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有自知之明
李世民身为一个君主能看到自己的短处，并能虚心吸取意见，将错误的决策纠正过来，值得赞美。李世民这一处世之举的确非同凡响。
着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编辑皇上的文章为集。
李世民却说：“朕之辞令，有益于人民的，国史中都记载下来了，已足可为不朽。至于那些无益于人民的，把它们集在了一块儿，又有什么用？
作为人主的人，只怕他们没有德政，光靠文章有什么用？”
这年三月，李世民为喜添皇孙而设盛宴于东宫，把五品以上的京官都召了来，这对一位封建时代的帝君来说，自然是没有能比这更高兴的皇族传宗接代的大事了。宴会上李世民喝酒甚多，但酒后难免要吐露真情。一开始李世民皇帝先感谢众大臣的功业，说道：“贞观之前，跟着朕来经营天下的，那主要是房玄龄的功劳啊！而从贞观以来，偏歪的以绳正之，谬误的以理纠之，那主要功劳应归魏征啊！”
于是当场赏赐房、魏二大臣，每位佩刀一柄。
酒又过三巡，皇上又对魏征发问。这时皇上脸颊的红润已延展到了脖子根儿，志得意满的劲儿增添了好几分。他问道“朕现在处理政事与往年相比，又怎样呢？”
魏征在这种欢宴的场合也从不贪杯，更不会失态。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所以，当即回答说：“威德方面的增加，那比贞观初年来是长进了很多很多，而人心的悦服方面，则不如当年了。”
皇上听了不太以为然，接着又问：“远方都畏惧我大唐之威而仰慕我大唐之德，所以都不顾万里之遥前来臣服。要是说人心并不悦服，还不如以前，那么，他们又怎么会这样呢？”
魏征说：“陛下过去因为尚未大治而时时担忧，所以无论是德还是义，每天都出现新面貌、新气象。今天则认为已经大治了，担忧之心已无，警惕性也已锐减，所以臣下认为不如当年。”
李世民又问：“朕今天之所作为，还不是跟过去一样，有什么差异？”
魏征说：“陛下在贞观之初，天天唯恐臣下不进谏，常常还启发大家来发言，凡是说中肯的，无不听从之并实行之。而现如今则不然。虽然勉强也还能听从，但往往面有难色。这正是差异之所在。”
李世民还是不服，问道：“能举些实际的事例讲给朕听一听吗？”
魏征说：“陛下在过去要杀元律师，孙伏伽认为依法不当死，陛下就赏赐孙伏伽一座兰陵公主园，其价值一百万金。有人说：‘这赏赐太厚了吧！’陛下回答说：‘朕即位以来还没有臣下来进谏过，这个头开得好，所以要厚赏。’”
“这不正是开导和提倡大家来进谏的表示吗？那次司户柳雄妄诉隋之资产，陛下想要杀他，结果采纳了戴胄之谏言而没杀。这不正是陛下心中真的愿意纳谏才痛快地听从的吗？近日皇甫德参为陛下修洛阳宫事而上书进谏，陛下面有难色，不是很痛快地接受，只是因臣下也进了言，总算才把那事作了罢，这只能算是勉强听从吧！”
魏征把这三个事例一摆，皇上心里也就豁亮起来了。一时又恢复了当年真心愿意闻过的心情，于是对魏征说：“不是像卿这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人，苦于自知啊！还望卿多多及时提醒朕才是。”
敬重贤达之人
李世民对贤达敬重有加，见其之善，若已有之，说明他是一位“贤达”之君。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亲贤臣，远小人”，它告诫人们要亲近贤良之人，亲贤则自贤；要疏远小人，不然亲佞则自佞。这与唐李世民所说“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与不肖各得其所”，可谓异曲同工。
贞观二十年（646）九月，当时已任特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宋公萧璃，由于性格狷介，又发展到越来越怪僻，与同僚们多有不合的地步。他曾经在皇上面前说：“房玄龄与中书省、门下省的众臣有朋党关系，不忠于国，执权胶固，而陛下并不详知，只是还没有谋反而已。”李世民回答：“爱卿所言太过激了，人君选贤才以为心腹，那么就应当推心置腹地去任用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求全责备，因为每个人都有其不足的一面，人无完人嘛！所以必须舍弃他之所短，去发挥他之所长。朕虽然不能做到耳聪目明，但还不至于糊涂嘛！”
尽管皇上十分谅解萧璃，但萧瑀内心深处还是不易平衡。以致他的所为接连让皇上生气，但皇上终究认为他所说的还是以忠言居多，所以不忍心废了他。李世民曾和刑部尚书张亮淡起萧时说过这样的话：“爱卿既然信佛，何不干脆出家当和尚？”
萧璃听说此事，于是自诘于皇上，并要求出家。李世民皇帝很痛快地答应了，对他说：“朕亦知公雅好桑门，今天就不再违拗我公的心意了。”
萧瑀退下朝来想想，又觉得就此退出朝政很不甘心，第二天，又向皇上提山：“臣下回家好好想了一夜，觉得还是不能出家。”
这次使李世民很不满意，怎么能对皇上、对众臣说话这样反反复复，出尔反尔呢？正好萧璃此时又得了脚病，有时干脆称病不上朝，但有时他又一瘸一瘸地来上朝，但走到朝堂之外又止了步，却始终走不动这最后几步走进朝堂来。尽管这样李世民皇帝还是从体谅萧璃内心之怏怏出发，没有去责备他。
到这年的十月，李世民皇帝亲自手书了一道诏书，历数了萧璃的罪愆，诏书中说：“像梁武帝那样穷心力于释氏，像简文帝那样锐意于法门，把内帑悉数拿去供给僧祗，竭尽人力去供佛徒修塔建庙，等等。一直到子孙灭亡，社稷荒废，这样的下场是多么荒唐啊！”
李世民这番话说得仁至义尽，对萧璃这种严重神经质的臣下能如此一忍再忍，最后还要晓之以理的做法，真够宽容的了。李世民借这篇手诏，把对佛教的看法也一并说明了。他决不会像梁武帝等辈那样，陷入佛教而不能自拔。
