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侣曲》而言，都是当时的皇帝与妃嫔安乐时所演唱的乐曲，其曲调一定不是悲哀的，撇开政治背景不谈，仅就此乐曲而言肯定不会使听者哀痛。所以李世民才敢于断言杜淹听到这两首乐曲绝对不会产生悲伤情绪。
从这个角度看，李世民与魏征强调“乐在人和”，体现了人与社会对音乐的主导作用的思想，在人与音乐的关系上，人是占主导地位的，首先是人在影响音乐，然后才是音乐对人的反作用。
李世民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思想。
有一次，协律郎张文收建议修定“太乐”，李世民不同意，认为隋炀帝时，社会动荡，即使改正音律，终不和谐。如果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仍然肯定人和是乐和的前提。这种卓越的见解至今仍闪烁着睿智的思想火花。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礼乐有本有文，教化是本，形式是文，“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就是说“声音”（音调）是音乐的表现形式，无音调也就无所调音乐。
司马光指责李世民轻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则是本末倒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衣食足然后知礼乐”的说法，讲的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李世民主张“乐在人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国为天下人之国
在公与私的抉择上，李世民选择了前者。尽管他对长孙皇后的死痛心不已，对她的薄葬愧疚不已，对于毁掉那座聊以寄托情思的高楼伤感得泪流不已，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作出了理智的选择。
公为众，私为己；公心至上，造福天下；先私而后公，则必损公以肥私。
李世民曾说：“国为天下之国，君为天下人君。”所以为天下苍生计，人君宜公而忘私。
李世民堪称“天下至公”之人君，他一生孜孜以求治世，为造福天下而殚思竭虑，而对自己和皇室成员在追求个人享乐方面却是苛之又苛，几乎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唐李世民“薄葬”长孙皇后就为一例。
长孙皇后十三岁嫁给李世民，当时李世民也不过十六岁，可谓少年夫妻。
长孙皇后从小好读书，贤惠知礼，对唐高祖非常孝顺，很得高祖的喜爱。玄武门之变时，她亲自慰勉战士。她当了皇后以后，生活节俭，性格和顺，在宫廷内外颇有声望。长孙皇后曾将古代妇女得失之事汇集起来，编成《女则》一书，共十卷，又亲自为此书作序。她自认为此书编撰缺乏条贯，主要是为戒约自己的言行而编，要求左右不要告诉李世民。直到她死后，李世民才得知此事，阅读后感慨颇深，他对侍臣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并认为皇后能经常规谏自己的过失，她的死去。使自己失去了良友。长孙皇后还写了一篇文章，批驳汉章帝的母亲马太后，认为马太后虽然制止了汉章帝对外戚的封爵，却没有抑制其发展势力。只是告诫外戚生活不要奢侈，却没采取任何措施。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病卧不起，此后病情日重，未有好转。她临终之时，告诫李世民不要厚葬她。她认为，自己生前没有做过多少有益的事，死后不可以厚葬害人。自古圣贤，都崇尚俭薄之葬，唯有无道君主才大修陵墓，祸害天下之人，为有识之士所嘲笑。留下遗言要求“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她甚至要求送葬之时儿女辈不必参加，以免他（她）们哭哭泣泣。她的这些要求，得到李世民的支持。其墓室修筑仅动用百余人，数十日完工，“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管土”。作为一个封建皇帝的皇后，仅动用这点儿人力在如此之短时间内修成陵墓，确实比较少见。长孙皇后生前生活节俭，死后薄葬，其对政治与生活的见解又如此精辟，不要说是封建皇后中很少有人能比，就是在古代妇女中也是属于杰出的女性之一。
长孙皇后死于贞观十年六月，终年三十六岁，十一月，葬于昭陵。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情义颇深，她的死去使李世民思念不已。李世民为此在禁苑中修建了一座高楼，以便望见昭陵。有一次，李世民又想起了皇后，遂和魏征一同登楼，北望昭陵。魏征说：“臣眼睛昏花，没有看见。”
李世民真以为他没有见到。遂为他指示方位，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在望献陵，如果是昭陵，则我早就看到了。”
李世民听后不觉双泪直流，遂下令毁去此楼。献陵，是唐高祖的陵墓。魏征这样做是有意讥刺李世民只惦念妻子而忘了老子，李世民毁楼是怕担上不孝的名声。关于此事，魏征不免失之于偏颇。李世民虽是皇帝，也具有常人一样的感情，爱妻新丧焉能不思念？何况思念亡妻并不等于就一定会忘掉了亡父，两者之间不是对立关系。魏征如此作为，倒叫人觉得他缺少一点人情味，远不如李世民显得感情真挚，令人可亲可佩。
