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在宁夏一所极不起眼师范专科学校系统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西南联合大学及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费孝通、冯友兰等大师。走上工作岗位后，其间虽说曾两度深入彩云之南，走进春城昆明，但因种种原因却没能双脚踏上“联大”旧址，实地感受体验一回其不同凡响的历史魅力。历经别样一种“相思”煎熬，2005年暮秋第三次走进昆明，我才实现了这一愿望。
地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被云南省委宣传部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联大”旧址并非我想象的那样，有饱含沧桑，古色古香的楼宇；有铺陈有序，规模宏大的讲堂。确切地说，整个“联大”旧址，除了“一二·一”四烈士墓，李公朴先生墓，闻一多先生衣冠冢，三间土木结构，素泥抹墙，铁皮覆顶，摆放着简单桌椅板凳的教室和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联大”纪念碑等历史遗迹，剩下的就是近些年修建添设的石刻碑廊、镌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字样的校门和“联大”历史陈列馆。
作为一处有着不平凡历史纪念意义的革命遗迹，这里虽然不买门票，但前来参观凭吊的人并不多。留心观察，除了或背诵英语单词，或朗诵文学篇什，或私语谈心的学子外，那天一个下午，我看到的唯一一拨参观者便是来自台湾阳明大学医学院的20多名师生。
告别“联大”旧址，走出造型别致，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武装起来的“联大”历史陈列室，随后几日，当我一边沿着当年闻一多、陈寅恪、朱自清、钱钟书等大师所走过的路，在这方独具魅力城市流连徜徉，一边披览林林总总相关历史资料，我始猛悟这看似不起眼的“联大”旧址，其实是一方曾经承载过中华民族未来与希望的边陲圣土。
岁月的涛声虽然远去了，但无数钢铁一样的事实证明，那是一段永远刻写在每一个有血性、有良知、有记忆力的中华儿女心上，无法用常规语言来形容表述的屈辱历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南侵，平津危在旦夕。巢倾卵覆之际，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奉命迁往湖南，组建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但随着战事变化和前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1938年2月，长沙“临大”决定：所有“临大”师生分水陆三路远迁云南。即一路沿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过安南（越南）进入云南；一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安南入云南；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湘黔滇入昆明。
敢设想在国难当头，烽火连天，交通不便，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成百上千师生众志成城，徒步进行的这场大迁徙、大转移是怎样一种情景吗？不敢设想！
但靠着一种信仰，一种气节，一种精神，一种崇高的理想追求，历时2个多月，行程3000多公里，三路迁徙“队伍”还是翻山越水，如期抵达云南并在昆明组建了新的“西南联合大学”。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我要以一切拥抱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虽然没有任何一位直接参与过这次大迁徙的当事人，给我绘声绘色，描述讲解其中的艰辛与悲壮，但著名诗人穆旦名曰《赞美》的诗篇和“联大”历史陈列室内有机玻璃后面一幅幅泛黄的黑白照片、一件件弥足珍贵的实物提醒告诉我，称此举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次长征”，并不是哪一个人隐含个人特殊情感的溢美之词，而是一种现状写真。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
说实话，那天第一次在“联大”历史陈列室读到这句话，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及至随后一边读张曼菱女士编撰的《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一边在滇池、大观楼、圆通寺、陆军讲武堂、西仓坡等地游览逗留，我才体会到了这句话后边所隐藏的真正含义——为躲避日寇轰炸，当时“联大”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学生都散住在昆明市及周边的古迹庙宇和老乡家里，自己在“联大”旧址看到的那排素泥抹墙，铁皮覆顶的教室在当时并不多见。
即便我十二分地明白大量铺陈罗列“联大”师生艰辛的学习生活不是我所写这篇文章的主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把这种艰辛困苦通过另一种方式告诉你。
这样琢磨思考着，随之，我在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新校舍》和云南女作家张曼菱编撰的《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里找到了答案——
“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昆明气候温和，冬天从窗洞吹进一点风，也不要紧。宿舍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40人。”
“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个箱就够用了。上面一个，面上糊一层报纸，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
“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叮叮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
