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种经济力量按照其经营主体可以分为五类：1.私人；2.合作社；3.地方团体；4.私人企业立于国家监督之下；5.国家。就财产享有与利益的分配而言，则可以分为：1.工人兼为股东，分享股利；2.私人在大企业中所得之利益，受国家之限制；3.国营事业之利益为全社会所共有。此种多元的所有权与分配方式的共存，将使得“公平”得以在生产和分配的领域得到实现。“要之，合此种种营业方式与私有公有之财产，划定相当比例，以部勒全国私人公人之经济行为，又何国富为少数人所垄断之足患，庶几社会公道之目的达矣。”参见记者（张君劢、胡石青）：《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这是张东荪在四十年代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些价值和理想都通过苏俄的一系列政策，在人间得以实现了。参见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
参见孙有中著：《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J.R.Levenson：“History"and“Value"：TensionsofIntellectualChioceinModernChina，inArthurF.Wright：StudiesinChineseThought，(Chicago&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3)，pp.146-19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2年12月2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适：《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9月29日。
转引自孙有中著：《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1页。
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参见孙有中著：《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季廉：《美国政治有无希望》，《国闻周报》第八卷第二十六期，1931年7月6日。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十四、十六章，岳麓书社，2003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蒋廷黻：《欧游随笔》（二），《独立评论》第124号，1934年10月28日。
蒋廷黻：《欧游随笔》（三），《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11月4日。
同上。
蒋廷黻：《欧游随笔》（二），《独立评论》第124号，1934年10月28日。
引自愈之：《罗素新俄观的反响》，《东方杂志》第18卷第8号。
诸青来：《对于苏联的另一种观察》，《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蒋廷黻：《欧游随笔》（三），《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11月4日。
丁文江：《我的信仰》，《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5月13日。
西滢：《苏俄的青年》，《独立评论》第129号，1934年12月2日。
蒋廷黻：《欧游随笔》（四），《独立评论》第128号，1934年11月25日。
蒋廷黻：《欧游随笔》（六），《独立评论》第132号，1934年12月23日。
西滢：《苏俄的青年》，《独立评论》第129号，1934年12月2日。
引自愈之：《罗素新俄观的反响》，《东方杂志》第18卷第8号。
这段话是胡适旅俄时，负责接待他的Rothstein对胡适讲的，此人为苏俄外交委员之一。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8月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收于《政治论文》，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
同前引。
张东荪：《书评》，《再生》创刊号。
丁文江：《评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参见（美）夏绿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作者的话，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丁文江：《评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参见丁文江：《苏俄旅行记》，收于《游记两种》（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月21日。
参见罗素著、何新译：《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59年。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133页。
参见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16日。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刊》第3卷，126页。
丁文江：《苏俄旅行记》，《独立评论》114号。
西滢：《苏俄的青年》，《独立评论》第129号，1934年12月2日。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162页。
蒋廷黻：《欧游随笔》（五），《独立评论》第129号，1934年12月2日。
参见（美）夏绿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81—182页。
蒋廷黻：《民族主义不够》，《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9月15日。
蒋廷黻：《欧游随笔》（五），《独立评论》第129号，1934年12月2日。
张东荪：《生产计划与生产动员》，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张东荪：《书评》，《再生》创刊号。
参见费约翰著、李恭忠等译：《唤醒中国》，三联书店，2004年。
参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以及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317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
《如何善导青年思想？》，《大公报》社论，1935年3月15日。
陈衡哲：《心理健康与民族的活力》，《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5月26日。
陈衡哲：《青年的康健问题》，《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月27日。
程其保：《我国大学教育之估值》，《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
何浩若：《覆一个青年的一封公开信》，《时代公论》第7号，1932年5月13日。
法国1968年青年运动的口号，就把“性”与“革命”联系起来。可以参见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梁实秋：《青年的思想问题》，《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2月24日。
参见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39页。
沈从文：《禁书问题》，《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九期，1934年3月5日。
甚至，毛泽东也批评党在“一二九“运动中有过于“左倾“的做法，参见高文华：《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参见亨廷顿著、江炳伦等译：《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2月15日。
一位义愤的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激于爱国的热情放出一声惨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学们的猛醒，这你能说是不正当么？！这你能说是轨外行为吗？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这位学生署名是“将来杀你的人”，可见当时学生中的激进情绪。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5年12月11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丁文江：《所谓青年的道德问题》，《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5月19日。
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3月24日。
吴俊升：《论国难期内的教育》，《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2月16日。
杨振声：《今后教育应趋重之方向》，《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9月1日。
张其昀：《国史与青年》，《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6月28日。
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5月31日。
《今日之青年问题》，《大公报》社论，1935年1月11日。
《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
景文：《反共战线》，《再生》2卷10期，1934年7月1日。
丁文江：《评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1月7日。
张东荪：《阶级问题》，《再生》1卷4期，1932年8月20日。
张东荪把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编成《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由再生社出版。叶青对于张东荪的批判作了严厉的反击，参见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辛垦书店，1934年。关于罗素对马克思的哲学批评，参见胡适：《新唯实主义》，原文刊在《最近五十年》之《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申报馆，1923年。
参见拉斯基著、黄肇年译：《共产主义论》，新月书店，1930年。关于拉斯基对丁文江在这一点上的影响，傅乐诗的观察很准确。参见（美）夏绿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86页。
立齐（张君劢）：《共产党变更方向与人类德性之觉悟》，《再生》4卷9期，。
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丁文江：《评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1946年3月28日），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88页。
《张君劢致毛泽东的一封信》（1938年12月10日），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83—85页。
立齐：《共产党变更方向与人类德性之觉悟》，《再生》4卷9期。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2年12月5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记者（张君劢、胡石青）：《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帕克斯·M·科伯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98—99页。
引自何廉：《“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赋”》，《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0月20日。 JeanChesneaux，FrancoiseLeBarbierandMarie-claireBergere，Chinafromthe1911RevolutiontoLiberation，(NewYork：RndomHouse，inc.，1977)pp230—231。
蒋廷黻：《民族主义不够》，《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9月15日。
参见AlifDirlik：MassMovementsandtheLeftKuomintang，ModernChina，Vol.1，No.1(Jan.，1975)。
陆宝千：《中国国民党对总理遗教解释之确定》，收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年。 JeanChesneaux，FrancoiseLeBarbierandMarie-claireBergere，Chinafromthe1911RevolutiontoLiberation，(NewYork：RndomHouse，inc.，1977)p193。
参见丁文江：《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0月13日。吴景超：《耕者何时有其田？》，《独立评论》165号。
何廉：《“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赋”》，《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0月20日。
《足食运动之基本工作》，《大公报》社评，1935年1月8日。
参见陈鹤琴：《江西保学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省教育厅编：《赣政十年》，1941年。
《土地政策亟待实施》，《大公报》社评，1937年5月23日。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64—165页。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史略与模式》，《大公报》经济周刊，1937年4月14日。（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引自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史略与模式》，《大公报》经济周刊，1937年4月14日。
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以及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书店，1939年。（民国丛书影印本）
参见（美）艾恺著、林镇国译：《梁漱溟——以圣贤自许的儒学殿军》，收于《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
引自陈序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11日。
记者（张君劢、胡石青）：《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陈序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11日。
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独立评论》第118号，1934年9月16日。
参见郑大华著：《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4年。
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
胡适：《建设与无为》，《独立评论》第94号。蒋廷黻：《建设的前途不可堵塞了》，《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3月11日。
参见（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