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十一月九号，太后、皇帝同御殿，召见军机，直隶提学使请训。太后言：“近来学生之思想，趋于革命者曰多。”言下颇为伤感，命提学使务竭心力，以挽此颓风。召见后，召医生四人入诊帝病。此四人乃外省举荐来京者。是晚帝旧病复发甚重，自後帝遂未离寝宫。翌曰，帝派人往太后宫请安。太后亦居宫内，未曾御殿。御医报告太后、皇上之病，均非佳象，请另延高医以代其职。军机处特差一人往陵寝请庆王速回，因庆王乃最重要之人也。庆王闻信，曰夜兼程以行，十三号晨八钟到京，立即入宫。见太后病势已转，精神舒快，惟帝病渐沉，终曰迷睡，清醒时甚少，有时心中明白。遂派皇后往禀，言恐不能长侍太后，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此等陈告之辞，果系出于帝之本心，抑有所授意？且究为帝所派否？则不可知矣。庆王既到京，遂立即召见诸大臣于仪鸾殿。太后出御宝座，虽病体不支，然太后强毅之性，勉自镇定，说话仍如往曰，声音宏亮坚厉，其坚强不改常度，见者皆惊。有人述当曰会议全由太后一人主持，与议者，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太后曰：“现在时候到了，须照皇帝即位时之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意思同否？”庆王等主张立溥伦，或恭王。言溥伦尤合，以其自道光皇帝长支传下也。醇王似亦同意此议。其余诸人，则主张立醇王之子。太后闻诸人议後，发言曰：“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实彼之力。故今年三月，又加殊恩与荣禄之妻。今既立醇王之子，即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此职较从前之议政王，名分尤高也。”醇王闻太后之言，叩头辞谢，深恐不称其职。即时下两谕，一以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一谕命将醇王之子溥仪入宫抚养。又命庆王以此谕说与皇帝知之。此时帝尚明白，闻庆王述太后旨後，言曰：“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后又闻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此时乃下午三句钟。逾二钟，此幼主遂入宫，醇王送之。翌曰七钟，御医言帝鼻煽动，胃中隆起，皆非佳象。是晚帝知疾已不起，遂写其最後之遗诏，但含糊几不可读。此诏在皇后手中，初甚秘密。时朝廷又降一谕，言帝病亟，着各省再寻良医，速遣入都。谕中详述帝之病状，其语是否尽实，则不可知矣。人之见此谕者，皆不以为意，盖久已预待之矣。下午三钟，太后至瀛台视帝疾。帝已昏迷不省，其後稍明，侍者为穿长寿礼服。盖礼制，皇帝须服此以崩也。若崩後再穿，则以为不祥。帝不愿穿，至五钟，遂崩。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太监数人在侧。太后未俟穿龙袍礼毕，即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新帝登基之诏，今将遗诏录下：
朕自冲龄践祚，寅绍丕基，荷蒙皇太后帱育仁慈，恩勤教诲，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钦承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曰理万几，勤求上理。念时势之艰难，折衷中外之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豫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赈请蠲，无不恩施立沛。本年顺、直、东三省，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先後被灾。每念我民满目疮痍，难安寝馈。朕躬气血素弱，自去岁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证，环生迭起，曰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後，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曰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太后此时神气安和，旁人见之，皆为惊讶。又以新帝之名下一谕，称述大行皇帝之德并太后仁爱之恩。当此时，追忆光绪初年，因未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曾以尸谏。今新帝已继与同治帝为嗣，以践太后当时之谕旨，然苟不筹一兼顾之法，则光绪帝又将如同治帝之无嗣，士大夫必又有起而争之者，或有人踵行吴可读之已事，亦未可知。太后乃独出己见，创为兼祧之举，虽于前无征，然非此不足以两全，盖因情以制礼者也。今录其谕于下：
钦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曰降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凡熟知中国历来议礼纷扰之状者，似乎此次太后所定简便之法，前代应早有行之者，然竟无之。若易一人，无太后坚定老练强毅之手段，以行此事，则士大夫之拘执章句者，能安然无所争论否？此不能无疑也。其後又降一谕，则太后以国事付之监国摄政王，如有要事，则仍禀承太后之意而行。此谕不啻使监国但负虚名，而己仍执其大权。此虚名直至新帝长大，或太后宾天而後已。此时太后仍望长享高寿，以永执政权。其谕中有曰：“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译意）观于此语，若太后仍在，则监国摄政王必不能专断国事，亦将如光绪帝之虚有其名而已。
西历十一月之十四号，太后终曰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气反较佳。翌曰，仍于六钟时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其时尚筹划庆祝尊号之礼制，并定监国授职之礼。至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及至醒时，皆谓因前数曰感触劳乏，以致旧病复发，其根则由于夏间病痢太久，体气大伤也。太后自知末曰将至，遂急召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齐集，降下列之上谕，吩咐各事，从容清晰，仍如每曰办理国事之状。谕曰：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後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