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斗争中，宁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为这事曾经自己抽过自己的嘴巴子，他骂自己嘴长了惹是非，裤腿长了刷露水，都怨自己爪子长，写的什么剧本，登的什么报。他的被打成右派，根源就来自于自己那几个发表过的剧本。反右斗争中被人抖落了出来，逐字逐句的分析，逐条逐段的批判。结论有三条：歪曲劳动人民形象；散布反党言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对于宁先生来讲，戴帽子的事他满不在乎，反正一顶也是戴，两顶也是戴，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你们的便。然而对于宁奇来讲，影响太大了。在学校除了承受繁重的课业负担，还要承受来自于这顶帽子的精神压力，红五类的子弟和黑五类的子弟处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
宁奇坐在第二排，他背后坐的是一个男生，叫杨来喜。杨来喜比宁奇大两岁，个子比他高出一头，身体很健壮。他爹是公社党委书记，是这里最大的官，他自然就成了班里最红的红五类。杨来喜是个独生子，家庭的娇生惯养让他滋生了一身的坏毛病：恃强凌弱，打架斗殴。若论学习，门门功课要一头没一头。他坐在教室里就像蹲了监狱，纯粹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他最爱欺负宁奇，他动不动站在宁奇的面前唱：
右派分子野心大，
张牙舞爪想干啥？
右派分子野心大，
张牙舞爪想干啥？
他就会唱这两句。他对着宁奇唱，似乎宁奇是右派分子的儿子，他理所当然地就是个小右派。宁奇恼火极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反击的能力，也没有反击的胆量，只能扔给他一瞥不屑的目光，远远地离开他。宁奇有自己的主意，咱好脚不踏臭狗屎。
杨来喜爱欺负宁奇，也有向宁奇求助的时候。每天的自习课上，他都死缠硬磨让宁奇给他讲题，宁奇不讲，他的作业就完成不了。要说杨来喜天不怕地不怕那是假话，他还是怕一个人，那就是班主任李松老师。李松老师不管他是谁的儿子，作业完不成，他照样可以把他留在学校，啥时候完成啥时候回家。
这天下午的自习课上，全班同学都在静悄悄地做作业，杨来喜抠了一阵头，左右前后环视一周，捣着宁奇的脊背说：“右派右派，这个题咋做？”
宁奇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回了他一句：“让右派讲题，你就不怕右派把你给教成了坏人？”
杨来喜一听宁奇话中有话，骂道：“妈的，爹们让你讲题是抬举你，你还敢给爹们拿臭架子，看爹们不宰了你。”说着，从抽屉里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在宁奇的脖子上左一下右一下的比划起来，嘴里唱着：“右派分子野心大，张牙舞爪想干啥？”
宁奇气急了，一股热血直冲脑顶。他猛地回身，一把夺过杨来喜的刀，朝着他的脑袋砍了下去，只听得“咔嚓”一声，刀断了，紧接着，一缕鲜红的血顺着杨来喜的脑门流了下来，直往桌子上滴嗒着。宁奇一下子惊呆了，全班的同学看傻了，没有同情也没有救助。这是全班同学最愿意看到又最怕见到的一幕，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杨来喜做梦也想不到弱小可欺的宁奇会作出如此的反抗。当鲜血流下来的时候，他吓得差点儿倒了下去。他抱住流血的头，杀猪一般哭喊着，向公社大院跑去。
杨来喜玩的是他爹给他买的一把木头刀，这把刀制作得很逼真。让宁奇没有想到的是，木头刀也能砍出血来。当初自己被“猪”叮了的时候，血顺着脑门流下来，他没觉得怎么样，现在看见杨来喜流血，他害怕了，他知道他把乱子闹大了。如果把这件事情再牵扯到家长头上，事件的性质就是阶级报复。
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茫然无措，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他坐在座位上，一个人痛苦地思索着。
他想到了李老师。这件事情的发生肯定给李松老师带来麻烦。他的班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学校要追究他的责任，公社也饶不了他。他觉得他最对不住的就是李松老师，他肯定会让他很失望。他不能连累李老师，他背起书包回了家。他决定，他永远不再踏进学校大门，他觉得这是他最明智的选择，与其等着人家来整治，不如一走了之，兴许自己的离去，会一了百了。
事情并不像宁奇想象得那样简单，宁奇前脚离开学校，后脚公社的文书领着头上缠满纱布的杨来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文书传达了杨书记的指示：“书记说，杨来喜的流血事件，不是一般的学生打架斗殴事件，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两个阶级、两个阵营间斗争的反映。书记要求，学校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深入调查，严肃处理。从这次事件中，反映出学校管理上的薄弱与松懈，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校长和班主任要写出深刻的检查和处理结果一并上报公社党委。”
华校长连连点头：“我们马上就查，马上就查。”
