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作的完成，要感谢那些前辈学者在中国知识分子方面所作的具体研究。本文涉及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有关知识分子个案和群体的研究，近来学界已有相当的成果。有关胡适、丁文江、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研究，都有专著出版。其他人物也有论文或相关著作问世。另外，本书的资料主要来自当时几个知识分子群体所办刊物，同时也包括了一些时人的回忆录、日记、书信、论著等。
本书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的时候，主要以几个重要知识分子群体所办刊物的言论为中心。其中包括了胡适等创办的《独立评论》，张君劢等创办的《再生》，南京中央大学杨公达等创办的《时代公论》以及《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等，这基本上构成了思想界的主体言论。但是并不是说除此以外其他的公开言论就不算“思想界”的一部分了。为免挂一漏万，在全书的叙述中，我主要是以思想界所关切的问题的形式展开的，因此在涉及到相关问题时，会将关注此问题的其他有关言论也纳入进来讨论。在我看来，30年代思想界的主题是中国政治出路的思考，这包括了四个主要方面，其一，“国难”之际国家意识的提升，这是“国家”问题；其二，对于国民党“党治”的批评和要求“宪政”的趋向，这是“政党”问题；其三，有关民主与独裁，究竟哪个是中国发展的方向，这是“政制模式”问题；最后，究竟该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社会改造”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意识构成了思想界的核心内容。本书第一章将简单概述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界”，二到五章围绕这四个具体问题展开。
注释：
①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参见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与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②参见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关于1920年代的思想界的系统论述，参见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裂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2期。
④参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⑤参见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JeanChesneaux，FrancoiseLeBarbierandMarie-claireBergere，Chinafromthe1911RevolutiontoLiberation，(NewYork：RndomHouse，inc.，1977)pp.190-205.以及上引易劳逸书。
⑥参见上引易劳逸书。
⑦对于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方式的高度评价，参见亨廷顿著、江炳伦等译：《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⑧参见费约翰著、李恭忠等译：《唤醒中国》，三联书店，2004年。
⑨参见邹谠著：《20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⑩参见王奇生：《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王奇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关于国民党组织运作的系统研究，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7、11号，1932年4月22日、1932年5月13日、1932年6月10日。
国民党借着“清党”，实际上大肆逮捕和通辑了工商业界的许多无辜人士，这也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臣服于新政权。科伯尔和易劳逸都认为，国民党政权所重视的是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利益，只要需要它可以利用政治权力来对付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威胁，无论这个威胁来自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学生。帕克斯·M·科伯尔的观点，参见氏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
参见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于氏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参见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收于氏著：《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1页。
30年代学者曾经掀起一个研究“宪政“的高潮，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的热情。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有，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谢正民编：《中华民国立法史》，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吴经熊、黄公觉著：《中国制宪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此外民国“宪政”研究的其他重要著作有，王世杰：《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29年。平心：《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海进化书局，1941。谢扶民、钱端升、萨师炯：《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1945年。荆仁知：《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关于“知识分子是什么？中国到底有没有知识分子？”的论争仍然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还引起其他一些争议，比如中国哪些人够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了，这里只列举笔者认为重要的几本。安东尼奥·葛兰西著、葆煦译：《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赛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科塞著、郭方译：《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弗·兹纳涅茨基著：《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关于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有，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收于氏著：《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章清用“权势网络”的分析工具，探讨了《独立评论》群体在政府和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力。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近来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但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种趋向是令人担忧的，即习惯于把“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两种西方理论混为一谈。孔飞力曾指出，中国史学界对于“公共领域”的兴趣，陷入了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相似的误区，即陷入一种“中国也有”的情节。孔的观点以及魏斐德、罗威廉关于“公共领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讨论，均收入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公共领域”理论的基本内容，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译林出版社，1999年。一种比较妥当的做法是，把论争“中国有没有公共领域”的问题转化为对历史上“公”的观念的研究。关于中国历史上“公”、“私”观念的讨论，参见（日）沟口雄三著、索介然、龚颖译：《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展开》，中华书局，1997年。（日）沟口雄三著、井口静译：《公私》，收于贺照田编：《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学术思想评论》第10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美）田浩：《陈亮论公与法》，收于氏编、杨立华等译：《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陈的著作对《独立评论》群体（包括读者群和作者群）的构成有着系统的研究。参见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
关于《大公报》的专著主要有，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方汉奇、吴廷俊：《〈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贾晓慧：《〈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任桐：《徘徊于民主与民本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另外有关《大公报》的各种回忆和资料也已经大量出版。主要有，《大公报历史人物》，香港：香港大公报出版社，2002年。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方豪：《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年—1949年大事纪实录》，重庆出版社，1993年。以及复旦大学选编的一套大公报资料（共5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比如褒扬主张“民主”政治的能够坚持自由主义的理想，而倾向“独裁”政治的则被指责为缺乏远见。涉及民主独裁论争的论著很多，主要的可以参见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三十年代民主与专制的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顾昕：《民主思想的贫瘠土壤——评述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收于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值得注意的是，余英时和姜义华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也牵涉到如何认识20世纪以来的“独裁”政治趋向，当然也包括30年代的这场民主与独裁论争。余先生以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为比较对象，认为中国各政治派别缺乏明确的保守倾向，只是在激进的程度不同上有所区别；姜先生则恰恰相反，认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保守主义是主流。姜先生倾向于把“独裁”、“专政”的主张都归入保守政治之列。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收于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关于中国是否有自由主义的传统，雷池月和王彬彬持否定态度。雷的文章指出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丁文江等人，虽然宣传自由主义，但是在现实政治选择中却不是导向“左”就是导向“右”；王更是指出，自由知识分子往往在关键时候都是认同独裁政治的。朱学勤和徐友渔等人则认为中国存在自己的自由传统。他们的文章都收于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谢泳一直致力于重塑中国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认为胡适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郜元宝则倾向于鲁迅。均收于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从书中收录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试图清理胡适和鲁迅所代表的两种自由主义的路向，并且在谁可以代表中国自由主义这一点上，存在着争议。
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关于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离合》，《学人》第4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参见章清：《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自由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图景》，收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台北：桂冠出版公司，2002年。有关《独立评论》群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参见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共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有关胡适研究的主要著作，参见（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耿云志：《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章清则对胡适群体作了考察，参见氏著：《“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参见（美）夏绿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86页。
关于张君劢的研究大陆主要有，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许纪霖：《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者历史旅程》，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吕希晨、陈滢：《张君劢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陈先初：《精神自由与民族复兴：张君劢思想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台湾对于张君劢的研究非常重视，主要集中在张的宪政主张和儒学思想，参见薛化元：《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的辨证发展：张君劢思想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杨永乾：《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何信全：《张君劢论儒学与民主社会主义》，收于氏著：《儒学与现代民主——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将张君劢与“新儒家”相联系在学术界是普遍的，比如黄克剑选编的《张君劢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是现代新儒家八大家选集其中的一本；吕希晨、陈滢亦选编：《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的“当代儒学丛刊”也收入了一些有关张君劢研究的论著。但是正如余英时反对将钱穆归入“新儒家”、反对把“新儒家”概念泛化一样，近来也有学者反对将张君劢简单地归入所谓“新儒家”之列。余英时的文章《钱穆与中国新儒家》，收于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至于张君劢主张“宪政”和他对儒学的解释之间的关系，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他似乎没有明确的“新儒家”的那种“开出说”。
有关张东荪的研究，参见詹文浒：《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世界书局，1936年。左玉河：《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