这年冬十二月，房玄龄因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被李世民轰回宅第去赋闲了。褚遂良看不过去，便上疏说：“玄龄从举义旗开始，一直翼赞圣功。在武德末年，又冒死为陛下决策。到了贞观初年，在遴选贤良人才、协助立此等方面，要是与其他众臣相比，玄龄又是出力最勤的。除非他真的罪不容赦，否则不应该轻弃他的。陛下要是认为他衰老了，也要有礼节地让他退养。可不能因偶尔一点点小错误，就把几十年的功勋旧臣给辞退了啊！”李世民读完疏奏，马上也就悟到了处置之欠妥，立即派人去召房玄龄出朝，官复原职。而房玄龄此人一向谦让，出来上朝了几天，又找了个借口避位而回家了。
又过了很久，一次皇上说要去行幸芙蓉园，房玄龄闻讯，马上命儿子兄弟辈去洒扫宅门庭院等，并且对他们说：“皇上的乘舆就要来了。”
果然不出房玄龄之所料，不一会儿，李世民真的已来到房玄龄宅第，并就用皇帝的乘舆把房玄龄接回了宫里。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日，李世民御临翠微殿，问左右侍臣“自古以来的帝王，虽也有平定中原华夏的，但不能臣服戎狄四夷。朕要论才干还远远比不上古人，而成就的业绩却已超过了古人。朕自己说不清其中缘故，请诸公随意说说，把真情都告诉朕。”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就是都不能如实作答。
于是李世民皇帝说：“不对。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过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嫉妒超过自己的人，而朕见到人家的优点与长处，好像是自己拥有的一般。二是人的品行与能力不可能兼备，而朕能弃其所短而取其所长。三是作为人主，往往引进贤才时恨不得置之于自己的怀里，辞退不称职时又恨不得一把将他推到沟壑之中，而朕则见到贤达就敬重，见到不肖就怜悯他们，让贤者与不肖者能各得其所。四是一般为人主者都不好正直，阴谋诛杀与公开杀戮，哪个朝代没有呢？而自朕践祚以来，正直之辈比比皆是，林立于朝上，从未有一人遭到黜贬与谴责。五是自古以来，一向是贵中华而践夷狄，而只有朕爱之如一。所以各族各部落都愿来依附于朕，像子女亲近父母一般。朕之所以成功，仅在此五点而已。”
李世民一口气历数这五点之后，便对站在他左右的褚遂良说：“我公曾任过史官之职，像朕刚才所说的是实情吧？”诸遂良回答说：“陛下之盛德不可胜载，而能做到这五点，这是陛下谦而又谦之志向的表露啊！”此言确实发自内腑。
宽厚待人的气度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李世民却让多少个像魏征这样的宰相在他肚里赛起龙舟，其气魄，其度量，是他能成人事的原因之一。
气量能容一县之人，其命运充其量不过一县令；气量能容一省之人，其命运也不会超过一省之主。为君李世民其气量真可谓涵天盖地，因而他的命运也就如日中天，无人能及。逆龙鳞触龙须，真龙天子能不痛乎？恼怒之下，能不噬杀抗上者？然而，李世民能忍痛压怒，以让抗上者，他善于化痛为痒，转怒为乐。
杜甫以“煌煌李世民业，树立甚宏达”来描绘了李世民的英勇形象，讴歌了他在创建王朝的不朽业绩。玄武门事变后。秦王府将领中有些入主张乘胜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并“籍没其家”，许多人还四处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和兵勇，争相捕杀邀功，使得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性格大度的李世民决定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他一方面禁止秦府人员滥捕滥杀，另一方面以高祖的名义诏赫天下。对于不敢出面的一些宫府集团的成员，李世民几次遣使“谕之”，用一片诚意，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李世民又公开提出：“这些人都是忠臣嘛。”并当众释放了他们。他的大度让宫府集团的人放下武器，自动向朝廷投诚，并开始转而效忠李世民。
其中最杰出的人才魏征、韦挺等人，都成了枢要大臣。魏征几次劝太子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故我。
李世民当众问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
在场的官员都为魏征提心吊胆，而魏征却从容不迫地回答：“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
对魏征桀骜不驯的回答，李世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赞扬了他的忠诚坦荡，对他更加器重，封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升迁。原秦王府的旧属，对唐李世民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做法并不理解，这就是博大与狭隘间的隔阂。
有一次，李世民在九成宫宴请近臣，有的大臣提出：“魏征等人以前是李建成的亲信，我们看到他们就像仇人，实在不愿意和他们共聚一堂。”
李世民说：“魏征等人过去确实是我的仇人，但他们能为当时的主人尽力工作，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是可以原谅的。
我提拔重用他们，就是看中了他们的这种态度。况且他们已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地位，只要我能以诚待之，他们也一定会以诚相报的。”
由于李世民的宽宏大量，他启用的“仇人”为“贞观之治”无不尽心竭力。
人的性格往往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体现出来，每一个君主都标榜自己能从善如流，但鼓励纳谏容易，能否真正听取谏议，却是需要不同凡响的气度。
