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之前的炼丹术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283年出生，是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为东晋医学家和道教炼丹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道教和道家不是一回事。道家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楚国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创始的，其代表作品是《道德经》，这本书虽然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宣传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也有些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的观点。
庄周是战国时期思想家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周（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宋国人，著有《庄子》一书。他用相对主义的方法宣传和老子相同的世界观。道家在政治上消极，反对社会进步，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
道教不是一个思想流派，而是一种宗教派别，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形成于东汉时期。
道教是由黄老学说和巫术结合而形成的。黄老学说是假托黄帝和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学说。西汉初年，士人陆贾曾根据黄老学说，给刘邦写了12篇论文，要刘邦实行“无为而治”，成为西汉初年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指导思想。
巫术起源于巫，巫是古代对能以舞姿使神降临的人的称呼。商朝的时候对巫非常重视，到周代巫的地位就逐渐低了。秦、汉以后，巫和巫术主要在民间保存了下来。
我国最早的道家经典是《太平清领书》。这本书是东汉顺帝（公元126年—公元144年）时，琅玡（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县北）人宫崇向朝廷进献的他的老师于吉所得到的一本书，共一百七十卷。现在保存下来的只剩下了57卷，并且易名为《太平经》，但是基本上保存了这本书的面貌。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是认为天地万物都受于元气；阴阳交感，五行（金、木、水、火、土）交配，然后产生万物。人们行事都要顺应这五行的道理，不应当逆天而行。
这本书又说太平气就要来了，将要有大德之君出世，实现太平盛世。东汉末年，张角就曾经根据这种说法来组织太平道，作为发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
张角的太平道是东汉末年道教的一个支派。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三大支派：第一支是张角为教主的太平道，在黄河南北传教；另一支派为天师教，也称为五斗米道，以张修和张鲁为教主，在汉中、巴蜀一带传教；第三支派以于吉（不是宫崇的老师）为教主，在长江下游传教。三派的信徒大多是贫苦农民，这些信徒后来多数成为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主力。
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的状态，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道教也有了发展。但道教开始分为两派：一是祈祷派，主要在农民群众中传布，他们用道教的符水治病，叩头思过，属于秘密结社的性质；另一种是炼丹派，主要为士人所信奉，讲求炼丹、辟谷（通过行导引之术，不食五谷，“辟”即“避”）、导引之术（气功），以求延年益寿。
这一派多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生活需要服务。
炼丹术是化学的原始形式。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就有了炼丹术。到了汉代，在封建帝王和豪强贵族的资助下，炼丹术，无论在实践上还在理论上，都为后世炼丹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桓帝（公元147年—公元167年）前后，有个叫魏伯阳的炼丹术士，据说是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虽然高贵，却性好道术，不肯做官，闲居养性，当时的人也不知道他的行止，也不知他师承于何人，但是，他很善于文词，和官吏们也有些来往，曾经把他撰写的《周易参同契》“密示”给青州（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徐从事（州郡长官的僚属），徐从事就“隐名”为这本书作了注。后来，魏伯阳又把这本书的内容传授给同郡的淳于叔通（又名淳于斟，或淳于意），于是这本书就在世间流传下来。
魏伯阳所撰写的这部《周易参同契》是世界炼丹史上最早的一部理论著作，历代的炼丹家对这本书都很重视，把这本书称为“万古丹经王”。
《周易参周契》这本书一共有6000多字，书写的句式有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韵文，有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还有离骚体（仿照屈原《楚辞·离骚》的一种文体）。这本书采用的是古代的词韵，非常难懂，并且采用了很多隐语。后来，有很多人为这本书做了注解，只有依靠这些注解，才能把这本书读懂。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一部用《周易》的理论、道家哲学和炼丹术三者参合而成的炼丹修仙著作，中心的理论只是修炼金丹。
《周易参同契》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炼制“还丹”，叙述得比较详细。
