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歌剧剧本的创作，也有一定的收获。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如《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丁毅等）、《草原之歌》（任萍）等。在歌剧《长征》（李伯钊）、《洪湖赤卫队》（湖北省实验歌剧院集体创作）、《王贵与李香香》（于村）、《小二黑结婚》（田川等）、《江姐》（阎肃）、《红珊瑚》（海政文工团歌舞团集体创作）、《红霞》（石汉）等作品中，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
还有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歌剧《刘三姐》（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集体创作），也文情并茂，颇有民族特色。以上这些歌剧剧本，有的是自编，有的是根据其他作品改编的，一般都注意了歌剧的特点，用诗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给音乐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文学的基础。
新歌剧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内容的广泛性，也为新歌剧样式、风格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加之新歌剧艺术形式的尚未定型，就更便于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因而使建国以后的新歌剧艺术形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气象。如歌剧《洪湖赤卫队》，它的题材特点就适于用湖北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作为歌剧音乐的基础；而《刘三姐》这个由广西壮族的民间传说改编的歌剧，就自然要以广西壮族山歌作为歌剧音乐的基础了。这样，不同的题材，就带来了不同的音乐基础；不同的音乐基础，就使新歌剧产生了不同的样式、风格。
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包括话剧、戏曲和新歌剧，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发展有时是缓慢而曲折的，常常落后于现实，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要求。
首先，那种深刻反映生活、震撼观众心灵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由于文学创作一直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因而影响着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高；而戏剧冲突中的生活真实性和政治倾向性，难于得到恰当的统一。
其次，戏剧创作的体裁、题材、风格，趋向于单调、狭窄，不能完全地表现艺术特色。喜剧、讽刺喜剧的创作，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在“题材决定”论等错误理论的影响下，戏剧创作不能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戏曲、新歌剧很少有自己创作的、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更多的则是对旧有曲目、作品的改编和移植。
再次，这一时期的戏剧在艺术表现手段的探索上，也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如：话剧如何加强民族化、群众化，使之更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的问题；戏曲如何积极改革唱腔和表演形式，使之适合于表现当代生活的问题；新歌剧如何吸收西洋歌剧的长处，继承民族戏曲特点，根本改变“话剧加唱”、语言缺乏音乐美的缺点，使整体剧情更加音乐化的问题等等。
建国后的小说
小说家的状况
小说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其写作情况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茅盾有过撰写长篇的计划，但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批判，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沈从文的文学生涯遇到重大挫折，他被不公正地剥夺了文学创作的权力，黯然离开了小说写作，专注于文物和古代服饰的研究。张恨水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后，转而用小说形式改编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美国。钱钟书虽然更愿意在小说创作上施展他的才智，但“时代”留给他的选择，却只有文学研究的领域。废名（冯文炳）作为小说作家，也几乎被“忘却”。
而另外一些小说家，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则不得不在取材、表现形式、作品风格上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文学时代的需要。巴金在朝鲜战争期间，到前线生活了七个月，后来，出版了以此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写过《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作品的张天翼，善于用精练的、喜剧式文字刻画社会各阶层人物，他也曾有撰写知识分子生活道路的长篇的计划，但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冲击同样没有实现。
为了体验生活，深入人民群众中间，1952年，艾芜来到东北的鞍山钢铁厂，并以钢铁工人的生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和短篇集《夜归》。《夜归》集中一些作品，如《雨》、《夜归》等，通过细腻的描写来表现新生活中的情绪，显示了作者的灵动敏感。但从整体而论，连同长篇《百炼成钢》，都表明了在题材、艺术观念和方法“转向”后所遭遇的挫折，作品并没有取得理想的艺术效果。对于艾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30年代的《南行记》。1961年，他重返云南故地，看到和30年前不同的生活景象，而写了《南行记续篇》。依然是抒情性的文笔，渲染的还是边疆风情，而叙述者的“身份”已完全改变，作品的“主旨”，被纳入“新旧生活对比”的简单的观念框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艺术创造力，没有体现出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发现。
另一位作家沙汀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四川农村生活，它们大部分收入《过渡》和《过渡集》这两个短篇集中。在沙汀的早期作品中，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沙汀在描述上保持朴素的写实风格，从表现对象日常生活入手，以简练、冷静的叙述来自然地展开故事。而1960年发表《你追我赶》，便转而追求明朗热烈的基调，着力去塑造“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形象。这一走向了虚浮和空洞的短篇，却为当时的批评界所赞赏。
纵观这一时期，作家大多不能保持自己的风格，文学创作没有创造性，艺术手法单调。很多知名作家在创作道路上受挫，一度陷入低迷，中国当代的文学发展进入了徘徊期。
题材的分类
对于小说作品来说，小说题材的选取，因其与特定的时代的紧密联系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题材”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程度，也是确立“文学方向”重要因素。
1949年的8月~11月，上海《文汇报》开展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也涉及了小说（以及戏剧等）的题材重点的问题。此后，围绕题材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文学规范的维护者和质疑者，总是把小说的题材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50年代末讨论茹志鹃的小说创作，题材问题也是争论的重要方面。60年代初又提出了“题材的多样化”问题。
在五六十年代，文学批评家对“题材”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大同小异。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以社会群体的政治活动，作为题材区分的根本性依据。在空间上分为工业、农业、军队、学校等；在时间上分为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等。第二，不同的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出现了“主要题材”与“次要题材”、“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的分别。在小说题材的选取中，现代优于过去，集体优于个人，劳动人民优于知识分子等等。