这种气度不是人为伪饰可以得来的，一般来说，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如果处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候，为了自保，若许还能听进一些不同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性的意见。但是危险一过去，或者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谁要是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多半被看成别有用心。如果龙颜大怒，提意见的人就要脑袋搬家，甚至诛灭九族。所谓伴君如伴虎，在进谏上便可见一斑。如果逆龙鳞的后果不是这么严重，以死进谏的铮臣也就不会千古流芳了。
李世民是一个文采卓然的人。一个中秋之夜，李世民大宴群臣，诗兴大发的他即席挥毫，赋得一首宫本诗。兴头儿上的李世民命大臣们奉和，最先被点到的是虞世南。虞世南当众毫不掩饰地说：“陛下的大作果然不同凡响，刻意求工，神采飞扬，但诗的内容却不高雅，为臣实在不敢奉和，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更甚’，臣担心此诗传出宫去，天下争相模仿，浮华之风席卷而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臣不敢遵命。”
正在自鸣得意的李世民被虞世南当着无数大臣的面儿泼了一盆冷水，当时的难堪可想而知，可是他能及时反省自己。他知道虞世南的话很有道理，天下太平，不能不居安思危，盛宴歌将会挥霍民脂民膏，多少个朝代的败亡正是源于奢华。沉默片刻的李世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虞世南进行了奖励。
有一次，李世民乘坐小轿出游，一个卫兵不小心，脚下滑了一跤，无意中一把拉住了李世民的龙袍，险些把李世民拉下轿来。卫兵吓得魂不附体，大惊失色。李世民却宽和地说：“这里没有御史法官，不会问你的罪。”
而且告诫身边的人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触犯龙体在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之事，按理是论死罪的，何况一个下贱的卫兵做出这等事来呢，此话感动得卫兵涕泪交流。对某些人的大度可能有着主观偏袒，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就体现了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博大。
李世民博大的胸襟开创了贞观时君主虚心听谏、臣下鲠议直言的一代新风，这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为了求谏，唐李世民即位后做了三件事：一是诏令宰相人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列席，以使谏官们对军国大政充分发表意见；二是三令五申，要求中书省、门下省“坚守直道”；三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这三件事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各级官吏大胆进谏，发表意见。
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他放下架子，每当见人奏事，他都拿出亲切和蔼的神情。君明于上，臣自直于下，在唐李世民“恐人不言，导以使谏”
的鼓励下。朝廷上下，诤言直谏，蔚然成风。唐李世民对大多人的谏诤都能虚心接纳。唐李世民一方面迫切求谏。想把朝政治理好；一方面也想维护自己的尊严，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和矛盾。
李世民时常处在这两种矛盾的交锋之中，同时也是他性格中的“大”
与天性中的“小”的厮杀之中。早期的李世民总是能以他天空般辽阔的胸怀来接受臣下的批评，他深谙“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的道理。当大臣们的谏诤言辞激烈，有切肤之痛时，李世民也时有大怒，但是他的博大还是占了上风。他在实际中也体会到自己的尊严是臣下进谏的一个障碍，对臣下说：“为君不易，为臣也难呀！”
他鼓励大臣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他说：“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做，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之危，皆系于此。”
他时刻从小处着手，让自己的胸怀更加博大。
李世民博大的胸怀在民族政策上更具王者风度，表现了居高临下，宽和仁厚的包容力。唐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而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就是在李世民时期奠定的。李世民以泱泱大国的气势征服了周边国家，保持了边境地区的安宁，制止了少数民族贵族对人民的骚扰，恢复了同西域各族人民以及同中亚、西亚地区国家人民交往的通道。
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在战争结束以后，注意缓解民族间的矛盾，改善民族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不炫耀自己的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