炼制这种“还丹”，要分为三变，第一变是把15份金属铅放在反应器的四周，加入6份水银，再用炭火加热，就生成了铅汞剂。因为魏伯阳认为“火”也参加反应，也是一种反应物，所以他说，要用6份炭的炭火微微加热，铅和水银、炭火这三种“物质”相互“含受”，才能够发生变化而生成铅汞剂。
第二变是随着火力的增大，水银逐渐被蒸发掉，铅被氧化为一氧化铅和四氧化三铅，反应完毕时，主要生成黄丹，也叫黄芽。第三变是把第二变的产物铅丹和9份水银混合、捣细、研匀，再把这种混合药料放进丹鼎中，密封合缝，一定要让它不开裂，不泄气，然后加热。先文火后旺火，日夜察看，注意调节温度，反应完毕，丹鼎上部得到红色的产物就叫“还丹”。这种“还丹”实际就是氧化汞。
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认为，汞容易挥发，铅丹能与汞在高温下作用，生成不易挥发的氧化汞，因而汞被铅丹“制服”住了。
魏伯阳还采用了并不恰当的类比方法，来阐述服食金丹后能使人长生不老的原因。他认为，既然黄金是不朽的，还丹又能发生可以逆转的循环变化，那么服食了黄金和还丹后，就能使人身不朽和返老还童。在我们今人看来，魏伯阳是把黄金和还丹的性质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来，企图达到长生的目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而且是荒谬可笑的，但在当时有些人对这种说法是深信不疑的。
魏伯阳在阐述炼丹术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时认为，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炼丹的过程就像用黄檗（树皮内裹深黄色）可以做黄染料，煮皮革可以做胶，用曲蘖（酒母）可以做酒等等一样，是自然所为的，不是有什么邪门伪道。他还把阴阳五行学说用来解释炼丹术现象，认为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都是“五行错王，相据以生”，是阴阳相须，彼此交媾，使精气得以抒发的结果。
除了阴阳五行学说，魏伯阳还提出了相类学说。所谓相类就是说阴阳相对的两种反应物质必须同时属于同一种类，“同类”的物质才能“相变”，“异类”物质之间则不能发生反应。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他这个相类学说是我们今天的化学亲合力观念的前身。
魏伯阳还认识到物质起作用时比例很重要，他还观察到胡粉（碱式碳酸铅）在高温下遇炭火可还原为铅等化学现象。他还在《周易参同契》中记述了升华装置（丹鼎），把丹鼎看作一个阴阳变化、万物始终都在其中的缩小的宇宙。
魏伯阳认为修丹和天地造化是同一个道理，易道和丹道可以相通，所以他用《周易》的道理来解释炼丹的道理。这使复杂的炼丹术变得更加神秘起来，对后世炼丹家的哲学思维很有影响。魏伯阳主张采用铅汞作为炼丹的主要原料，所炼得的丹药是氧化汞之类的毒药，限制了炼丹实验的范围，还导致了服丹中毒，在实际上对炼丹术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东汉末年，还有位方士叫左慈，庐江（治所在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字元放，年少时住在天柱山（在安徽潜山县西北），研究学习炼丹、补导之术，他的弟子葛玄，字孝先，后世称之为葛仙公，传说师从左慈得《九丹金液仙经》，修炼成仙，又称为太极仙翁。葛玄就是葛洪的从祖父。葛玄又把他的炼丹术传给弟子郑隐（字思远），郑隐是葛洪的老师。
青年时代
葛洪的祖父名叫葛系，曾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当大鸿胪（典乐官），父亲名为葛悌，原来也曾在吴国当官。
公元280年3月，西晋的龙骧将军王浚率水师到达吴国建业的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的清凉山），吴主孙皓被迫投降，吴亡，西晋统一了中国。
葛悌在吴亡以后到西晋去做官，官至邵陵（治所在今湖南邵阳市）太守。
西晋统一中国以后，在十年之内，全国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大封宗室为王，让他们统帅中央的兵马，镇守要害之地；或者把他们调进京师，掌握大权。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拉拢党羽，结成一个个政治集团，互相倾轧，钩心斗角。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历史上称为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由他的外祖父杨骏辅政。皇后贾南风荒淫凶残，是个野心家，为了专权，她在公元291年召都督荆州（在今湖北、湖南一带）诸军事楚王司马玮入京，杀掉杨骏。从此开始了以争夺最高统治权为中心的“八王之乱”。
葛洪的家中也是祸不单行，他13岁时，父亲葛悌去世了，家境开始贫穷起来。但是，葛洪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他为了学习，白天到野外去砍伐薪柴，然后到市场上交换一些纸笔，晚上回到家中读书学习，在逆境中发愤图强。
葛洪在16岁时，开始读儒家的《孝经》和《论语》，他还发奋要把五经（《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都精读下来。
葛洪虽然这样刻苦地学习，但是，要想凭借自己的才能走上做官从政之路，却是十分困难的。原来，早在三国时期的魏国，魏文帝曹丕就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官吏的制度。就是中央一些官吏兼任原籍所属郡的“中正”，由他们察访本郡有才能的人，列为九等，以备选用。虽然“九品中正制”开始时选用人才的原则是以人才优劣为标准，但是，到了曹魏后期，尤其是到了西晋，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正官一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当时有个叫段灼的人就曾对晋武帝说过，现在台阁（尚书台）选举，只是为了塞人耳目。九品访人，只问中正官，所以位据上品的，不是公、侯的子孙，就是当政者的子弟。在这种情况下，贫苦人家的优秀人才，怎么能够选得中呢。这样，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葛洪的家庭已走向衰落，虽然他有很多学问，但是，他深知自己无法通过做官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他立志为文儒。他认为，他自己缺乏做官从政的才能，因此以不去做官作为荣耀，而是把著书立说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是，开始时，他还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