以上是汪曾祺纪实散文《新校舍》中“联大”学生的生活情景。教授们的生活又如何呢？请听张曼菱的叙述——
“朱自清先生在昆明时，冬天为了御寒，以一赶马人披的毛毡披在身上，穿街越城去上课，成为昆明一景。”为解决生计问题，“闻一多与夫人将门前空地围上小篱笆，种起了西红柿。”面对断炊威胁，万般无奈之际，他替人治起了印章，并贴出了由浦江清起草，有梅贻琦、蒋梦麟、朱自清、熊庆来、冯友兰等人签名，旷古难觅的“金石润例”（治印收费标准）。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每天“都要乘着马车赶到城里去上课。一次，因为道路坎坷，吴先生从马车上摔了下来，当场昏迷成脑震荡。次日，吴先生依然前往学校上课，也依然乘着马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为维持生计，挎着篮子在昆明街头步行40多分钟出卖自己亲手制作的糕点；古汉语专家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则为驻昆明的美军军官刺绣手帕，换取糊口银钱……
“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面对日寇的轰炸，面对饥饿，面对死亡，“联大”的教授们刚毅坚卓，贫贱不移，表现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高风亮节。他们在学生和当地百姓面前，已经不仅只是一些有学问、有本领的人，而是崇高的承担民族命运的中流砥柱。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
也正是靠着这样一种精神，其间“联大”人在昆明建立了农业科学、航空、无线电、冶金和社会普查五个研究所。物理学家吴大猷在永丰寺的土屋里组装成了大型色谱仪；社会学家费孝通写出了《禄田农庄》、《内地农村》；潘光旦写出了《优生原理》，编译了《性心理学》；哲学家冯友兰写出了《新理学》、《贞元六书》；金岳霖写出了《论道》；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出了《〈九歌〉研究》；历史学家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汤用彤写出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数学家华罗庚完成了《堆垒数论》……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梅贻琦语）
8年“联大”，三所学府“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8年“联大”，先后进入“联大”学习的学生有7000多人，毕业于“联大”的学生有3000多人，有800多人投笔从戎，由“联大”奔向了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
8年“联大”，其中走出了157位两院院士，两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及一大批革命家、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8年“联大”，联大人把科学、民主、进步的火种播遍了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的山山水水。
8年“联大”，是中华民族的幸运，是中国教育的奇迹，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永恒的荣耀！像“联大”这样饱经苦难，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高等学府，在我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它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科学文化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联大”旧址，西仓坡；西仓坡，“联大”旧址。流连徘徊，寻寻觅觅。就在我踏着暮色，来回奔波，苦苦寻找8年间“联大”始终朝气蓬勃，弦歌不辍的真谛；寻找李公朴、闻一多、朱自清由文人而成为卓越战士的确切答案之际，我不禁联想到了下时下全国几乎所有高校的扩招扩建，联想到了在“教育产业化”思想支配下各高校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收费竞赛，联想到了一些有极高知名度高等学府连续爆出的学术丑闻，联想到了部分高校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
身为一介草民百姓，按理说我根本就不具备说这些话的底气与资格，但是，只要一想到西南联大，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国家的前程，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杏坛”的纯洁而筚路蓝缕，奋斗不息的先生教授，我总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揖别“联大”旧址，我别有一番滋味绕心头！
昆明—大理—丽江；济南—青岛—北京。
近一个月时光转瞬即逝。返回银川，2005年冬天，就在我加班加点赶写这篇关于西南联大“读后感”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某网络上，我意外发现了这样一条信息：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科技界真理斗士”美誉的邹承鲁先生，曾对国家有过这样一个庄重的建议——应在“联大”旧址或云南师大基础上再建一所西南联大。甚至连教师问题邹先生都想好了——抽调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教师轮流执教。
我尊重并深深理解邹承鲁先生特殊的情感和愿望。但以目前国家和地方的财力现状，以及整体高校规划布局是否真有必要再建一所西南联大，我没有想，也没敢多想。不过，我想到的是，为了一种精神和气脉的光大延续，国家教育部门和云南省政府首先应下大气力将“联大”旧址再认真规划修葺一番，以供全国各高校领导、师生和中外游客凭吊参观。
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