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决口合龙后，吴大徵奏请设立河图局，聘请刘鹗担任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以协调黄河下游各省的统一治河。为了弄清黄河经常发生水灾的原因，寻找从根本上治理黄河的办法，刘鹗不辞辛劳，身临一线，终日“奔走河干，与波涛相出没”。经过十个月的实地勘察，他完成了河南、河北、山东三省黄河的测绘，绘成《豫直鲁三省黄河图》，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治黄资料。一八八九年，正当刘鹗测绘黄河期间，山东境内的黄河又连续多处决口。刘鹗便被山东巡抚张曜商调到山东参与治河。
但是，刘鹗的结局是悲惨的。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他曾以贱价向俄军买太仓储谷，赈济北京饥民，不料数年后被弹劾，以私售仓粟罪流放新疆，在乌鲁木齐市因脑溢血病逝。
七
纵观历史，黄河的安定与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密切相关。国家统一，国力强盛，黄河总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综合治理、开发利用，黄河的安宁，又使黎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国家总能安定和昌盛；国家分裂，国运衰微，黄河总被忽略，被遗忘，黄河的频频泛滥，又使大批民众夺命四奔，疾疫刀兵横行。更有甚者，统治者凭借这条流动的长城，损民肥己，以水代兵。
中国古代历史恃强欺弱，优胜劣败，侍权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喜怒笑骂，总是强劲地影响着历史的航船。被历史学家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乱臣贼子而唾骂了近两千年的王莽夺了汉平帝的皇帝宝座后，托古改制，引发了西汉末年一场空前灾难。公元十一年，黄河在河北大名县以东决口，酿成了黄河历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道。当时，王莽害怕黄河决口淹没他的王姓皇族坟墓，担心极了。结果河水向东泛滥，没有殃及坟墓，焦头烂额的王莽决定不堵塞河堤，黄河泛滥横溢了半个多世纪。
世事沧桑，说的太多太久总令人烦，还是省点时间和笔墨，讲一讲离我们熟知又让人伤感的中国近代史吧。
晚清，战争频繁，内忧外患，兵连祸结。频繁的军费支出、战后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财政长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中，尽管道光皇帝衣着朴素，但根本拿不出足够的资金用于治理水患。一八四一年，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当时道光王朝上上下下忙于战事，浩繁军费已无从筹措，面对决口后水围开封达八个月之久的危机形势，好不容易才凑够五百万两，几经周折，直到第二年将决口堵住。不料，几个月后，黄河再施淫威，在桃源决口，大水过后，一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深感责任重大，建议朝廷采取措施，在决口以上进行筑坝、挑河，治理下游水患。但刚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清政府已被军费、赔款压得喘不气来，囊中羞涩，哪里顾得上治理黄河。
咸丰七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汹涌的洪水向东北流至山东，穿运河，改由大清河入海，史称第六次大改道。当时东南半壁江山被太平天国占领，大半个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者在“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从可筹”的情况下又怎能抽出手来堵筑决口呢？由于无力堵筑，只能任其横流，使山东等省饥民遍野，饿殍塞道。两次刻骨铭心的鸦片战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特权，大量的鸦片输入导致国内鸦片种植之风日盛。全国各省几乎都有种植，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成为罂粟盛产之地。种植鸦片，粮食减产，民风日下。
尽管这样，不幸的黄河，无穷无尽地滋养了我们。说得近一点，有了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前期，黄河还直接成为中国西部的坚强屏障。它庇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使作恶多端的日寇终未能染指三秦大地，西部因此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本营和大后方；它成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因素。“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成为动员和凝聚全民族的时代最强音。
