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六期，1933年7月3日。
陈之迈：《我国的宪法问题》，《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期，1935年1月7日。
张其昀：《中国国民之分析与民治之正轨》，《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梅思平：《再论党治问题》，《时代公论》第2号，1932年4月8日。
“废战运动”主要反对蒋介石为筹集“剿匪”经费而向他们强行增加摊派的“国债”，这个本来出于资本家自身利益发起的运动，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团体的支持。不过，这个运动很快便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归于失败。参见（美）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7—80页。
胡适：《废止内战大同盟》，《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
天津《益世报》社论，1932年5月27日。
马季廉：《中国政治何以不上轨道》，《国闻周报》九卷一期，1932年1月1日。马季廉：《中国政治出路商榷》，《国闻周报》九卷三十二期，1932年8月15日。
本文强调思想界在1930年代对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现实主义”取向，即反对价值的论争而体现出对事实研究的重视。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主”与“独裁”论争，详见第四章。
这八九个朋友是指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后来陶氏并未参与，因此除外。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144—145页。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120页。
以上数据可以参见《独立评论》的相关统计。以及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
本表主要参考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12—13页）以及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0—92页），但是又有一些修改。表中人物的排列次序基本按照他们与《独立》关系的密切程度，并没有完全按照发表文章的数量的多少，排在前列的即是胡适所说的《独立》创始者和核心成员的那“八九个朋友”。发表文章在10篇以下的都未收入，但是何廉、周炳琳、周诒春三人除外，他们三人都是后来加入“独立社”的社员。陶孟和未能收入，他只是最初参与聚餐的讨论，后来并没有加入独立社。
《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1932年5月22日。
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46号，1933年4月16日。
当前有一些论者为了维护胡适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中的领袖地位，显然忽略了《独立评论》时期胡适对“独裁”的态度。他们的相关文章可见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张君劢：《舆论的造成与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1931年11月1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收于氏著：《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李家骧：《“国社”“民社”骨肉团圆》，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4—6页。
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107—109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君劢和张东荪与民主同盟关系密切。但是战争结束后，这种联盟逐渐瓦解了。张君劢在1940年代达到了他个人组党参政事业的高峰，民主社会党参与了“国大”的竞选，不过这也成为了他和张东荪分歧的导火索，而民主社会党也因此开始内部的公开分裂。参见许纪霖：《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1940年代，二张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产生分歧，张东荪似乎进一步被苏俄在二战中的成就所吸引，他认为苏俄体现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结合。参见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
参见张君劢为张东荪著作《思想与社会》所写的序，收于《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1958年，张君劢和其他三位熊十力的弟子签署了著名的代表“新儒家”诞生的文化宣言，因此被列入中国20世纪最著名的保守主义阵营。关于“新儒家”，参见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收于氏著：《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参见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87—95页。
张君劢：《养成民族思索力》，收于《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通讯（陈豪楚—张其昀）：《读了〈时代公论〉以后》，《时代公论》第8号，1932年5月20日。
《人地学论丛》由张其昀发表的一些论文和几篇讲演汇集而成，论文几乎都在《东方杂志》、《时事月报》、《地理杂志》、《时代公论》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其内容包括西北的开发、东北的地理与政治，以及作者对于国际形势和中国民治的基本看法。详见张其昀：《人地学论丛》，时代公论社，1932年。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法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中央大学出版。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6月，10页。
按照杭立武的说法，中国政治学会的发起，最初由他征求了中央大学政治系同事陶希圣、吴颂皋、刘师舜、梅思平、杨公达等人的意见，然后再通函京沪平津武汉广州等高校的政治学同人。参与政治学会成立大会的学者中，有相当多都是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而且很多都在《时代公论》上发表过文章。见杭立武：《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刍言》，《时代公论》第23号，1932年9月2日。
《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11页。
任育德：《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5月，24—25页。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集》（1933年4月8日），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
“独裁”政治在那时代表了世界之新趋势。《时代》正是希望超越“民主”制度而寻求以“激进”的方式改造中国政治，因此他们主张不但不是“保守”而是“激进”的体现。详见第四章。
当时“主权多元论”者大都在英法。萨孟武曾将反对国家主权的多元论者分为三类：其一，以法国狄骥（即戴雪）为代表，认为国家受法律约束，法律则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其二，认为主权不在国家而在法律。其三，英国的柯尔则认为主权不是国家所有，一切社团均有主权。萨孟武和阮毅成的观点似乎更接近狄骥（戴雪）。参见萨孟武：《政治学原理》，黎明书店，1944年4月，18—19页。
参见《本社同仁志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历史人物》，香港大公报出版社，2002年，64页。
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大公报》，1949年4月15日。
王鹏：《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大公报〉》，收于《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胡适：《后生可畏》，《大公报》一万号特刊，1931年5月22日。
《本刊复刊十周年纪念之辞》，《大公报》，1936年9月1日。
参见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234—235页。
参见方汉奇、吴廷俊：《〈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78—179页。
在《大公报》1934年1月1日登出的广告中说，“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以姓氏笔划多寡为序）：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参见《大公报》广告，1934年1月1日。
参见谢泳：《胡适研究二题》，收于氏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46—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