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艺术是展览，不是教诲，好和歹全要描述，这样的描述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公正的：“公正组成一切道德。”“慈悲、人道主义、情感、理想已经骗够了我们。”（1871年10月致乔治·桑书）正确的表现本身就有一种力量，他不在小说中露面，无我是一种美德，杰作的诀窍就在于作者的性情与主旨的一致。他的小说艺术见解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他憎恨资产阶级；他喜爱人生的五颜六色；他认为世界在动乱中产生，然而他不了解工人运动。
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在1857年一出世，帝国法庭就向他提出诉讼，认为他诽谤宗教，败坏道德。官方的控告没有得逞，《包法利夫人》却受到评论家与读者的普遍的赞美。现实主义终于取得了胜利，福楼拜顿时成了文学巨人。作品详尽的心理分析，它的美不胜收的世态描绘，它的“外省风俗”（它的小标题）和人物的介绍，给作者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作者谴责了资产阶级在外省的一切作为，而自己又不出面嘲骂，只用笔墨写出无知的教堂，丑恶的高利贷商人，还有那些无耻的地主。但是最成功的还是包法利夫人的形象的塑造：一个农村少女，在修道院受过和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称的贵族教育（这是复辟时期）与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嫁给一个无能的农村医生做续弦。她的环境迫使她成为淫妇，在高利贷压榨与人情世故的冷落下，她终于自尽。小说的细节让人感到巴尔扎克复活了，作者的反复修改显然增加了它的艺术感染力。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把这部小说译成英文。
又经过5年的沉默，福楼拜发表了他的历史小说《萨朗宝》。批评家想不到这里是他们陌生的2000年前迦太基的内战历史，而且他仍然以现实主义者的手法，复活这场“最丑恶的，神人不道的战争……”（波利比奥斯的《通史》）。这是一场富商政权与它的雇佣军之间的残酷内战。福楼拜在这部历史小说上所下的功力，和他在当代生活小说上同样有声有色，恍如身临其境。他刻画元帅哈米加的忍耐与雇佣军司笛潘的狡诈，栩栩如生，全都统一在残忍之中。
这部小说并未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福楼拜把他的科学态度用在一个和近代人不相干的远古战争的题材上。不久他改变题材，又用了5年时间，写出了和1848年二月革命相关的《情感教育》，发表的时间接近1870年，拿破仑三世就要向普鲁土宣战，人们没有关心这部小说。福楼拜一直为这部现代小说郁郁寡欢，也一直在寻找它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是“透视的虚伪”，缺乏一个金字塔式的尖顶，他的心情是：“人家不懂这本书，我真不明白。”（1874年7月，致屠格涅夫书）这部小说的小标题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这个年轻人毛诺·福赖化芮克，他的性格象一张琴，人人可以弹出自己爱听的乐曲，然而和他本人无关。糟糕的是，他像一块软面，随人揉搓，还以为自己原来就是如此这般。读者对他不感兴趣。然而《情感教育》是一部巨著，一直写到第二帝国宣告成立为止。这一天正是街头屠杀的一天，书里唯一的正直人、一个小伙计、私生子杜萨笛耶却让叛变的工贼、帝国警官给开枪打死了。死前，他高声喊着：“共和国万岁！”我们的年轻人目睹了这场残酷的屠杀。
10年之后，赞誉这部小说之声开始响起，评论家邦维尔认为这是“没有小说化的小说”（邦维尔：《评论集》）。这部小说终于得到读者的认可。但作者在这里没有写到一个真正的工人，他更回避了6月血腥镇压。不过他让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怯懦与丑恶。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没有对福楼拜的创作产生影响，就在这一年，他第3次修改了《圣·安东的诱惑》。经过屠格涅夫和朋友们的催促，他决定在1872年发表。《三故事》是他最后成功的作品，每篇都代表一种格调，二种格调又建立在三种不同的题材上。
第一篇故事是《圣·玉连外传》是一个中世纪民间传说，有些类似古希腊的奥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样式。中世纪有两个特征，一是宗教蒙昧，一是崇拜武力；一方面民族动乱，一方面基督教全盛。福楼拜把玉连一生分为武士和教士前后两期。他先是杀人不眨眼，最后却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成了终日受良心谴责的人。福楼拜用科学和艺术手法描绘了这个故事。
第2篇故事《一颗简单的心》却深深地感动着读者。高尔基曾经问自己道：“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如像聋了和瞎了一样，……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些我所熟悉的简单的话，被别人放到描写一个厨娘的毫无趣味的一生的小说以后，就这样使我激动呢？”幼年的高尔基以为“这里一定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收在《论文学》一书中，1977年版）。这里没有什么“魔术”，而是他的朴素精到艺术：把一个可怜的女人的一生描写出来，语言平实，引人入胜。福楼拜总是同情那些“无知的下等人”，在《包法利夫人》的农业展览会中老妇人勒鲁领奖，和《情感教育》里私生子、共和主义者巷战殉难，就可看出来了。
第3篇故事《希罗底》（见于《新约》的《福音书》与《罗马人书》）和前面相反，写的是一天的事。这是一个忙乱、紧张的日子，他围绕约翰被杀的中心故事聚集所有可能聚集的事。泰纳写信给作者，称赞他说：“如今历史和小说不能分开，是的，不过小说要像你的写法那样写。”福楼拜在这里让艺术和科学依然密切结合，又使艺术成为艺术。