就是这样一条河流，曾发生过攻城淹军的典故，而且在中华文明史上越演越烈。春秋战国，打打杀杀，好不热闹。以邻为壑，以水为兵没完没了。其中掘开黄河最早的一次记载是在公元前三五九年，楚国攻打魏国，掘开黄河南岸大堤，用水淹魏国重镇长垣城。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就连防水攻的军事专著也问世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黄河，古代中国这种战争范例会不会减少呢？这的确是政治军事学上一个真正的大学问。他们只要看到胜利在望，这种邪恶便无所顾忌。他们无须考虑，他们只知道这里地理位置重要，生存条件便利，“得中原者得天下”，使黄河一次次成了兵家争夺之地，成了军事武器和军事手段。这样，黄河就要比中国任何一条河流不幸得多。不间断的便捷使用几乎摧毁了每一座城池，留下一片不像样子的荒野，在叹息声中再生。
唐朝末期，藩镇割据。节度使朱全忠杀人如麻，投尸黄河，对手下大声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听了朱全忠这番话，年仅十四岁的傀儡皇帝身边的达官们个个惶骇万状，汗流浃背，屁滚尿流，一下子软了下来。公元九〇七年，朱全忠自立为帝，唐朝宣告结束。接着，中原一带祸乱继起，兵革不息，短短的五十三年时间里，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和十个割据政权。后梁为了阻止后唐李克用父子的骑兵南下，以水代兵，曾经三次掘开黄河堤防，造成山东、河南一带水灾不断，致使黄河流域耕地减少，人民流离死亡，膏壤沃野的中原地区变成了贫瘠的灾区。
这种超常的热闹水战，令双方筋疲力尽，难解难分。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再次移向黄河，那一脉维系刚刚诞生南宋政权生命线的泱泱之水。公元一一二八年，当金兵的马蹄疾驰奔向黄河时，南宋政府掘开黄河企图阻止金兵。结果，大水环绕梁山，吸呐了无数天下豪杰进驻梁山，招旗呐喊。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四大名著《水浒传》引起了国际文坛的长期关注。
像历次以黄河视为天然屏障一样，掘开过程无疑充满了与自然的拼死搏斗，人情与兽性在一场场前仆后继的拉锯战中徘徊、抗争。这些典故，给我们一段关于生命意志和文化性格的阐释，留给后人的只有无言的祭奠。
正是这种祭奠，终于，又再次降临了。一九三八年，为阻止日寇继续西进，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炸开了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引黄河水阻敌。黄河又南流入淮，淮北平原顿成泽国，河南、安徽、江苏省四十四县市，一千二百多万人一夜之间成了灾民，八十九万人死于洪水、饥饿和疾病。
掘开、泛滥、堵住，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疏离感和悲剧美的思考。如今，中国将在安澜的黄河面前，奋力挖潜无尽的资源宝藏。
八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是在治水的漫漫征途发展起来的，政权的合法性，领袖的权威性均产生于能否兴修水利。黄河既是中国人的母亲河，又是中国人的敌人。中国古代的整个政治架构与治水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相得益彰。
“治水者治天下”。讲求水利的中国人，过早地建立起一整套官僚体制：繁杂的水利机构和众多的官吏。
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黄河与扬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国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农业的发达，河道工程官吏的势力不能不增加起来。名声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绩，即在于调制河流，整顿山川。
魏特夫的这一观点，引起后人苦苦思索。中国古代最大的忧患是黄河水患，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专家。中国的统治者喜欢用“治水”来比喻对国家的治理。汉成帝建始四年，黄河决口，消息震惊中原，震惊了汉成帝。汉成帝召集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商讨抢险救灾的紧急大事。金殿内外，一片寂静，满朝文武官员，一个个低头不语。汉成帝急得面如土色，拔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交给河堤御史尹忠，命他抢险救灾，若有不听调遣者，先斩后奏。尹忠星夜赶到瓠子口，见浊浪排空，束手无策。他深知君命难覆，便投水自杀了。
尹忠自杀后，双成帝坐卧不安，他立即传下诏书，布告天下：不论朝野上下，凡能治理黄河，力挽狂澜，拯黎民于危难者，官封一品，重赏千金。这诏书印成榜文，飞传全国，贴满各州府县。文弱书生王延世，终年苦读寒窗，专攻天文地理，深解李冰的治水之道。王延世揭榜应诏，日夜兼程，奔赴黄河。他率领抢险大军，采用李冰的治水经验，伐淇县之竹，编竹笼，装卵石，围堤护岸。这样奋战了三十六日，终于筑成一座都江堰式的偶槎长堤，平息了瓠于口的水患。
