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创建初期，既无正式衙门，也无印信。雍正十年他才命大学士等议定军机处印信。议定后，经雍正批准，该印由礼部铸造成型。该印由内奏处保管，印匙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另外还打制了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牌，由值班章京佩带。须用军机处印信时，由值日章京凭金牌到内奏处领取印信，之后凭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索取印匙，并在数人的监督下，才能打开印匣取出印信。印信用完后，金牌要交给领班章京，印匙要重新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则要重新归还内奏处。
多么繁琐的一套规章制度，又是一套多么严密的管理方式。谨严免出差错，小处才见缜密，为了达到保密的目的，真是下了一番苦心！
知错即改
雍正曾指责一些官吏不重视改变旧制，做事没有头绪。
因此，他要求自己办事要果断，以免上层官吏凭着自己的主张朝令夕改，莫衷一是。如果自己错了，也不丢人，马上改正就是了，这的确体现出了他的做人原则。
两广总督因与年羹尧往来而引罪。雍正安慰他：“朕识人有误，才使年羹尧受到重用，胡作非为，这与别的人没有关系。”
就因为有此一句话，与年羹尧有过来往的官员才安心了。封建体制下的官员任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朝野动荡。因此，在拿权倾一时的年羹尧开刀之后，面对人心惶惶的官场，雍正当机立断，安抚人心，这一招也是十分必要的。也可以说明他的果断吧。
皇帝也是凡俗肉身，不可能全知全觉，有时候遇事吃不准，虽然下臣的建议正确，也往往一时得不到支持。
雍正四年（1726）九月间，甘肃巡抚石文倬建议在该地铸造制钱，以使禁绝私钱。石文倬想成为汉朝的邓通，无奈雍正皇帝并不批准。同年十一月，石文倬再次奏请开炉铸钱，雍正了解情况后就改变了态度。
雍正起初犹疑不决，是不了解情况，后来证明自己判断有误，当即就改，这也不失为一位明主。雍正是有理性的皇帝，能够并懂得宽仁的。
雍正元年七月时，雍正曾就下臣对他纳谏问题向大臣们作过表白：
“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子之过也如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
不为权诈虚语
雍正认为自己一生不为权诈虚语，这是一个一生拥有大权，却对权力厌烦者的心声。他在用权方面每时每刻都在为国事着想，处理每一个人都会三思而行。
在皇权时代，一个政治家的个性因素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
对历代很多弊政，雍正所以能大刀阔斧、行之有效地进行改革，和他性格中的一些长处是分不开的。
雍正聪明好学、处理政务自然明察秋毫，他性格刚毅，处理政务更是以一贯之，不容一丝折扣。
康熙和乾隆二人性格都是天马行空，爱好出行，四出巡游不绝。康熙曾于隆冬之际还出塞狩猎；而雍正则端庄内敛，生活得很严肃。一即位就诏“罢鹰犬之贡”，而宫中所畜养的珍禽异兽也令全放出，一只都不留，以声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南、西的巡幸不搞，连康熙每年举行的北狩也不进行。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他于元年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枢去遵化东陵，以后也还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外，雍正即位后哪儿都没有去过。
所以在民间的印象，康熙、乾隆都是很有风趣的皇帝，并为他们的四出巡游编出了许多丰富精彩的传说，而雍正就始终给人一种深不可测、冰冷坚硬的印象。
雍正固守京城，可能一方面是经历了残酷的储位斗争后，长期心有余悸，担心一离开都城，就会发生意外。雍正也是中国历史上公认处理政事最积极的皇帝，所以他也实在无暇出行。
雍正常把他同父亲作比较，自认为比康熙更洞悉下情。雍正有自知之明的一方面，办事有主见，不易受到各方的影响，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实施既定的方针。
雍正五年（1727），他说：“我已经是过五十的人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加上我自己日夜不息，努力处理政事。所以，对于不同事情的种种判断都胸有成竹，不会被各种意见所迷惑。”
雍正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远在群臣之上，非一般人可比。他懂得做皇帝的种种难处，他不只一次地讲“为君难”，他说：
“如果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如果真的竭力整顿，又会被人视为执政苛刻扰民太甚。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人们会说我不能受谏，如果因为其言荒谬加以处分的话，人们又会说堵塞言路，真让我左右为难，怎样做才好呢？”