然而，葛洪在十八九岁时，到了庐江的马迹山，拜了方士郑隐为自己的老师，做了郑隐的助手。葛洪在郑隐这里接受了《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洞玄五符》等道家书籍，还接受了《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黄白中经》等炼丹术著述，从此，葛洪开始由儒家思想转向道教炼丹派。
这时，西晋的政局非常混乱，不仅是“八王之乱”越演越烈，还爆发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原来，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统治者为了控制他们和补充中原的劳动人手，还招引或强迫他们迁到黄河流域居住。主要内迁的民族有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个少数民族，历史上把他们称为“五胡”。这些民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到汉族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生活十分痛苦。在“八王之乱”时，他们也被利用参加混战。
公元294年—296年，匈奴人在谷远（今山西沁源）、氐和羌族在关中先后起义，众至数10万人。公元301年，宗贝既巴）人在李特的领导下起义，大败晋军，攻占广汉，进围成都。
公元303年，义阳（治所在今湖北枣阳东南）蛮（我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张昌在安陆县（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北）石岩山也聚众起义。张昌的部将石冰率领一支人马向东进击，攻破了西晋的江（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扬（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二州。当时，西晋的吴兴（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和议郎（负责皇帝的顾问应对）周棨共同起兵讨伐石冰。顾秘听说葛洪很有才能，就邀请葛洪为将兵都尉（临时设置的一种官职，负责辅佐郡守并指挥全郡的军事）。
葛洪出于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击溃了石冰部的农民起义军。因为战功卓著，西晋朝廷升他为伏波将军。这时葛洪已经沉迷于道教炼丹术，没有把功赏看在眼里，而是投戈释甲，打算到洛阳去，搜求各种道教异书来增广他的学问。
然而，葛洪的想法终于落空了。
原来，司马玮杀掉杨骏后，朝廷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共同辅政，贾后仍未掌权。她又让晋惠帝密令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和卫瓘，贾后又以“擅杀”的罪名杀掉司马玮，从而夺得大权。此后，赵王司马伦又捕杀贾后，废掉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冏在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在邺（今河北临漳），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中，相继起兵讨伐司马伦。于是战火从洛阳迅速燃遍大河南北和关中地区。在战争中，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先后被杀。李特这时自称益州牧，建立农民政权。李特战死后，其弟李流率领部众继续战斗。李流病死，李特之子李雄为首领，攻下成都，自称成都王。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汾河流域起兵，自称汉王。黄河流域陷入了混战的局面，从江苏到洛阳的道路被战争阻隔了。葛洪由于无法北上洛阳，只得在徐（治所在今江苏徐州）、豫（今安徽、河南、湖北一带）、荆、襄（治所在今湖北襄樊）、交（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广（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数州之间周旋，先后接触了几百名流俗道士。
公元306年，葛洪来到了广州，向南海太守鲍靓（字太玄）学习神仙方术。鲍靓见到葛洪后，很欣赏他的才能，非常器重他，不仅把自己的本领传授给他，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葛洪为妻。
这时，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了晋惠帝，另立皇太帝司马炽为帝，历史上称为晋怀帝。前后混战了16年的“八王之乱”虽然结束了，这场大破坏造成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葛洪从广州返回故里后，潜心修行著述10余年，又由于瘟疫流行，葛洪还综练医术。
在葛洪潜心修行著述的十几年里，西晋的政局更加混乱。成都王李雄改称皇帝，国号大成。公元308年，刘渊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公元310年，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第二年，刘聪派他的族弟刘曜攻破了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杀死了西晋的官民3万多人，洛阳化为灰烬。
西晋在关中的官僚又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历史上为晋愍帝，建都在长安。公元316年，刘曜又攻入了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灭亡了。
公元317年前后，葛洪终于写成了他的《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神仙传》10卷，以及医书《玉函方》100及《肘后备急方》3卷。