《布法与白居谢》是福楼拜最后的作品，他在去世之前，只差一章。他在这本书里，嘲笑资产阶级研究科学而无方法。他写了两个誊写生，有了钱，不誊写了，搞科学研究，最后什么也搞不成，仍然回去誊写。活跃在他想象中的不是事实，而是抽象的概念。他否定资产阶级活动的意义。这本书换一个题目，可以称为《理智教育》。
福楼拜尊重事实，他的隐居生活使他细细研究自己的作品，使其提高到一定地位。他曾说：“一切道德都是由公正组成的。”但福楼拜认为还有另一种置身于局外的公正。他以科学精神进入他所观察的资本主义社会。
龚古尔兄弟
埃德蒙·德·龚古尔，出生于1822年，茹尔·德龚古尔，于1830年出生，他们出生于贵族家庭。埃德蒙于中学毕业后进入财政部工作，由于热爱文艺，不久即离职。从1850年起，两人协力从事文学创作，最初几年写了一些不成功的剧本和小说，如轻歌舞剧《无题》和幽默小说《在一八XX年》等。1854年起，他们潜心研究18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艺术史，发表了《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1854）、《督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1855）、《十八世纪的艺术》（1859）等，整理并提供了一些很少为人所知的文献资料。
1860年以后，龚古尔兄弟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重要作品大多产生于60年代。《夏尔·德马依》（1860）和《玛耐特·萨洛勒》（1867）旨在说明文人独身的必要，但其真正价值却在于对当时巴黎文学艺术界的人物和风尚作了生动的描绘。社会意义比较突出的是《勒内·女普兰》（1864），通过姐弟俩的性格差异，直接批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低下。《翟米尼·拉赛特》（1865）是他们的得意之作，写一侍女在恶劣的社会风气毒害下堕落的过程。
茹尔于1870年病逝，埃德蒙因而搁笔多年，后才恢复小说创作。他的重要作品有《少女艾尔莎》（1877）和《亲爱的》（1884），前者写一改邪归正的少女因被迫杀人而被判死刑的故事；后者写一贵族妇人的生活。龚古尔兄弟认为小说应以现实生活为主，所以他们在动笔之前都要仔细研究。他们是文献小说的创始人。但是他们和自然主义小说家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创作中着力于用细腻的文笔表达感情，要求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艺术文笔”。
龚古尔兄弟分别于1865年，1875年发表了剧本《利埃特·马雷沙尔》和《祖国在危难中》，他们还将自己的一些小说改成戏剧。他们的《日记》于20世纪50年代出齐，共22卷，是研究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文艺界情况的宝贵史料。
凡尔纳
凡尔纳1828年生于南特市一个法官家庭。19岁到巴黎学习法律。毕业后不愿当法官，为剧院创作剧本。凡尔纳的作品有66部小说和若干剧本，以及一部6卷本《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他的主要成就总名为《在已知和未知世界中奇妙的漫游》，这是一套科学幻想和冒险小说，所写范围从地球到宇宙空间，从地质、地理到航海、航天，包罗万象。
著名的3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8）、《海底两万里》（1870）和《神秘岛》（1875）是凡尔纳代表作。《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写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跟随“邓肯号”船主战胜万难，在一荒岛寻找父亲的故事；《海底两万里》描写一艘构造奇特的潜水船船长尼摩，邀请生物学家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神秘岛》写探险者在荒岛上以集体智慧和劳动建立起幸福生活。
《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是凡尔纳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气球上的五星期》（1863）、《地心游记》（1864）、《从地球到月球》（1865）、《环游月球》（1870）、《十五岁的船长》（1878）、《蓓根的五亿法郎》（1879）、《机器岛》（1895）等。凡尔纳的作品以不同形式反映了历史事件，显示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进步倾向。他运用科学知识大胆地设想，这些大胆的科学设想，经实践证明，比较正确。
凡尔纳的小说，语言流畅、故事深刻动人。鲁迅很早就把《从地球到月球》介绍到中国，译名为《月界旅行》。他的很多重要小说都有中文译本。
泰纳
泰纳，1828年生于阿登省。他自幼聪颖好学，最初专攻哲学，后改向文学评论方面发展。1853年他通过博士论文《论拉封丹的寓言诗》，1860年作为专著出版，改名《拉封丹及其寓言》。他的文学评论的基本原则，系统地表述在他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1863~1869）的《导论》中。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产生受下列3个条件的制约：种族、环境与时代。泰纳不但运用上述理论来研究文学史，而且也把这些原则应用在艺术史、哲学史等方面。
泰纳曾陆续发表了研究希腊、意大利和荷兰等国艺术的著作。这些著作后编为《艺术哲学》出版。
