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寻求生活的理想价值，以新的审美意象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这其实在80年代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已经出现，只是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莫言的《红高粱》已经表现出浓厚的民间理想。80年代末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早在他的短暂的诗歌生涯中响亮地喊出了民间的理想主义。这些早期的探索与尝试为90年代的民间理想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它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是穷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难命运时所表现的正义、勇敢、乐观和富有仁爱的同情心，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热烈，并富有强烈的生命力冲动，但事实上，这样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见容于正统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意识，但从艺术上则提供了新的审美空间和理想坐标。
作家余华在90年代连续发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完全改变了他在80年代的创作风格。这两部作品深刻描写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城镇社会中下层人民所遭遇的日常性的苦难，余华利用这个题材探讨中国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尤其是许三观的故事，写出了普通老百姓在苦难重压下仍能保持幽默、乐观、顽强生存的人生态度。余华把这些幽默、乐观置于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背景下给以表现，成功地挖掘出长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国民间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这些作品揭露了现实生活的严峻性，驱除了个人主观意识的形态化，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被拉到最为接近的地步，生动表现了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民面对苦难的无所畏惧的本色。
民间的理想具有民间生活的自身逻辑性。王安忆结合民风民俗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于9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长恨歌》，在表现上海这座城市从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过程时，有意淡化了政治性的历史事件，突出民间生活的自然状态，她通过上海市民王琦瑶一生的悲喜剧，展示出丰富的都市民间的历史文化记忆。
《长恨歌》主要写小市民王琦瑶的人生三部曲：年轻时代参加上海的选美活动，一举成名，随即又成了国民党某要员的外室；中年时代蛰居上海弄堂，与一群游离于体制外的市民整日沉浸在怀旧中，并演出了一场多余人的爱情悲喜剧；老年时代适逢改革开放，旧上海的繁华梦又重新发出迷醉的诱惑力，结果吸引了一批粗鄙腐烂的寄生者，作为旧梦象征的王琦瑶被谋杀。小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象征了上海近40年的命运，意蕴丰富地表现了上海的市民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与魅力。
当代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民间文化形态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理想的多元性，每个作家根据不同的民间生活形态对理想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如张承志从80年代中期起就深深地扎根于伊斯兰民间宗教文化中，他的《心灵史》宣扬了伊斯兰教中某一教派的历史和教义，强烈批判了现实社会对于肉欲的狂热追求；而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则通过对大地之母的衷心赞美，表达出一种与生活大地血脉相通的文化精神。其他如莫言、王安忆、李锐、韩少功、陈忠实等作家虽然表达的民间理想均不相同，但由于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能在个人视角下展示出多元的社会价值体系。
事实上，民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世界，民间理想是以历史与现实发展过程中的某种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所以，在强调民间世界的理想性时，作家不能不意识到它本身还掺杂了污垢的因素。许多作家在表现民间的理想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特点。较为典型的是李锐的小说。
李锐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青”，他在小说世界里始终贯穿了知识分子面对民间的复杂心态，一面揭示出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一面也揭示了民间不为人知的愚昧状态。他的系列小说《黑白》、《北京有个金太阳》和《行走的群山》完整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幼稚的理想与农村民间文化之间的复杂的较量，而知识分子最后不得不失败的过程。
