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建设的前途不可堵塞了》，《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3月11日。
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可以参见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谢泳一书收集的文章，主要争论究竟是胡适还是鲁迅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的自由主义，进而可以指明中国发展的道路。应该指出，人们一致将自由主义作为胡适一生的追求，然而胡适在1930年代对集权主义的态度，似乎少有人作过细致的考察。谢书中收集的一些文章也注意到了胡对集权主义的好感，可是认为胡适很快修正了自己的观念，开始自觉地批判集权，则显然有为人隐之嫌。同时，胡适所理解、所阐释的“自由”，是否能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标签来囊括，也是大有问题的。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亚东图书馆，1921年。（民国丛书影印本）
胡适：《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9月29日。
当然，胡适此论，主要是针对时论以宪政为政党“分赃”提供了便利的看法，从而试图消除政党竞争的负面影响，为宪政辩护。然而以国家在政党之上，认为政党意识影响到国家意识的想法是明显的。萨孟武对政党数量与国家权力集中的关系，亦有相似的论述，“就民主思想来说，政党是代表民意的，两党代表的民意当然比一党多，而多党所代表的民意又将比较两党更多。就行政效率说，政局是需要安定的，两党交握政权的政局（英国）比较多党妥协的政局（法国）安定，而一党把持政权的政局（苏联）又比较两党交握政权的政局安定。”参见萨孟武：《政治学新论》，大东书局，1948年，18—19页。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关于二者的区分，参见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第一章，三联书店，1997年。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人们对现代国家的认同完全可以源于它是一个理性化的集合体，代表了理性主义的现代思维和操作方式，出于对“合理化”的信仰。同时，国家也有其道德的基础，一国经过长期的历史进程，最终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共同经验积淀成为“传统”，人们在传统中找到“认同”的基础，因此人们对国家的信仰也可以出于一种“合法性”的认可。
张君劢：《东西政治思想之比较》，收于《民族复兴之哲学基础》，再生社，1936年。
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关于“有机体”的国家说，参见狭间直树：《〈新民〉略说论》，收于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张君劢1920年代曾追随梁启超周游欧洲德、法等国，对德国思想非常熟悉。参见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收于《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张君劢：《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摘要》，《再生》一卷三期，1932年7月20日。
奋勇译：《菲希德演说什么叫爱国心》，《国闻周报》九卷十二期，1932年3月28日。
张君劢：《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摘要》，《再生》一卷三期，1932年7月20日。
参见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收于氏著：《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78—129页。张颐回忆说，“一九二四年春，余自欧洲抵沪上时，所遇友朋皆奢谈康德，不及黑格尔，竞言认识论，蔑视形而上学。”可见其时，人们只知康德，不知黑格尔。见张颐：《读克洛那、张君劢、瞿菊农、贺麟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论文》，《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12月28日。
参见《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11月9日，1931年11月23日，1931年12月3日，1931年12月28日。
鲁一士著、贺麟、郭本道译：《黑格尔学述》后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
张君劢：《黑格尔之哲学系统与国家观》，《民族复兴之哲学基础》，再生社，1936年，225页。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三编，商务印书馆，1961年。
张君劢：《民族复兴运动》，《再生》一卷十期，1933年2月20日。
张君劢：《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振作时期》，《再生》二卷三期，1933年12月1日。
关于近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心态，最精彩的当属列文森的相关研究。参见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以及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张君劢：《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振作时期》，《再生》二卷三期，1933年12月1日。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31—32页。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四期，引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763页。
张纯明：《民族自信心的复兴》，《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12月13日。
胡适：《自信与反省》，《独立评论》103期，1934年6月3日。
胡适认为传统文化的成果不过有三点，“第一是最简易合理的文法，第二是平民化的社会结构，第三是薄弱的宗教心。”梁实秋也提出三点，“第一是中国的菜比外国好吃，第二是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的舒适，第三是中国的宫室园林比外国的雅丽。”张奚若认为，“宫廷式的建筑及写意式的山水画”还值得一提。这种将一个民族的文化总结为某些要素的做法，确实适合于批判和反省。况且除了胡适的态度还较为认真，其他几人则颇有调侃的味道。