因此雍正还铸造了“为君难”的玉玺，以此存念于心。
雍正还知道身在君主宝位上，要保证自己政策正确无误，就要真正充分吸取臣下意见，反对他们的一味揣摩圣意的心理。
雍正说：“你们办事都得除去私心杂念，只要一心为公，朕自然会满意，不能说违心话。”
雍正适时地要求臣下“改正施政作风”，以跟上他的思维。
因为雍正对政情、民愤极为熟悉，既了解历史，又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从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英国人贝克郝斯对雍正的才智大加赞美：“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确是中肯之言。
雍正元年，京口将军位置缺人，雍正命令李林署理，大学士票拟时不小心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H将军。事后发觉，大学士们不敢公开承认失误。雍正借机教导他们要认真办事，并说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
雍正二年，雍正向朝臣讲：
“朕为政以来，深感责任重大，夜以继日，操持国事，深怕辜负了皇祖期望，误了江山社稷。”
雍正自感责任重大，加上刚刚即位对臣僚不熟悉，更需要勤政治理。
雍正五年，雍正把他比较欣赏的云南巡抚叫到宫里，同他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雍正说，我刚刚登基的时候，各位大臣大多没有见过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去鉴别这当中谁是可用的人才，每天都努力办事至深夜，中间没有任何休息。一心以天下大计为重，连身体也不爱惜。
雍正处理朝政的习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可谓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晚间，也是雍正最繁忙的时刻，往往批览奏章到半夜三更，劳心费力，搞得自己筋疲力尽。
雍正的勤于理事，不仅是由于执政初期，许多政事理不过来的形势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健全了康熙时代就开始的奏折制度，事无巨细，都是自己办理。
此外雍正又创设军机处，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众大臣作用甚微，仅充当“幕僚”角色，雍正自己身兼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事务自然就多，不得不如此所致。
不好声色
古代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是很正常的事。但雍正一生不好女色，能节制自己的欲望，这与他的个人修身处世原则是分不开的。
雍正共有八个后妃。嫡妻那拉氏，原步军统领费扬古之女，康熙时册封为雍亲王妃。雍正即位，立为皇后，雍正九年九月病死，谥为孝敬皇后。李氏，雍正为皇子时为侧福晋（偏房妻子），雍正即位后被封为齐妃钮祜禄氏，康熙四十四年（1705）入雍正贝勒府，为格格，康熙五十八年生弘历（乾隆），雍正即位后封为熹贵妃，乾隆继位后封为皇太后四十余年。
耿氏，雍正即位后封裕妃。年氏，年羹尧的妹妹，雍正元年封为贵妃，雍正三年（1724）十一月她病危时，雍正加封她为皇贵妃，随即死去。刘氏，初为贵人，雍正即位后封为谦嫔。宋氏，初为格格，后被封为懋嫔。武氏，为宁嫔。
中国夏、商、周三代的礼制规定：天子娶九女，诸侯娶七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只有庶人不得有妾，实行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雍正皇帝娶女八人，按汉族古礼还差一个，在婚姻方面没有学汉族和蒙古族皇帝的陋俗。
雍正不好色，起初他热衷于皇位的继承，即位后又热衷于国家的治理，这使得他的生活富有政治色彩，冲谈了他的浪漫色调和色欲。
关于雍正，有野史中说，雍正当皇子时为人持重，勤奋好学，但不大热心于男女之事。他的正妻单独住在一处房子里，不经召见是不能和他在一起住的。雍正夏天时生了病，其他人不乐意（或不敢）去他那儿。那时钮祜禄氏还是个格格，奉福晋（当时已被康熙帝册封为雍亲王妃）的命令一天到晚谨慎地伺候了一两个月之久，病还没有好，于是就干脆住下来伺候雍正，这样才怀上了弘历（乾隆）。这样一来，钮祜禄氏有了多接触他的机会，怀孕也合情合理，并因怀孕生子而改变了地位，由格格变成了贵妃。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不好声色的皇帝并不多，雍正可算得是不爱好声色的皇帝了。雍正执政十三年，是他人生心智的集中体现一一非常注重自我修养的丈夫气概、注重办事的实际效应、强调要有自我悔过的意识、要求勤学多问、希望以民为本、告诫官吏不要用权力去贪图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