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则尖锐地写出了“矮人坪”的民间世界与代表着官方意志的权力之间的对立。矮人坪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世界，那里贫穷落后的男人们共同供养了一个女人暖玉，当权力者为了争权夺利想通过暖玉来整人的时候，矮人坪的拐叔为了维护丑陋的“公妻”制度而自杀。
小说从矮人坪的民间社会关系来看暖玉的处境，矮人坪的男人在守护这种耻辱的秘密时恰恰又体现出对人性的爱护，与权力者出于卑鄙政治目的的“理想主义”相比，矮人坪的民间道德还是体现出一定的人性力量。矮人坪的民间社会处于极端软弱和愚昧的境地，但他们都不顾一切，甚至舍弃生命，维护着自己特殊的文化形态和原始正义。尤其当富农拐叔自杀后，矮人坪的农民在葬礼中显示了民间自在的道德力量和文化魅力。
关于民间立场的理想主义创作中，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和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在展示民间文化形态时，也相当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文化的复杂性。
90年代文学的转型
90年代，中国文学同80年代相比，有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
一、泛商品化的文学盛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急速提升，文学迅速面向市场进行了大幅度的自我改组。有的作家频频投入影视创作，在平面媒体这个最大众化的领域放大了自己的身影，同时也逐渐将文学创作“资本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商业利润。有的作家与出版社联合操作，炒作“选题、写作、包装、精心策划”的一条龙流程，达到作家品牌化的目的。
商业不但表现在文学生产的社会过程中，也制约着文学创作的思维轨道，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长篇小说数量的猛涨。假如把这些长篇小说置于艺术分析的透镜下稍稍一看，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叙述泡沫，其实是人为拉长的中篇、短篇小说，这个“小说最长化”的奥妙，自然是文化工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起作用。
二、文学走进大众生活。从50~80年代，宏大叙事在中国文学中是作家至高无上的追求。文学文本中充满“时代”、“历史”、“阶级”、“未来”等庞大的话语，显示着作家的圣洁情结。
90年代的文学截然不同，很多作家将立足点悄悄移动到个人体验上，以平视的角度，叙述普通人“一地鸡毛”式的甜酸苦辣。连军旅文学这个“红旗半卷出辕门”的慷慨之地，也空前地“向内转”，《醉太平》、《突出重围》等大量作品浓墨书写军人们的儿女情长。这一转变，也使女性文学蜂拥而出。以往在宏大叙事的框架里，女性作家温情脉脉的个人化的想象没有合适的地位。90年代的日常叙事语境，顿时打开了女性写作的所罗门之瓶，色彩斑驳的女性“私语”、“密语”飞流直下，令人叹为观止。
三、休闲文学占据市场。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80年代的文学以思想解放为主导，“反思”、“启蒙”的立场清晰可见，同样伫立于新的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大旗下。其间虽然有一些“无主题变奏”，但无碍大局。而90年代的文学淡化了模式，开始了转化的历程。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引人注目：一是文学的娱乐性大大膨胀，使文学从以往的“饭前祈祷”变调为大众化的“饭后消遣”。金庸小说的盛行，正是这个变化的一个侧面。二是性文学悄然兴起，作品的视角逐渐转到人的下半部，从原欲、情欲角度窥视人生，并将所见所思毫无顾忌地倾泻到社会公共空间。
90年代文学的转型，意味着巨大的价值断裂。这类转型，必然包含着深刻的裂变与痛苦。痛苦来自作家自我扬弃中的回肠九转：惆怅、焦虑、恐惧、压抑、震惊、孤独、荒诞……可是，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却很少表达出这些痛苦的情绪。相反，作家投入市场狂欢的得意感和批评家出席“理论聚餐”的轻松感处处可见。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能够如此愉快地告别痛苦？难道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成熟到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境界？其实并非如此。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负载的是人的忧患。正如屈原所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丧失了痛苦的文学，必然是随波逐流的历史过客，最终被逐出人类的审美记忆。
其实，90年的文学并没有回避痛苦，90年代的作家，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之前。在他们的人生中，社会形态已经转换了好几次。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犹如赶场的演员，从一个舞台追到另一个陌生的舞台。其间可能有掌声响起来的欣慰，但品尝的自我裂变与剧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的。由此，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文学正在承受着痛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痛苦，封闭在作家的潜意识中，并没有转换为作家的文学行动，更没有升华为作家的叙述化过程？
从这里又引出了另一个文学问题：对痛苦的遮蔽。从遮蔽的角度看，90年代确实有太多的虚假快乐或快感侵蚀着作家的心理，使文学难以聚精会神地直面痛苦。在复杂的遮蔽因素中，有两个问题触目惊心：