李世民毁楼并非绝情，因为他曾大力提倡礼仪孝道，作为皇帝更要做好表率。既然魏征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他仍无动于衷，将会严重影响到他和朝廷的声誉。所以毁楼是不得已的行动，并非出自李世民的内心。
可见要成为一位明君，往往要受到许多方面的制约，有时也得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从严管教子弟
李世民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有明智之处。一视同仁，从严管教，让他们自强自立，发现问题，立即批评，这对他人是有影响的。
李世民子女众多，据史料记载儿子就有十四个。
他平常对子女要求很严。他曾对魏征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因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之故呀！”
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他命魏征等人将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之事迹，编成一书，称《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分赐诸子。魏征还为这部书撰写了序言。李世民阅后，大加赞扬，要求诸子将此书作为座右铭，看成立身之本。
李世民不仅要求诸子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还注重让自己的儿子了解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帝王子弟只有接触社会，才能真正体验到世事的艰难，在磨练中才能增长才干。李世民曾对于志宁说过自己的这种体会，他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十八岁时，就挂记民间百姓疾苦，位居帝位，每办一件事，都得听人谏言，如今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他知之甚少呀！”这时的太子为长子李承乾。出于这种认识，李世民一方面要求东宫官员见到太子的不足之处，随时进谏；另一方面也让太子参预一些政事的处理，在实践中增长才十。贞观四年（630），下诏规定：自今以后有诉讼者，如经尚书省判而不服，可到东宫上诉，由太子裁决；倘若还不服，才可奏闻皇帝。李世民外出巡幸，常令太子留守监国，据说他处理政事，颇识大体。
李世民虽贵为皇帝，但作为父亲，宠爱自己子女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每年都要给诸子赏赐大量的物品。贞观六年，将女儿长乐公主下嫁给长孙冲。李世民特别宠爱这个女儿，加之又是皇后亲生，因此嫁妆比较丰厚，相当于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嫁妆的一倍。魏征认为此事不妥，上书劝谏。李世民觉得魏征的话很有道理，但又怕皇后知道后不高兴，遂把魏征的话告诉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听后感叹地说：“我平时常听说陛下很器重魏征，却不知是什么原因，看到此事，才知道他真是一位社稷重臣！我与陛下为结发夫妇，也得到陛下的尊重与爱抚，即使这样，每次说话都要观察陛下情绪的好坏，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君臣之间呢？魏征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陛下不可不从。”
李世民夫妇不仅很快纠正了此事，为了感谢和鼓励魏征，还赐钱四百贯、绢四百匹。
礼部尚书王硅的儿子王敬直娶了李世民的女儿南平公主为妻。由于是公主下嫁大臣之家，自然无人再敢按照《礼》规定的媳妇见公婆之仪行事，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并非唐初如此。王硅认为，李世民动辄以礼法行事，自己带头恢复这种礼仪，当不会受到责怪，还能收到示范和宣传效果。于是，他与其妻在正堂而坐，令南平公主亲行盥馈之礼，礼成而退。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大加赞赏。从此以后，凡公主下嫁，只要有公婆在世的，都要行此礼仪。这件事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维护旧礼节的问题，实际是媳妇能否尊重公婆的社会问题，对出身于高门或优裕家庭的女子尤为重要。唐李世民能支持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和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李世民按照唐朝制度，在诸子很小的时候就封了王，并赐予封户，建立王府，设置王府辅导之官。他对诸王政治上要求很严，培养他们的各种才干，但在生活上却给予种种优待，赐予大量物品。马周对李世民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上疏指出：“汉、晋以来，在诸侯王的问题上有许多教训，历代君主对这些教训都是熟知的，但是溺于私爱，故有前车之鉴而后车不改辙。今日诸王宠遇之恩有的过厚，很容易导致恃思骄纵的事发生。
