就换看法了。
张勋复辟期间，罗振玉与王国维都非常高兴，他们传递内情，加以评论，对溥仪、张勋的尊崇和支持溢于言表，对参与复辟诸遗老表示出了爱护和同情，对民国军阀首脑表示出了极大的痛恨，虽然张大帅才闹了几天就跑出北京了，但这件事却给了罗振玉一个非常大的希望。
这也在情理之中。
张勋的复辟事件和武昌起义很相似，都是突然发力，突然成功。清末民国初年，这样的事情给效忠前清人士的一个感觉是，所有的成功，比如复辟的成功，也是要靠一股势力的突然发力才能奏效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思想，罗振玉自然也不能免俗。
当罗振于与王国维在谈到同时代的几个著名学人，如对沈曾植、缪荃孙、柯劭、蒋孟苹、朱祖谋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从学术转移到政治层面。
而这一政治层面又为他们的学术服务，谁若是对民国拥护，谁的学术水平可能就大打折扣，谁若是还惦记着前清政府，使的学术水平就不可小觑。在罗振玉看来，学术只属于大清，不属于民国。真正做学问的人在民国这样的乱世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即使真的有学术成果，不过也是勉强之作。
王国维就是在这段时间，在罗振玉的遥控指挥下，于学术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几篇为甲骨学奠基的宏篇巨制，更是赢得了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学术声誉。
到了这个地步，罗振玉的心胸依然非常开阔，他对学术人士的赞赏王国维而只字不提自己的行为只是点头微笑。也许，在这位学术大家心里，王国维所取得的学术成里，他的功劳占得比重很大。况且，若不是当初自己将王国维定义为“伟器”，而苦心教导，王国维怎么会有今天呢。
做千里马固然使人欣喜，但做伯乐看到千里马驰骋，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919年春天，伯乐决定回到祖国。他的一些日本朋友再三挽留，但罗振玉去意已决，万难更改。罗振玉回到祖国后住在天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19年5月把自己的第三女儿罗孝纯嫁给了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由此，罗王二人又从志同道合的朋友变成了在儿女亲家，两人间20年的情谊和学术交往从此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1919年10月11日，王国维的脚气病又复发，他应罗振玉的邀请到天津休养，期间，罗振玉推荐他为学者蒋汝藻纂修《密韵楼藏书目录》、《密韵楼藏书志》、《传书堂记》等。
这年的12月12日，光绪皇帝死掉已经11年了。罗振玉到河北参加了光绪皇帝的忌日活动，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礼仪活动，而是罗振玉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他是想告诉人们，尽管清朝已经消失八年，但在他心里，清朝的一切始终在他心里是不可替代的。
罗振玉除了去祭拜死人、和一些住在天津的前清遗老常有往来外，仍旧是把许多精力放在学术上。1922年3月，罗振玉去北京，在逛一个古老的店铺时，他突然发现了洪承畴的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曾经在大清做过官的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内阁大库旧藏文书。
他不由地想起了12年前，也就1910年的事情。当时，罗振玉“以学部属官赴内阁参与交割事，见库垣中文籍山积，皆奏准焚毁之物”，他随便翻开一本，大吃一惊。这些贮备焚烧的文籍，都是地方文武官员向朝廷报告政情的奏折，对历史很看重的他，哪能经受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急忙向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的张之洞请求“罢焚毁之举，而以其物归学部，藏诸国子监之南学，其历科殿试卷，则藏诸学部大堂之后楼”。
民国以后，这些书又移藏位于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可十年后，馆中经费缺乏，负责人就将所藏清朝内阁文书的绝大部分售给纸商，一共是九千麻袋，约十五万斤。