一是物质生活的进步使作家获得了“预支快乐”，中断了文学对精神领域市场化的批判性。近代中国封建末世的积弱积贫，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奔向“富国强兵”。一个世纪的历程，基本塑造了国民精神中以物质进步为核心的现代化崇拜。文学意识也包容在这个宏大的历史图腾中，忽视了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悖论：物质财富的丰富并不一定带来人文精神的兴盛。在发展的某些阶段，人文精神甚至还会与物质积累成反比，把人淹没在物的欲望中。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情景里，作家的职责应当是人文精神、审美原则的守望者，以文学的声音警世、喻世，使社会保持健全的理想。
二是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失忆，模糊了他们的审美立场，使文学淡化了审美情感的民族性和清晰度。上述原因直接改变了90年代文学的走向，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迥异于以前任何时期。
九十年代文学现象探秘
尽管少了80年代文学轰动，也出现了社会转型期的文学混乱，但90年代的中国文学仍令人瞩目。
一系列描述90年代作家的名词，也可能表明一种现象的描述。文学的进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向前。倒是时间和精神更令人关注。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种种现象莫不是问题的提出到结论的推演。文学也因而存在于对生存与生命，思维与写作的永恒追问中。这些现象是对90年代文学的大体概括，虽不能囊托其全部，但也可以中找出主要内容。为了方便分析和欣赏，我们用了10现象来描述。
1.文学形式多元其存
90年代的汉语语境中，冲突与矛盾存在于各个层面，观念的传统与现代间，文化的本土和外来间、精英与大众间，先锋与保守间。但政治环境等的宽松，使得这些冲突与矛盾可以共享空间。以“五个一工程”为标志的官方文学，高奏主旋律，出现了一批反映重大题材、传达时代精神的作品；精英文学作为严肃作者长期积累、由血到墨的成果，有《白鹿原》（陈忠实）、《长恨歌》（王安忆）、《曾国藩》（唐浩明）、《雍正皇帝》（二月河）、《命运之书》（昌耀）等小说和诗歌；大众文学以通俗的形式写世事，但快速的增长并不能质量同步进行。香港的通俗文学作品一时风行大陆。权威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商界小说23种，总印数高达200万册；知名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台湾青年作家席绢的“豆蔻小说”16部，发行量也在100万册以上。其走红走俏存在着商业因素。官方的精英的大众的文学多无共存已经是人们意识中不可怀疑的现实。
2.都市文学独树一帜
现代化建设以城市领导农村形式发展，应景文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90年代的城市文学多表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人们的生活，深圳的《特区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开辟了以“新都市（市民）文学”专栏、专辑，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城市战车》、《晚安，北京》、《拒绝浪漫》、《找不着北》、《在男人背上舞蹈》、《西厢纪事》等“都市系列”。即使是不冠以“都市”的一批作品，如《大厂》（谈歌）、《掘金时代》（张欣）、《手上的星光》（邱华栋），也都触及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作家们以城市人的身份感受城市、理解城市、表现城市，分享着改革和现代化的困惑。一方面描绘城市人的精明、智慧和力量，一方面展示人们在商品、金钱、欲望、丑恶欲望下的妥协和挣扎。处于发育初期的都市文学等待进一步开发。
3.女性文学独立成篇
女性话题及相关的理念进入文学家庭，并独占一席之地。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等作品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女作家自以血泪化歌吟的作品，找开了一扇通向女性世界的窗口。权威文学结构适时给予了女性文学委员会，举行学术研讨会。这种重视是非常令人关注的。女性文学专家、学者和女作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命题对女性文学予以探讨。《红罂粟丛书》、《红辣椒丛书》、《金蜘蛛丛书》、《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的出版，对90年代女性文学起了推动作用。
4.个体写作方兴未艾
表现群体的写作遭遇瓶颈，表现个休的写作应时而生，并以个体来折射历史。如《在细雨中呼唤》（余华）、《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吴文光）等；或网络上，如《白夜》（贾平凹）等；或纯粹从个体角度书写私人生活、私人情感，如“私小说”、“私散文”一类的作品。拒绝流俗提倡个性，“个体写作”体现了新时代新情绪。
5.先锋文学靠近时代
先锋文学的萎缩，引起了重视，与80年代的热闹相比，90年代的冷落，必然导致人们对其省视。省视过去，吸纳合理的因素延伸“先锋文学”的价值。调整“先锋文学”的三种取向：一是坚持精神探索，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既有对传统文化新的叩问、追索或怀疑，也有对小说形态的借鉴与探寻；二是现实主义的汇入现代因素，强化时代感，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三是“先锋”不避“世俗”，推出了直面世俗、明白晓畅的新作，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格非的《半夜鸡叫》、苏童的《天使的粮食》、洪峰的《起义者》、蒋子丹的《左手》等等。现代作家更不把先锋当标准、更倾力于表现文学的可能性。
6.现实主义多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