水患平息后，成帝大喜。他派一位钦差大臣率领仪仗队，远迎王延世于黄河边上，并在太和殿内举行庆功大典。在隆重的典礼上，汉成帝封王延世为光禄大夫，赐御酒，赏千金，并将建始四年改称“河平元年”，以示纪念。
有了这一理论，才有了汉武帝刘彻、康熙的运筹帷幄，才有王景、潘季训、靳辅、刘鄂的聪明才智。
明清两代，将治水的成败提高到统治者自身生存的命脉上来。明武宗正德年间，设总督河道御史，后又加提督军务衔。清代设江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清江浦；山东、河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济宁。前者简称南河，后者简称东河。另有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由直隶总督兼任。
河道总督兼治河渠，疏浚堤防，相当于封疆大吏，简称河督、河台。然而恰恰在晚清，河督代表了贪污腐败的顶峰。治水难，需要经济实力同时还需要领导人的号召力和决策能力，因此有时治水的成败可成为政府威信廉洁的标尺。
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魏源，把黄河泛滥、水灾频繁的重要原因归结为政治腐败。孙中山一针见血：“中国人民遭受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不保障”，“所有的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痨病的主要原因。”
为民而廉，为国而清。翻开史料，重视治水必带来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而政治腐败必然忽视治水。治水常和一个地方官员的廉洁和勤政的业绩相联系也似乎成了规律。晚清河务官员严重腐败，致使河政中弊窦丛生，大量的河防经费被治河官员以各种手段贪污、挥霍，河防工程质量每况愈下，全国大江大河得不到有效治理，连年决堤，泛滥成灾。
清朝所花的河防经费，超过以前的任何一朝，而且不断增加。道光以后，河工支出动辄六百万两以上，三河每年开支常在七至八百万两，计划外的开支日渐增多，堵决口、启闭塘坝诸项大工程费用呈连年增加趋势。费用逐年增加，导致清朝财政入不敷出，“河工几耗三分之一”，几乎是“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然而开支愈大，黄河决口的次数越多。中国人不禁大声问，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大量河防经费并没有真正用于河防，被河官挥霍了。河官的奢侈靡费是大部分河防经费的主要流向。
奢侈靡费的生活背后就是贪污，向上虚报、招养食客、馈赠亲友、贿赂官员、偷工减料、层层克扣现象司空见惯。道光末年两江总督李星沅的幕僚金安清在他的《水窗春呓》中写道：
河患最盛，而水衡之钱亦最糜。东南北三河岁用七八百万，居度支十分之二……其中浮冒冗滥不可胜计。
整个河政都是这个景象，几乎一切稍稍有点文化良知的人都已看不下去。不无忧虑的金安清提出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改革方案，他以为，即使在十年以后，“岁需一百万，仍可永庆安澜”，这一百万中，五十万用于工程，其余五十万用“赡公中之私”。
这个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方案，可以作为研究河防经费浮冒的素材。什么素材都可以，但我更看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金安清末必叹息。
在这种悲哀的叹息声中，你不贪就别挡他人的敛财之道。你和我不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就滚得远远的。同治年间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讲了这样两个故事，大意是：
苏廷魁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他和河南巡抚一起奏请朝廷，要求拨一百万两白银堵塞决口。苏廷魁是一位正直官员，他亲自监督施工，亲自购买救灾物资，工程结束后，还剩三十万两白银，巡抚主张将余款瓜分，苏廷魁不同意，坚持把余款奏缴国库。巡抚十分生气，没有满足他的欲望，万分痛恨，奏弹之。户部因为向来河工告成，没有不浮冒虚报的，外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贿赂部里，遂不驳。现在苏廷魁缴还余银，除此陋规，吏部也万分痛恨。结果部里想方设法在苏廷魁的奏折里挑出不合例数条，同参，这位不同流合污的官员被解职回家。后来，任道镕被任命为河南巡抚，正值某处决口，他请求向部里缴还剩余的钱，结果也是被奏劾，解职回家。
苏廷魁、任道镕的这种举动，“损害”了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利益，破坏了业内的潜规则。欧阳昱记录完这两个故事后，掷笔于桌上，望着昏黄的滚滚黄河，感叹道：“盖河工积弊，以夸张其事，多请公款为能事，开报虚数，各饱私囊为长策，而二公于污秽之中，独欲显其清廉，宜乎犯众忌而不得安于其位也”。连魏源也叹息了一声“靡费罪小，节省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