罗振玉心痛，对于武夫而言，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废纸，可对于学者，尤其是他这样研究古史的学者，这简直就是无价之宝。他急忙按迹寻找，最终在某纸铺找到尚未来得及制造还魂纸的全部内阁文书，经过协商后，他出了原收购价三倍的价格买下来，挽救了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做了这样一件大好事，他当然要告诉王国维，并且告诉王国维，自己想建一个书库，珍藏这些历史资料。王国维就撰写了《库书楼记》以记其事。半年后，《库书楼记》定稿。
1923年3月，标志着“罗王之学”形成的《观堂集林》问世，这本书的前言为罗振玉所写，叙述了观堂治学演变的来龙去脉以及两人的学术交往历程，并高度评价了王的学术成就。《观堂集林》的成书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王考释古文字和古器物的学术成就，因《观堂集林》的成书出版而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罗王之学”也由此成为“显学”而使一代代学人为之倾倒。
这段时期可能是罗振玉以“立言”为己任的重要时期，也是最后的时期。从罗振玉回国直到1923年，王国维被推荐为逊清小朝廷官员，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倘若说，罗振玉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出于无奈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被推荐使他这种无奈开始解冻，最终，两人几乎是同时进入了已经将要泯灭的逊清小朝廷的垂死政治中。
不过，两人已经创造了学术界领域的“罗王之学”，如果还要在学术领域里继续探索的话，枯燥无味倒谈不上，但难以超越自己，倒是真的。
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在你办完一件事的时候，随即就会再交给你与第一件事完全不同的第二件事。两人在政治上的交往，从此始。
罗振玉从“立言”逆流而上，想要“立功”了。
“立功”幻想的破灭
事实上，是王国维先进入的逊清小朝廷。
逊清小朝廷是革命党对大清的一种恩赏，在辛亥革命后，仍旧让大清的皇帝住在紫禁城里。并养着他，小皇帝仍旧有大臣使用。
当然，这些人是肯定不会老实的。于是，招兵买马，四处活动，希望复辟就成了这一朝廷的使命。
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因知名度奇高，被溥仪的“谕旨”升为“南书房行走”，6月4日，王国维入宫“觐见”溥仪。7月14日，溥仪给这位对大清非常有好感的学人恩遇：著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1924年1月7日，溥仪颁又“旨”，赏赐王国维“在紫禁城内骑马”。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朝廷，之间的争斗也再所难免。中国人喜欢窝里斗，是传统。历朝历代都有为一己之私而起的党争，晚明的四个小朝廷，有三个都是因为党争而被清军剿灭的。这个时候的小朝廷，真正掌握大权的是被溥仪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的郑孝胥，他的主要职责是全权整顿内务府。但是，有人在溥仪面前说此人不是好东西，大权（可笑的权力）都在他手，会出事。溥仪就随即任命一个叫金梁的为“内务府大臣”，“协助”郑氏整顿内务府。但是，两个和尚就开始没有水吃了，整顿工作根本不见成效，宫中因为有许多喜欢窝里斗的人存在而积弊渐深。
王国维进小朝廷，罗振玉是大力支持的。当时，王国维已在宫中。而身处宫外的罗振玉却时时关注着宫中的动向。当他听说郑和金的整顿措施简直是搞大批斗后，就对王国维说，这两个人会越搞越乱，需要找人来平衡他们的关系。
王国维就把宫中的重要人士，如溥仪及其生父载沣、岳父荣源，如“帝师”陈宝琛、朱益藩、庄士敦，如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郑孝胥、金梁等一一说上一遍，并加上自己的看法。罗振玉看完这些后，喟然长叹。因为从王国维的讲述中，他看到了宫内宫外的遗老们根本不团结。罗振玉认为，遗老中恐怕只有升允、柯劭是做事的人，诸如郑孝胥、金梁，还有陈宝琛、朱益藩等人所为，让罗振玉咬牙切齿。
事实上，郑孝胥、金梁，陈宝琛、朱益藩等人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在今天看来，他们无非是尽量要使自己的意见达于“上闻”，希望溥仪的言行举止都能符合“帝王的规范”，并且引导其他人对溥仪要忠诚。
但是，在当时人，至少在罗振玉眼中，他们这些人的行为有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