他们文化建设主张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四期，引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767页。
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9日。
胡适说，“全盘”意味着百分之一百地“西化”，而“充分”则是要求“尽量世界化”，以为如此便可以团结比如像吴景超这样只主张百分之九十“西化”者为同路人。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23日。
吴景超：《自信心的根据》，《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7月7日。
《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大公报》社评，1934年5月15日。
萨孟武：《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分析》，《民国丛书》第5编20册（据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版影印），上海书店，1996年，74—79页。
梁启超对于伯伦知理的介绍与当时日本知识界的关系，参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伯伦知理对民族与国家的区分如下：“民族者，各种职业不同地位不同之人民的结合，其种族、情感、精神之同，由于其语言、风俗、文化之同，因此有觉其为一体而有以自别于外人；至其是否立于同一国统治之下，可不计焉。”“国家者，有政治组织之人民，居于一定领土之上者也。”参见张君劢：《立国之道》，引自黄克剑编：《张君劢集》，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三，群言出版社，1992年，251页。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收于《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
张佛泉：《邦国主义的检讨》，《国闻周报》十一卷四十期，1934年10月8日。
萨孟武的看法，“民族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最初出来领导民族运动的，必然是有产阶级。萨孟武：《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分析》，《民国丛书》第5编20册（据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版影印），上海书店，1996年，80页。而张佛泉也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必须经过一定的民族运动的洗礼，否则只是具备民族的特征，仍然不是“邦国”。张佛泉：《邦国主义的检讨》，《国闻周报》十一卷四十期，1934年10月8日。
张君劢：《立国之道》，引自黄克剑编：《张君劢集》，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三，群言出版社，1992年，252页。
张佛泉：《邦国主义的检讨》，《国闻周报》十一卷四十期，1934年10月8日。
张君劢：《立国之道》，引自黄克剑编：《张君劢集》，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三，群言出版社，1992年，251页。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张佛泉：《邦国哲学的改造》，《再生》一卷十一期，1933年3月20日。
胡适对这位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学子相当赏识，“《国闻周报》（x.44）有张佛泉之《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其言甚有理，末署Cambridge，Mass［剑桥，麻省］，似是哈佛学生，当物色其人”，他称赞此文“为近年政论中最有见地之文”。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3年11月6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张佛泉：《邦国哲学的改造》，《再生》一卷十一期，1933年3月20日。
《国民须有几种基本观念的改革》，《大公报》社论，1934年4月30日。
张佛泉：《邦国主义的检讨》，《国闻周报》十一卷四十一期，1934年10月15日。
柳诒徵：《“死马当作活马医”》，《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阮毅成：《政治的轨道是什么？》，《时代公论》第92、93合刊，1934年1月1日。
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5月5日。
张佛泉：《我们对政治应取的态度》，《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6日。
马君武：《立国精神》，《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5月12日。
雷震：《救国应先恢复民族精神》，《时代公论》第29号，1932年10月14日。
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5月5日。
《国民须有几种基本观念的改革》，《大公报》社论，1934年4月30日。
黄炎培：《如何唤起民众》，《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8月30日。
蒋廷黻：《民族主义不够》，《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9月15日。
胡适：《新年的梦想》，《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月6日。
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
张纯明指出，“我们是已经放弃了‘无为’的政治哲学，而采纳了西洋十九世纪以来‘有为’的政治哲学。这个根本的改变并非是偶然的、自动的，而是出于环境的逼迫。本来‘无为’和‘有为’，是各国政治史上所必经的阶段。在产业革命以前，欧洲的政治何尝不是‘无为’？积极有为乃是近两百年来的事，是近代国家与中古国家划分的关键。”张纯明：《积极政治与消极政治》，《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10月4日。
《九一八四周年》，《大公报》社评，1935年9月18日。
张纯明：《民族自信心的复兴》，《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12月13日。
《中国之前途》，《大公报》社评，1936年11月31日。
黄克剑编：《张君劢集》，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三，群言出版社，1992年，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