泰纳在1870年发表的《论智慧》，是他长期研究哲学的成果。在这部著作中，他致力于阐明人的智力活动是生理活动的结果。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拿破仑第三全军覆没，普鲁士军队入侵法国，法国人民遭受惨重的灾难。为了探索法国之所以“衰落”的原因，泰纳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当代法国的起源》。在这部史学著作中，泰纳把法国遭受浩劫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上不断的动荡不宁。他的意思主要是指人民的革命运动。他的史学观点后来被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作家保尔·布尔热和莫里斯·巴雷斯等人所利用。
泰纳的其他文史论文编为《历史与批评文集》（1858）和《历史与批评新集》（1865）出版。
泰纳是企图用“科学”观点建立系统的理论基础的第一人。但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单纯地由于他的理论体系，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文笔。他的评论文章条理分明，深入浅出引起强烈反响。
左拉
左拉，1840年4月12日生于巴黎。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希腊人。7岁时，父亲病故，他和母亲在外祖父的接济下生活。他在中学求学时已显露文学才华，试写了一部历史小说、一些诗歌和一出喜剧。1857年，他随外祖父和母亲迁居巴黎，靠助学金读完中学。1862年进阿谢特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诗作出众被擢升为广告部主任。这期间他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最初几年，左拉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依的故事》（1864）和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一个女人的遗志》（1866）、《马赛的神秘》（1867）。那时左拉对社会题材产生浓厚的兴趣。《克洛德的忏悔》描写一个女子的堕落和悔悟，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已见端倪。警方认为此书“有伤风化”而进行调查，又发现左拉为第二帝国的反对派报纸撰稿，并与共和派进步人士交往甚密，迫使左拉于1865年辞去书局的职务。
左拉最崇拜《人间喜剧》的作者、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但他并不满足于模仿前人。他立志自己要在文学上创作自己的风格。60年代，在法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下，文艺理论家泰纳在《艺术哲学》等著作中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文艺问题，指出种族、时代和环境对作家及其作品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生理学家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力倡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上应用科学实验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小说家龚古尔兄弟连续发表了几部以对人物进行病理分析为特色的小说。在他们的影响下，左拉提出他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认为，既然可以用实验方法认识物质世界，也可以认识“情感和精神的生活”；他主张小说家应以事实为依据，成为“人和人的情欲的审问官”；他重视搜集资料，做一个“科学家”，而不对所写事物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他尤其强调生物学的决定论，认为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会行为。
左拉根据他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写了《黛莱丝·拉甘》（1867）和《玛德莱纳·菲拉》（1868）两部长篇小说。前者被作者称作“对生理学一种病况的有趣研究”，后者则是研究隔代遗传对人的影响。这两部小说并未引起读者的兴趣。
左拉从1868年开始，准备写一部《人间喜剧》式的连续性的大型作品——《鲁贡玛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先攻读生理学，研究了大量的病例和史料，还绘制出一幅鲁贡玛卡家族世系分支图表。按左拉的预想，这部巨著将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它将首先“研究一个家族中的血统和环境问题”，其次是“用事实和感觉描写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并且在各种风俗和事件的细微末节中刻画出这个时代”。
从28岁到53岁，左拉在25年的时间内，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它包括20部长篇小说，出场人物达1，000余人，题材几乎涉及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社会的政治、军事、宗教、商业、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描写了上流社会和工人、农民等各种人物及其生活。这些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自然主义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但在其中一些出色的作品里，无疑是病理研究让位给了社会研究，生物学的决定论让位给了社会环境的决定论，“家族史”让位给了“社会史”，现实主义终于取得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