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有一个“六尺巷”的故事。据说当朝宰相张英与一位姓叶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两家祖屋是毗邻。起屋造房时，两家父老为争地皮发生了争执，各不相让。张老先生修书京城，要张英出面干预。张英不以为然，在回信中写了一首诗对家人进行劝导，诗曰：“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张家把院墙主动后退三尺；叶家见此情景，深感惭愧，也马上把院墙后退三尺。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六尺宽的巷道。两家人后来前嫌尽弃，相安无事。
相反，一个人如果心眼狭小，胸无大志，就会锱铢必较，凡事都不能忍让，非得争个你死我活。元朝学者吴亮说：“能忍者，必能立天下之事。圮桥匍匐取履，而子房韫帝师之智；市人笑出胯下，而韩信负侯王之器。噫，可不与忍欤！”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有志向、有抱负的人是不会因“小不忍”而“乱大谋”的。当然，也有一些有野心，搞阴谋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企图而“潜伏爪牙忍受”。如拜杨贵妃为干娘的安禄山，自阉进宫的魏忠贤等人便是。
他们怀着个人野心的“忍”，与我们提倡的“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忍”有着质的不同。
然而，讲“忍”的同时，更要讲“忍”的原则，并非事事都是忍的好。在日常生活中，无关大局的生活琐事小事，我们可能用“忍”去宽容对待；但在工作上、事业中，尤其是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一忍了之，而应该当仁不让，据理力争。比如，晏子使楚时曾多次遭到楚国人的侮辱与奚落，如果他忍气吞声，不去巧妙地与对方进行“智斗”，齐国就不可能改变弱者的形象，晏子无疑就会成为没有铮铮骨气的“窝囊废”。
因此，忍要忍得有意义，争要争得有价值。如果说争而不忍是小人，那么，忍而不争就是弱者。在人类社会，争，可以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如“竞争”、“斗争”、“争论”等都是为了“争”得一定的位置，一定的利益。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争”的意识，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万事皆忍，逆来顺受，就会导致软弱可欺、任人宰割的“奴隶主义”，是没有任何作为和出息的。
忍的目的是为了争，争的方式可以是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是为了灭吴兴越。在吴越争胜的斗争中，他“争”的方式就是“忍”。只有忍，才能争，只有争，才能胜。
任何忍都必须有限度，如果无限度地忍下去，就会无限度地受欺侮，直至淘汰，甚至灭亡。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就曾对这种忍性极好，忍得近乎麻木的人，发出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
任何争都必须讲方法，有分寸。疯狂地去“争”、不讲策略地去“争”，不仅争不到想得到的，甚至可能失去已经争到的。有理、有利、有节地去争才是最明智的。
该忍时就不要争，该争时就不要忍。在争中忍，在忍中争，二者融会贯通了，才能在为人处世中表现出非凡的气度、风度和力度，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义与利
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切不可将二者倒置。
朱熹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
义，在儒家思想中，是以宗法礼制或宗法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主要是指道德、正义和公理；利，是指物质利益。认为“为义”与“为利”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善与恶的标准。我国古代，以儒家学派为主的传统道德，要求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从而确立为善的价值目标，这一点是应肯定的。
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在义利轻重或义利为至善标准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明确的，提出了“义以为上”
“义以为质”的命题，把义看作是立身之本。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虽然“罕言利”，但是，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并不是不言利，只是认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在义与利之间要有一个权衡。因此，他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允许在不违反义的前提下，讲究物质利益：“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这里强调的重点虽然是“义”，但他并不排除在“义”的前提下取得与“义”不相违背的“富与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思想中，确实存在过分重义而贬利的倾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罕言利”和“义以为上”的观点，却走向了“何必曰利”的极端。清初诗人申涵光在其《荆园小语》中谈体会时说：“《孟子》开卷便极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事乃千古病源。”可见孟子的义利观对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深远。例如，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认为商人是重利轻义的，甚至把兴农抑商作为一项治国之策。认为“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四《义利吟》）。作为封建士大夫的白居易，在其诗歌《琵琶行》中也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诗句。