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多数是恪守着题材的这一分类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题材分类概念，如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工业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军事题材等。这些概念有其特定含义，它强调的是这些领域的社会政治活动。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的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另一方面则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很多作家深入农村实际生活，积极汲取农村生活经验。从而创作了大量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这一时期小说题材的分类原则，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极大地影响制约了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和小说的形态，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
小说的体裁
在小说体裁上，这一时期通常分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则被看作是一种不稳定的体裁，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没有受到重视。从1949年到1965年，这期间发表的中篇小说，大约有四百余部。较为知名的有《铁木前传》（孙犁）、《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来访者》（方纪）、《水滴石穿》（康濯）、《归家》（刘澍德）等。
长篇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原因在于长篇能较好地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对许多怀有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雄心壮志最为合适的形式。而短篇小说，因其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对社会政治的及时配合，而受到重视。此外，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因此，在五六十年代，还有了“短篇小说作家”的概念，被称为短篇小说作家的有赵树理、李准、马烽、王汶石、峻青、王愿坚、茹志鹃、林斤澜、唐克新、陆文夫等。
从50年代初开始，文学界针对短篇小说的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就持续不断。茅盾、赵树理、魏金枝、艾芜、沙汀、蹇先艾、骆宾基、侯金镜、周立波、孙犁、欧阳山、李准、杜鹏程等，都发表过有关这一论题的意见。1957年《文艺报》组织的短篇小说笔谈是讨论中重要的一次。对于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特质，即对它的结构形态做出界定，是讨论者最关心的问题。茅盾认为应从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即截取“横断面”来看待短篇的特征。侯金镜则主要从人物性格着眼，认为短篇是剪裁和表现性格的横断面和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横断面等等。他们或从对生活现象的处理，或从作品中矛盾的性质和展开的程度，或从人物性格的构成等不同方面，来强调短篇小说的“以小见大”、“以部分暗示全体”的特点。
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表现生活的“整体”和“本质”，是文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以敏捷、迅速反映生活见长的短篇小说，并不因此失去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和历史的“本质”揭示的可能。对短篇的这种讨论，推动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短篇艺术重视剪裁构思的潮流，并且出现越来越多的那种写“横断面”的“严格意义”的短篇。
在5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创作显得较为沉寂。《铜墙铁壁》（柳青）、《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等，是比较重要的几部。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长篇小说的数量大为增加，出现了一批体现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水准的作品。赵树理的《三里湾》出版于1955年，其后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欧阳山的《苦斗》（1962），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相对而言，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而短篇则更多关注“现实”，关注现实生活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境和事态。现实生活的状况，社会意识的变动，文学思潮的起伏等，在短篇中留下更清晰的印痕。在五六十年代，短篇创作更多的时候是在探索中前进，在有限的艺术革新中，又不得不受制于社会政治和艺术风尚的拘囿。
形态的单一化趋向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出现多种艺术形态。诸如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社会分析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京派小说，通俗小说，都市小说等等。
从30年代开始，强调写矛盾斗争、塑造典型人物的小说理论，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安排设计对立的人物冲突的小说，被称为“戏剧化”小说。这种小说理论，在40年代受到一些作家（如废名、周作人、沈从文等）的质疑，提出要“事实都恢复原状”，“保存原料意味”，写“不像小说的小说”。
进入40年代，现代小说更多地表现“都市市民日常生活”和“小市民的趣味”，体裁以言情、武侠为主，这些类型的现代通俗小说受到强烈地批判，逐渐失去生长的根基。50年代以后，写英雄典型、写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线索的小说，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留给“诗化”、“散文比”小说的发展空间已很窄小；那些侧重于描写复杂心理活动，表现内心矛盾的作品则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对它们的描写，“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观的真实而加以表现”，在艺术形式上也“支离破碎、朦胧滞涩”，是一种创作的“错误倾向”。而在作品“风格”上，奔放、宏伟是最必须提倡的。而沙汀式的写朴素叙事方式，被批评为缺乏理想、“沉闷艰涩”。
文学形态、风格的单一化状况，引起了很多作家的忧虑。为了改变这种现状。1959~1961年，有茅盾、欧阳文彬、侯金镜、魏金枝、细言（王西彦）、洁泯等参加了关于茹志鹃小说的讨论。人们对这位女作家的创作特点、视角、方法等进行了批评。批评家归纳茹志鹃的小说“特色”，进行了分类：人物形象上，塑造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表现的生活形态上，安排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风格则趋于柔和、雅致、清新。批评家们对于茹志鹃的小说特色在评价上产生了分歧，但是由于这种分歧有动摇文学方向的嫌疑，因而没有成功。
历史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
早在50年代，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置。
在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历史小说”，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风云初记》（孙犁，1951~1963）、《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红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等。
短篇小说方面，孙犁、茹志鹃、刘真、峻青、王愿坚、萧平等，发表了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小说，如《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三月雪》（萧平）、《万妞》（菡子）等。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他们大多真实地经历了所讲述的事件、情境。通过文字回顾光荣的“个人历史”，同时表达了作者参与革命进程。
此外，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其“真实性”受到严格的监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涉足这一领域的。
当时的批评家曾指出：“现在我们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革命历史小说”通过对历史“本质”真实的叙述，给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