送走了文书，华校长立即叫来李松老师。李松老师已经到班里进行了细致的了解，正准备来向校长汇报。他向校长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宁奇拿木刀砍了杨来喜的头是不对的，错误主要在宁奇一方。但是事出有因，杨来喜不好好学习，扰乱宁奇还恶语伤人，是事情的起因。从这个角度上讲，杨来喜也不是没有责任。我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要说错误，两个人都有，好在伤势不重，不会造成很大影响。”
校长拍着桌子站了起来，吼道：“还没造成影响，人家公社书记已经派人来兴师问罪了，你知道吗？”
听校长一说，李老师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过他很平静，他说：“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班上，我要承担主要责任。是我治班不严，给学校抹了黑。”
华校长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先别忙着承担责任，咱们得先商量商量后面的事情怎么处理。”
李老师不假思索地说：“后面的事我都想好了，杨来喜的医药费由我全部承担，他拉下的课程，我每天放学后上门为他补习。”
“那么宁奇怎么处理？”华校长问。
李老师说：“宁奇已经背了书包回了家，听同学们说，他说他回去再不来了，同学们拉都拉不住。”
华校长听罢，一句话也没说。李老师也不说话，静候着校长的反应。两个人静静地坐着，房间出奇的安静。坐了有一根烟的工夫，校长开口了：“你说说，宁奇回了家这事就算是了了吗？”
李老师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我要把宁奇找回来。”
校长眼睛一亮，追问道：“找回来怎么处理？”
李老师说：“首先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晓之以理，让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然后呢？”华校长问。
“然后正常上课。”
华校长端详着李老师，好像要从他的身上和脸上找出什么东西来。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正常上课？说得轻巧。”
李老师急了，他问华校长：“那你说你们打算怎么处分宁奇？如果学校迫于压力开除了他，那么世界上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公道？真是这样的话，我李松卷起铺盖走人，这样的学校我无法呆下去。”
李松已经像一头被激怒的大红公鸡，脸红脖子粗地站在校长面前。华校长却显得十分平静。他拍拍李老师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不要激动，遇事一定要冷静。今天的事就说到这里，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
这一夜，校长办公室里的灯亮了个通宵。第二天刚一上班，他手里捏着一卷材料，急急地走进公社大院，直向书记办公室。不大的工夫，书记办公室里传出了杨书记和华校长的争论声，声音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听得出，双方火气都很盛，引来了路人和学生们的围听。
只听杨书记讲道：“你必须搞清楚，你们学校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教育必须首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你们为谁服务了？你们只管教书，不抓阶级斗争，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的校长同志。”
华校长争辩道：“几百学生的一所学校，哪有勺子不碰碗的？学生之间打打闹闹的事也是避免不了的。再说，学生之间的打闹也不是家长教了他们干的，书记如果就这件事上纲上线，我这个校长可担待不起。”
杨书记声音提高了：“你怎么能把如此重大的问题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孩子们之间的事呢？我问你，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的立场站到哪边去了？立场出了问题，你这个校长还想不想当了？嗯？”
华校长没有争辩。只听得“啪”的一声，是纸张拍在桌子上的声音，接下来是华校长的声音：“如果书记一定要兴师问罪的话，我身为一校之长，这件事的责任我全部承担。是我没有把学校治理好，是我没有把学生教育好。当然，在没有教育好的学生当中，贵公子杨来喜就是一个，按照校纪校规，开除学籍早就绰绰有余。这是我上报给党委的两份材料，一份是事件的调查和处理结果，一份是我本人的检查和辞职报告。”说完，推门走了出来。
一出门，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得说不出话来。公社的院子里站满了学生和老师，静悄悄地听着书记与校长的争论。看见校长出来，他们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没有欢呼，没有问候和安慰，连一声咳嗽都没有。人们目送校长顺着通道向前走去，走去……
事情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宁奇终于被李松老师“请”了回来。当他知道了老校长和李老师为他所作出的一切的时候，他的心再一次被震憾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平时看上去慈祥懦弱的老校长，到了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平时看着冷峻严厉的李老师，到了紧要关头竟然像一头护犊的猛牛，甘愿把所有的凶险揽到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