人们似乎都形成了这么一种价值取向：争做“喻于义”的“君子”，不做“喻于利”的“小人”。这也许正是造成中国历代安贫乐道、穷困落后的思想根源之一。
应该说义与利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其实古人早就明白，只是没有人予以强调罢了。《国语》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言义必及利”、“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从整个文化体系而言，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中包含的各种经济、政治、军事、教育乃至人生哲学等等，无一例外。如果说做官做生意是为了利（如国家、集体、个人之利），那么，读书做学问中也无不包含着利的因素。即使是孟子，他所谓不言利，只是不图小利而已，最终求的是大利、长远之利。更何况他在谈义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物质利益。他周游列国时，就是“厚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可谓义中有利。
求利者并不都是不义之人。即使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发的不义之财。既然可以“义以生利”，那么也可以“利以生义”。春秋时期，洛阳有个叫白圭的商人，很善经营，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生意十分兴隆。每年秋收时，百姓谷物多，他就大量收购，而当百姓正需要织布和修屋过冬时，他就卖出丝绸和油漆；每年春蚕上市时，他就买进丝和丝棉，卖出谷物。
在这买进卖出中，白圭既得到了合理合法的利润，又满足了百姓们在生产与生活中的物质需要，这其中不就包含着一定的“义”么！
当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见利忘义者，惟利是图者，保利弃义者自古以来就不乏其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就是一例。她掌管着贾府总务，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借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得了一些不义之财。秦可卿七七出殡时，馒头庵老尼求她通过长安节度使云光，逼张金哥与长安前守备之子退婚，另嫁李衙内，并许以重金。结果痴情公子与痴情女双双自杀，而王熙凤却鲸吞了三千两白银。不仅如此，她还长期以高利贷为手段大进红利，盘剥落魄文人，使人家破人亡。但是，王熙凤的最终结局是因利伤义。在朝廷查抄贾府时，其罪名之一就是倚势凌弱，违例取利，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当代商品社会，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现在，重义轻利的人少了，而重利轻义的人多了。
尤其在如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坑蒙拐骗、见钱眼开之类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比过去多了。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的不断完善，这种人会逐渐减少，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就改过自新。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既要重义，又要重利。换句话说，就是既要讲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既要在讲义的前提下求利，又要在求利的基础上讲义。但是，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应以义为主，利为辅。古人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如果说，义是本，那么利就是末，不可本末倒置。
得与失
人生是一个有得有失的代谢过程。得此难免失彼，失此也可能得彼。
古希腊时期，曾有一位学生问哲人苏格拉底：“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您蹙额愁眉，您的心情总是那么好吗？”
苏格拉底回答说：“因为我没有那种失去了它，就使我感到遗憾的东西。”
苏格拉底的好心情，与他的得失观是密切相关的。
人生总是这样：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总有所得。一个人总是患得患失，心情能够好起来吗？
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断地寻求想得到的东西，但得到之后，终会撒手而去，化作尘土。正如《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所唱道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这并不是看破红尘，客观事实也确是如此。在历史的长河里，任何人都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谁也不可能永久地拥有什么，凡得到的，终究要失去。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得失中，如何才能让短暂的人生变得更富有意义和内涵。
人是有需求，有理想，有追求的动物，在有生之年总是想得到而怕失去更多更好的东西。然而，人生不是一个只进不出的无底容器，而是一个有得有失的代谢过程。