往昔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魏文帝即位，对曹植防范甚严，如同狱囚，这就是先帝施恩太多而引起的。何况皇帝的儿子不愁富贵，有封地食邑，锦衣美食，何必每年再厚加赏赐。俗语说：‘贫不学俭，富不学奢’。陛下创建大业，难道只是为了安置好自己的儿子？应该从长远考虑，制定一个办法，使万代遵行。”李世民非常赞赏马周的这种看法。
马周的所言实际是有所专指的。吴王李恪，他的母亲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门第很高，加之李恪有文武之才，李世民常说这个儿子很像自己，甚至一度有立为太子的打算。魏王李泰，是长孙皇后亲生，有文学之才，李世民非常宠爱，专门为他设置了文学馆，任其自选学士，由于李泰身体胖大，特许他乘小舆人宫上殿。马周的上疏中所指的恩宠过厚的皇子，就是指这二人。
李世民虽然有所偏爱，但他还是能听从臣下的意见，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免对儿子造成不利影响。或者助长他们的骄纵奢侈习气。
贞观十年（公元636），李世民把李恪、李泰和自己的几位兄弟召来，以历史上帝王子弟骄逸不法，导致败亡的事例，教训他们注重德行修养，不要与人争富贵。
这一年，李世民命吴王李恪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都督。
在他们即将赴任时，每人赐书一封，以相告诫，并说：“我本来想给你们赏赐珍玩等物，恐这样将会使你们骄奢不法，还不如赠以此言（指书信）更好些。”
吴王李恪在安州都督任上，多次外出打猎，损害了百姓的庄稼，侍御史柳范提出弹劾，李世民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官职，并削减封户三百户，作为惩罚。李世民认为，吴王犯法，辅佐之官不能及时匡正，也有责任，欲将安州长史权万纪治罪，经人劝谏而释放。李世民这样做，目的是督促辅导诸王之臣尽职尽责，使皇子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吴王李恪被罢官后，李世民召他回京师，教育他说：“父亲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儿子能忠孝则很好，若不遵教诲，触犯礼法，必然招致刑戮。父亲虽然爱子心切，也不能枉法徇私，那时就不好办了。作为大臣和皇子都要谨慎行事，约束自己的行为。”
后来李恪吸取了这次教训，再也没有犯过类似错误。纪王李慎在地方任职期间，多行善政，得到人们的赞扬，后来又调任襄州（今湖北襄樊），由于政绩突出，当地百姓为他立碑。李世民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下诏进行勉励褒奖。
李世民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更顺利地成长，得到更好的教育，对于给皇子选择辅导之官非常重视。李世民曾经明确地谈论过为皇子们选择师傅的意义，他说：“有智慧之人，自然不会轻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但是，一般的人就不是这样，环境与教育对他们的成长影响很大。周成王由于有周公、召公为太傅，日闻礼法、仁德，所以就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用赵高为师傅，教以刑罚，后来即位就诛功臣，杀亲族，残暴不仁，很快覆亡。可见人的善恶都是由于教育的不同而形成的。所以朕要为太子、诸王选择贤人为师傅，使他们懂得仁德、礼法，以利于他们顺利成长。”
李世民还命近臣都要多多留意，访察正直忠信之臣，各举荐二三人，以供自己选择。
李世民对待亲属也像对待子女一样要求颇严，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从不轻授官爵。他刚即位不久，就把宗室中封为郡王而无功者，全部降为郡公。江夏王李道宗十七岁时就追逐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朝统一全国立下了许多战功，后又与李靖等人率军平定吐谷浑，就是这样的功臣，一旦犯罪，李世民也决不宽容。
贞观十二年，李道宗因接受贿赂被捕下狱。李世民惋惜地说：“道宗俸禄甚多，又得到很多赏赐，家有余财，却如此贪婪，使人嗟惋，又使人鄙视。”遂下诏免去他的官爵，削去封邑。李道宗知错就改，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晚年自请授以闲职，好学不倦，敬贤礼士，受到舆沦的好评。
李世民虽然诛杀了建成、元吉二人，那是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但他对于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珍惜的。建成死后，李世民在兄弟中年最长，又是皇帝，所以自觉地担负起教育诸弟的责任。他为诸弟选择正直之臣为师，与自己的儿子一样严格要求，又时时将诸弟召来，为他们讲授骄奢必亡的道理，告诫他们勤奋学习，亲君子、远小人。
高祖第五子李智云，十四岁时被隋朝官吏所杀，高祖与李世民都非常痛心，遂以李世民子李宽为他的后嗣。李宽死后，李世民又以宗室李世都子李灵龟司嗣。李世民第十一弟韩王李元嘉，为宇文昭仪所生。贞观六年，昭仪死，元嘉当时年仅十五岁，涕泣不食，李世民怜惜其弟年幼，多次劝解安慰。元嘉好学，收藏书籍达万卷，生活俭朴，如同一般士大夫家，与兄弟友爱，相见如布衣之交，这一切都深受李世民的赞扬，对他很优待。李世民十四弟霍王元轨，少年多才，深受李世民器重，魏征也对他大加称赞，李世民遂为他娶魏征之女为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