罗振玉向王国维出了一个计策，倘若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得不到这些人的回应，无妨在文化上动动脑筋，然后迂回到政治上来。
1924年5月18日，王国维按照罗振玉的请求，向溥仪呈递了《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奏折内写道：“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
数日后，王国维又上书溥仪把孔子、老子的学说与“西学西政”作了对比，并联系近世以来中外国情，得出结论：“盖与民休息之术，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治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两封“奏折”虽然是关于文化上的，但的确真实地反映了他和罗振玉的政治思想。
宫中的现实已经容不得罗振玉在宫外遥控指挥，1924年9月2日，罗振玉从天津来到北京，住在王国维家。在这之前，他已通过各种关系接到了溥仪的“诏”，“入值”南书房。
据溥仪的回忆说，罗振玉到宫里时，“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
溥仪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
在这位满口绍兴官话的人的建议下，溥仪“谕命”检查审定各宫所藏古彝器，罗振玉立即在“觐见”溥仪时向溥仪推荐王国维任检查事。溥仪同意了，罗振玉和王国维随即从宁寿宫始查验，继而检查养心殿的陈设品，他们两人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认为，礼仪与礼器尤为重要，欲正人心，这两样绝对不可缺少。但在礼仪方面，他们很难下手，因为那些遗老们不可能听他们来摆布，所以，只好从礼器下手，同时也为中国的遗产做一个清算，做到心中有数。
但是，他们的工作才做了两个月，丝毫没有见到任何成效时，逼宫事件就发生了。
所谓逼宫事件，是民国时期的一件大事，1924年11月5日，在北京政变中控制了政权的冯玉祥将军，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并经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随即派部将鹿钟麟在紫禁城门口放了两门大炮，威胁溥仪等人如果不滚出宫就开炮。溥仪等人都不想做炮灰，只好滚出了紫禁城。
冯将军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原注：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是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六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
是啊！
溥仪的存在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一大怪事。当时冯玉祥派人在宫门外架大炮时，王国维在宫中，不离溥仪左右。当他听到外面国军的驱逐命令后，悲愤慷慨，泪如雨下。
事后，他几度要投护城河自尽，皆因家人监视而不能成行。
“逼宫”事件发生时，罗振玉正在天津，听到消息后，他比王国维冷静许多，“急诣司令部请司令官为介往见段祺瑞，将陈说大义，令发电止暴动”，但电报毫无消息，第二天，他就回到北京，驱车往见王国维，当听到王国维说起那天的情况时，罗振玉“发指眦裂”。罗振玉的心情可想而知，许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因告予上谕已派贝勒载润及绍英、耆龄、宝熙及予为皇室善后委员。与国民军折冲时，鹿锺麟派兵一营围行朝，名为保卫阴实监视，群臣须投刺许可乃得入，向夕即出入不通，时夜深不能诣行朝。侵晨乃得展觐，上慰勉周挚，为之泣下。是日初，与鹿锺麟辈相见，先议定诸臣出入不得禁止及御用衣物须携出两事。会议散，鹿等乃封坤宁宫后藏御宝室，愤甚，欲投御河自沉，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抚膺长恸，神明顿失，时已中夜，忠悫急延医士沈王桢君诊视，言心气暴伤为投安眠药，谓若得睡乃可治，及服药得稍睡，翌朝，神明始复，盖不眠者逾旬矣。自是遂却药不复御，盖以速死为幸也，乃卒亦无恙。”
罗振玉在王国维家呆了一会，就赶往溥仪的临时住所，但当时溥仪的临时住所也被鹿钟麟所保围，禁止任何人出入。经过反复交涉，罗振玉才于第二天凌晨见到溥仪，两人真想抱头痛哭。
罗振玉当时义愤填膺，跑出来就跟鹿钟麟谈判。最后，在罗振玉的颤抖与愤怒中，鹿被迫答应，溥仪的下属出入不禁止；溥仪身边所用衣物，必须要从紫禁城中带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