一方面，有所得必有所失。一个人的岁数在增大，生命的定数就会减少；走向了成熟稳健，就会失去无忧无虑的童真；有了一个夫妻恩爱的家，就会失去单身时的无拘无束；埋头笔耕而有所著述，就会失去一般人悠闲自在的生活；一旦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明星，言行举止就会失去相对的自由。这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另一方面，有所失才有所得。慈善家捐出的是一定的财物，赢得的是良好的社会形象；耕耘者消耗的是体力或脑力，得到的是所希望的收获；勤奋者夜以继日所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却是更充足的工作精力。得此难免失彼，失此可能得彼，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面对人生的得与失，人们怕的不是得，而是失。明确了得与失的这一辩证关系之后，才会在得失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美国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33岁时就成了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43岁时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独占企业——标准石油公司，每周收入达100万美元。然而，他却是个只求“得”，不愿“失”的资本家。一次，他托运400万美元的谷物。在途经伊利湖时，为避意外之灾，他投了保险。
但谷物托运顺利，并未发生意外，于是，他为所交的150美元保险费而懊悔不已，伤心得失魂落魄，病倒在床上。他的这种患得患失、锱铢计较的思想观念，给他带来了不少烦恼，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伤害。到53岁时，他“看起来像个木乃伊”已经“死了”。医生们为了挽救他的性命，为他做了心理咨询，告诉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失去一定的金钱，要么失去自己的生命。在医生的帮助和治疗下，他对此终于有了深刻的醒悟。他开始为他人着想，热心捐助慈善和公益事业，他先后捐出几笔巨款援助芝加哥大学、塔斯基黑人大学，并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性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致力于消灭全世界各地的疾病、文盲和无知。洛克菲勒把钱捐给社会之后，感到了人生最大的满足。再也不为应该失去的金钱而烦恼了。他轻松快活地多活了45岁。
生活像一团火，能使人感到温暖，也能使人感到烦躁。
经受了得与失的考验，人生就会变得和谐快乐。
对于得失，态度要坦然。所谓坦然，就是生活所赐予你的，要好好珍惜，不属于你的，就不要自寻烦恼，此其一；其二，就是得失皆宜。得而可喜，喜而不狂；失而不忧，忧而不虑。这种态度，比那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的态度要开朗，比那种得不喜、失不忧的淡然态度要积极，要有热情。因为患得患失是不理智的，得失不计是不现实的。该得则得，当舍则舍，才能坦然地面对得与失，找到生活的意义。这样的得失观才是比较客观而又乐观的。对于得失，认识要分明。在生活中，有的得，不是想得就能得的，有的失，不是想失就可失去的；有的得是不能得的，有的失是不应失的。谁得到了不应得到的，就会失去应该拥有的。当嗜取者取得不义之财的同时，就失去了不应失去的廉正。因此，当得者得之，当失者失之，不要得小而失大，亦不要得大而失小。
对于得失，取舍要明智。必须权衡其价值、意义的大小，才能在取舍得失的过程中把握准确，明白该得到什么，不该得到什么；该失去什么，不该失去什么。比如，为了熊掌，可以失去鱼；为了所热爱的事业，可以失去消遣娱乐；为了纯真的爱情，可以失去诱人的金钱；为了科学与真理，可以失去利禄乃至生命。但是，决不能为了得到金钱而失去爱情，为了得到性命而失去气节，为了取得个人功名而失去人格，为了个人利益而失去集体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得与失之间并不是绝对相等的。在某一方面得到得多，可能在另一方面得到得少；在某一方面失去得多，可能在另一方面失去得少。比如，有的人在物质上得到得少，失去得多；但在精神上得到得多，失去得少。有的人则在精神上得到得少，失去得多，却在物质上得到得多，失去得少。由于各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是绝对相同的，各人在得失上也不可能绝对相等。人生在世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失去所有的东西。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只是多少的问题，大小的问题，正反的问题，时间的问题。
逆境与顺境
一个人能否取得人生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己，无关顺逆。
逆境与顺境是人生过程中所处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境遇。
如何度过人生旅途中的逆境或顺境，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看待逆境和顺境的问题。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逆境的征服中出现的。”与他同国度的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也认为：“逆境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通道。”的确，古今中外许多杰出人物的实践证明，逆境有利于人生的成功。
我国古代文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另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在逆境中奋发成才的典型范例。比如，19世纪丹麦作家安徒生幼年以棺木为床。
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唐诘·诃德》就是在一张破桌子上写成的。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俄国文学家高尔基等人的生活都曾极为艰苦。
逆境可以造就人才，这是勿庸置疑的道理。但是，逆境对于人才的发现、能力的发挥有利也有弊。并不是所有的逆境都可以造就人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逆境中成才。逆境中的苦难，磨练了人的意志，造就了一批伟人豪杰，于是很多人便产生了对逆境的崇尚。然而，逆境并不是造就一种积极人格的充分条件，有的人怀才不遇，处在逆境困苦中，没有任何改变现状的动力，看不到任何改变和走出困苦环境的机会和希望，于是，他们认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